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薩專文：茉莉樹下─加薩子民給征服者上的沉痛一課

如果我們要列出那些被西方現代性宣稱為普世的民族自決權原則例外的人民清單，毫無疑問巴勒斯坦人應該要列為首位。當我們談論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人的未來時，今日的西方社會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個棘手問題只能從外部並且由相關領導階層提出解決方案。因此，最好是透過據說善意的全球（帝國）和區域力量的協調干預。

巴勒斯坦問題很自然地成為國際外交問題，成為外來主權之間的權力關係問題，其中大多數國家都在中東地區之外。當然，這是一個沒有以色列國，這個恰恰是問題根源的征服力量的同意就無法找到解決方案的難題。

巴勒斯坦人總是被國際社會很勉強地認可為一個民族，並且明確地作為一個未成年民族，換句話說，是個被假定在構成上沒有能力決定自身歷史命運的兒童民族。另一方面，以色列人自猶太復國主義國家建立以來，步步進逼，而且越來越直接，越來越殘酷地對待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來說，巴勒斯坦人只是在那個空間裡的阿拉伯人，並不是與其土地不可分離的民族，他們同樣可以在其他地方生存。因此猶太復國主義者不斷重複著一個夢想，要將巴勒斯坦人驅離、推向鄰近國家，甚至分散到世界各個角落。

實際上，由於屈服於以色列人所施加的既成事實，西方民主國家和一般的大國持久地支持了對巴勒斯坦人民存在的這種否認。包括從人民權利角度看最殘酷和最站不住腳的事實，從佔領領土的殖民行動開始，直到近年來全力摧毀加薩。

面對以色列長期以來對巴勒斯坦的壓迫折磨，甚至最近的意圖徹底毀滅加薩的軍事行動，以色列無所不用其極地壓縮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條件，一方面凌辱虐待、另一方面則讓巴勒斯坦處於被監控受援助的狀態。國際社會從來就不懂得或沒意願去捍衛巴勒斯坦人民自決權這個如此簡單的概念，並且為以色列背書跟著否認巴勒斯坦人作為一個民族的事實。

這裡，西方論述暴露出了一道深刻的裂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去殖民鬥爭的推動下，民族自決權獲得了無可辯駁原則的地位，成為文明的必要規範。在此之前，在殖民時代和帝國時代，這項權利為歐洲民族或歐洲血統民族所保留，同時也成為被奴役的弱小或依附民族奮戰爭取的目標。當美國脫離英國時，民族自決極受重視且是個目標，曾經是支撐著1848年歐洲民族之春的巨大希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凡爾賽和特里亞農條約中民族自決再次作為原則而被確認，並在不同地方產生了多樣的結果。然而，它仍然是一項專屬權利，那些被殖民、被種族歧視、被劃定為依附的民族，全都被剝奪了民族自決的權利。然而，自殖民帝國結束以來，這項規範已成為民族、國家和國家之間關係中合法化規範性的構成要素，西方強權現在不忘大力提醒違反這項原則的違法者，例如當薩達姆·海珊入侵科威特，或是當普丁入侵烏克蘭時等等。 （相關報導： 「我也可能變成白人民族主義者」：《被偷走的驕傲》選摘（1） ｜ 更多文章 ）

自19世紀中葉以來，這項原則在國際關係中不斷獲得認可。現在的西方民主國家喜歡將自己表現為對民族自決原則最警覺的守護者。面對那些不理解「征服權」盛行時代已經結束的獨裁者，他們以捍衛國際社會認可的力量（國家）主權的名義，同時在這些國家和民族框架中所建立的民族，自視為命運之主，並且以這個名義集結動員。西方強權眼中的民族自決權因而與國際法不可分離。

然而，以最令人震驚的方式，似乎在西方民主國家眼中，巴勒斯坦人被排除在這項原則和這項規範的受益者之外。他們並沒有因做為人口多數而被承認具備組成主權的權利。恰恰相反，他們只不過是人類的塵埃而已。一方面因為據說他們與恐怖主義的聯繫而被視為危險；另一方面，作為永恆受害者，持續被以色列強權剝奪身家性命。

他們不能完全被承認為本身擁有作為在世界民族位置中的民族。當強權國家站在扶助立場，表示贊成巴勒斯坦國時，實際上希望巴勒斯坦作為國家只能是個受託管和有條件的非完全主權。

自以色列建國和納克巴（Nakba: 阿拉伯語大災難。意指1948年阿拉伯國家戰敗給以色列後，巴勒斯坦人因遭受以色列軍隊強制驅逐的大流亡。）以來，他們遭受著令人難以想像的殖民侵略佔領，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視為討人厭的闖入者，甚至是「多餘的」人口。自1948年以來，猶太復國主義「回歸」意識形態的支持者，大聲倡議帶有宗教氣息的神話故事和濃濃煙幕，大量掩蓋以色列和以色列作為殖民國家，粗暴和大規模佔領的事實。

