觀點投書：被推到最前線的刑事司法─當羈押成為治理的替代方案

近年在毒駕、詐欺、酒駕與兒少性剝削等高度關注案件中，台灣社會逐漸出現某種熟悉的治理圖像：新聞連日追蹤、社群輿論沸騰，主管機關隨即宣示「強力掃蕩」、「零容忍」、「從重量刑」，檢警則啟動專案行動與大量聲押，以回應社會的憤怒與不安。當毒駕被納入預防性羈押的適用範圍後，這種氛圍更加鮮明。

需要思考的，或許不在於羈押數量的增減，而是台灣的治安治理模式，為何愈來愈傾向在問題爆發之後，才把刑事司法推到最前線，當成最主要、也最可見的政策工具？

從詐欺到毒駕，這樣的模式不斷重演。面對爆量成長的詐欺案件，政府持續強調重刑、掃蕩與羈押，大量車手、人頭帳戶與機房成員被送進看守所。然而，詐欺產業並未因此明顯削弱。原因在於，真正支撐詐欺市場運作的，並非那些可以快速替換的末端角色，而是跨境金流、平台流量、地下數位市場，以及高度分工的黑色產業鏈。

毒駕問題也呈現相似結構。以依托咪酯為代表的新興毒品，在相當程度上脫離傳統「地下毒品」的樣貌，透過電子煙、社群平台、短影音文化與青年次文化快速擴散，甚至被重新包裝成「放鬆」、「助眠」與「潮流配件」的部分元素。許多年輕人首次接觸它，不是在陰暗巷口，而是在朋友聚會、租屋處與校園周邊。這背後交織的不只是治安問題，而是平台經濟、消費文化、心理壓力、家庭支持與監理落差交錯累積的結果。

然而，一旦問題浮上檯面，最容易被看見的回應，仍然集中在刑事程序的後端。提高毒品分級、加重刑責、強化路檢、積極聲押，逐漸成為主流政策語彙。

這並非意味國家在前端毫無作為。教育、衛福與社政體系多年來也在推動反毒宣導、校園輔導、早期介入與心理支持。但相較於刑罰與掃蕩，這些工作在預算配置、組織能量與政治能見度上，始終處於劣勢：它們需要長期投入、無法即時呈現績效，也很難轉化為吸睛的新聞標題。

前端治理的困難在於，在於其「不可見性」。建立校園支持系統，需要時間；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需要穩定資源；因應新興毒品與電子煙的快速變形，則仰賴跨部門長期協調與精細監理。這些工作難以量化，也難以形成即時政治回饋。相較之下，羈押則具備數字、畫面與即時效果，能迅速傳遞「政府正在處理問題」的訊號。

於是，在政治壓力與媒體效應交互作用下，公共討論很容易走向某種固定模式：問題愈嚴重，就愈傾向尋求刑法介入；情緒愈高漲，就愈期待透過羈押與重刑回應。久而久之，羈押開始不再只是刑事程序中的保全措施，而逐漸承載安定民心、展現決心與回應輿論的象徵功能。

令人憂慮的是，是當社會習慣以刑事司法填補治理失衡，那些更為棘手、卻必須長期投入的議題，反而被延後處理。平台監管、青少年支持、成癮治療、家庭功能、社區網絡與心理健康等基礎工程，則被推到政策邊緣；警察、檢察官、法院與看守所，被迫承接愈來愈多原本不屬於刑事體系的社會風險。

短期來看，這樣的治理方式確實能迅速回應輿論壓力，也讓社會感受到「政府沒有缺席」。但若治理重心長期停留於後端強制處分，而前端支持與預防系統始終無法建立，問題終將以不同形式反覆出現：新興毒品持續變形，年輕世代持續被市場鎖定，執法數字不斷攀升，看守所與監獄壓力日益累積。

當公共討論長期停留在「是否重辦」與「要不要羈押」之間，便容易忽略，真正困難的部分，其實從來不在羈押之後，而是在犯罪形成之前。 （相關報導： 風評：邢泰釗的「司法美學」VS.徐錫祥的「奉派任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大專院校法律與資安領域兼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