然而，從現代概念的民族權力角度觀之，這些敘事建構恰好站在與曾經激發十字軍精神的圖像相同水平：從異教徒手中奪回聖地和基督聖墓。這種雜貨攤式的政治神學論述正是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利用來激起狂熱意識形態從而進行種族滅絕。不用說，在這項納粹罪行中巴勒斯坦人沒有任何參與。

巴勒斯坦人受約束的純粹例外制度其實是1948年以來國際社會在某種共識下產生的。而這個例外制度與神學政治以受壓迫而強勢重返，並且和族群彌賽亞主義相互輝映。其脈絡背景是人民之間的關係規範來自於教派，同時排除了任何對啟示真理的參考（殖民者和啟發他們的拉比不知疲倦的強調「上帝賜給我們的土地」）。另一方面，則基於某種話語操作，對以色列國家給予無限的暴力信貸，以紀念猶太人成為受害者的不可寬恕的罪行。

因此，以色列軍隊在10月7日後在加薩犯下的種族滅絕行動，對一些人來說，可以將之融化在納粹種族滅絕的記憶中，換句話說，這是一場反猶太主義的鬥爭，這樣的話語操作成為庇護希伯來國家犯罪行為的意識形態「鐵穹」。

安海正的作品落在兩個生命經驗的交會點，因而凸顯作品的價值：一方面，對他正在處理的主題；加薩，在其歷史中，特別是當代的政治歷史以及對加薩社會和文化，安海正深刻理解；另一方面，是作者個人獨特的生命軌跡——加薩作為生命起源地，作者自小成長的土地，家族扎根的地方。在2023年10月開始至今無始無休的恐怖轟炸之前，他的親人與其他兩百萬加薩人早就一起忍受著無法忍受的磨難。

當他談到加薩時，安海正並不是在喚起一個「複雜」或遙遠的地緣政治問題，一個「無解」的問題，一個在不可調和的當事方之間爭議的領土。他所喚起的是他的親人，他的童年，他的家園，還有他所敬愛的父母印象，那一段被以色列軍隊犯下的毀滅之灰燼所覆蓋的快樂時光。 （相關報導： 「我也可能變成白人民族主義者」：《被偷走的驕傲》選摘（1） ｜ 更多文章 ）

他談到加薩作為生活的地點，作為文明的十字路口，作為可能是豐饒和希望之地的地方。不幸的是，喚起他書寫的竟是對他的親人和家園的哀悼以及整個族群的災難，他溫馨愉悅的童年記憶突然中斷——從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後進行的名為報復行動的猛烈空襲期間，母親被壓死在瓦礫破碎的牆邊開始。

因此，這本書也是一個痛苦的故事，這個處處受壓制的地方，加薩的基礎設施（學校、醫院、禮拜場所、歷史紀念碑、通訊路線等）遭到了系統性的破壞，安海正的書寫也是對被以色列軍隊大規模屠殺受害者的致敬。

痛苦因距離而加劇——作者及其妻子和三個孩子生活在台灣——無助感、憤怒、與遠方倖存家人聯繫困難；總之，流亡感，在這黑暗時刻更加令人心碎。過去針對一般遠離以色列—巴勒斯坦現實狀況的大眾所做的影像紀錄和文本，現在讓位給了見證，這正是對不僅試圖抹除加薩（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存在，而且抹除自1948年以來對這個民族持續進行的欺凌壓迫的任何痕跡的嘗試，安海正的書寫作了最直接的回應。

在這裡，安海正不僅為自己和他的親人作見證，更是為整個加薩人民以及他們儘管受盡暴力迫害仍然與家園土地共存亡的堅忍做強力的見證。這確實是以色列戰爭機器在加薩大規模摧毀的最新發展，以某種極為特殊的光影所映照的景象：一旦宵禁具體實施，流離失所的加薩人開始返回他們的家園，成千上萬的加薩難民，無處可逃離，他們被推回後退，擁擠在最不穩定的生存場所，他們的日子因為冷酷無情的空襲而搖搖欲墜。

他們在被摧毀的廢墟中紮營，搶救任何剩餘的物品，並在瓦礫中徒手建造了最微弱的生存方式。正是這種就算遭受了致命的災難，猶然對他們的生活場所、對他們土地寸步不離的堅忍執著，巴勒斯坦人，在這個詞彙最卓越的意義上，首先是一個民族，而不是受苦的人群。

透過這種規模龐大的「回家」，被以色列的恐怖暴行所迫而流離失所而血流遍地，我們看到了加薩的居民給迫害者上了一課：沒有任何力量，能夠使我們與我們的土地，永遠，分離。

像川普這樣瘋狂的造物主，像內塔尼亞胡這樣狂熱的殲滅者，他們可以夢想並且大聲狂言要丟棄全體居民並將加薩改造為蔚藍海岸，但這些癡心妄想起不了作用的：加薩人，一如西岸的居民，在他們的土地上深深扎根。而這種在時間中扎根的忍耐力，正鍛造著一個被壓迫和被剝奪民族的歷史命運。巴勒斯坦人因此將他們的抵抗銘刻在歷史維度中。

安海正這本書並不是為了某個政治緣故，更不是為了某個彌賽亞理念所驅動的十字軍行動；他的見證和他的抱負是做為一個加薩人為加薩說話，站在加薩這一邊，而不是在槍林彈雨的激戰勇士。他堅定地站在生命一方，站在那些被沒良心的殖民者搶走他們的土地，還遭受被否認的人們的生存權。得到國際強權支持的這個殖民者，盡其所能地剝奪巴勒斯坦人作為一個民族，作為一個人類集體而存在的權利。

這個文本的軸心概念是共同體的概念。加薩，一個人口稠密的受限制之地，主要由自1948年以來的巴勒斯坦其他地區的難民所組成，是一個無盡地遭受損耗和持久進行不同強度戰爭的地方。它是一個因被圍封而成為露天集中營的地方。 （相關報導： 「我也可能變成白人民族主義者」：《被偷走的驕傲》選摘（1） ｜ 更多文章 ）

然而，儘管如此，加薩作為一個人類共同體的存在，恆久堅持。我們看到了自2023年10月7日以來，針對這塊土地及其全體居民所行使的一波又一波的殲滅暴力，其目的就是要將這塊封圍之地轉變為一處真空地帶，一個沒有加薩人的空間，從而為新帝國主義的規劃和野心所用。

但隨著這些行動持續推進，國際輿論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一旦宣布停火，返鄉的加薩人流如一支看不到盡頭的隊伍，他們以各種方式返回他們被轟炸被驅離和遭到種族滅絕的熟悉空間。這個民族是不可被連根拔起的，因為恰恰是以所有的痛苦和所有的暴行磨難為代價，加薩人牢牢守住他們自己的共同體。

以色列統治菁英的種族至上主義偏見使他們盲目看不清眼前，如果有一件事超出了他們的理解，那就是加薩子民的這種勇氣，被壓迫和被羞辱的共同體團結一致，穩住他們的存在不被動搖（斯賓諾莎）。相對於一般的殖民境況以及特別是猶太復國主義國家對待巴勒斯坦的殖民心態，那些將自己視為歷史的勝利者、時間和空間的主人，從加薩人的堅忍不拔，映照出這些征服者的主要問題：他們不理解一個民族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實體，一個對逆境抵抗的民族是什麼？

他們總是將這個民族與一大群活物混淆了，為了要擺脫要丟棄這一大群活物，征服的一方就將他們壓縮為殘餘條件、將他們湮滅或驅離，換句話說，只要屠殺、流亡或逼使他們無條件服從就足夠了。

由於他們的種族主義和優越偏見，以至於他們一再拒絕說出這個民族的名字——巴勒斯坦人。這種否認其實是他們很虛偽的假面：因為在內心深處，他們完全意識到他們所建立的權力和主權，是個非法的既成事實——對巴勒斯坦人土地的剝奪，這要歸功於過去所發動的大規模種族驅離（納克巴nakba）。

以色列對加薩的摧毀尚未停止，此刻正在西岸進行血腥的軍事行動，依舊是種族清空的重演和延伸：不久前，以色列士兵在約旦河西岸村莊驅逐居民，一名婦人和她的家人無故被強制驅離時大聲驚喊「納克巴又來了！」。

來自絕對緊迫感的驅動，安海正在寫這本書時形成了某種姿態，儘管他今天在台灣工作、組成他的小家庭，遠離了他的故土和他的親人。這個姿態本身就證明了有一條堅韌的紐帶緊緊聯繫著他與他的國家和他的共同體。他透過這個姿態，證明了超越他的流亡境況，他仍然存在於或更確切地說，他是面對著加薩而存在，他和所有的人，所有那些承受著被施加最殘酷暴力行為的人們，在一起。即便是缺席他依然現身。

加薩和巴勒斯坦將不會被那些人從地圖上抹掉，那些妄想著照他們反覆無常和狂妄意圖要重塑這個世界的人，那些人一再詔告世人，從這地區的難民營到美國的校園，無論加薩人、巴勒斯坦人生活在哪裡，通通要消除抹去。

這本書，是安海正在道德使命下寫就的，讓加薩和巴勒斯坦在台灣這個最不可能的空間裡存在。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從未譴責以色列人在加薩犯下的種族滅絕的罪行，這樣一個與美國立場一致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如同在如此多的其他問題上，跟著美國亦步亦趨。

台灣人基本上既不太了解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歷史磨難，也不太關注他們的問題根源。我期待能夠跨越台灣，讓迦薩和巴勒斯坦隨著這本書的發行流傳至東亞地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我們眼中這本書是絕對必要的指南：安海正的書寫為我們打開了一道道當下之門，以磨難與罪行熔鍛所烙印的當下。從今以後，名叫加薩。

＊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本文為《茉莉樹下：加薩回憶錄》（安海正著，時報出版）序言，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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