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政策的領域裡，決定一個國家治理品質的，從來不是口號的高度，而是政策延續的紀律與政務官的格局。近期經濟部將綠能KPI由「發電占比」轉向「裝置容量」的說法，看似技術修正，實則揭露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當政策難以兌現時，我們選擇務實修正，還是改寫標準？
這正是政策延續性最嚴峻的考驗。
首先，任何重大政策目標，一旦對社會公開宣示，就不再只是行政機關的內部管理工具，而是對人民與市場的承諾；能源政策尤其如此。電力供應牽動產業投資、企業布局與民生穩定，其核心價值在於「可預測性」。當政府設定2025年再生能源占比20%的目標時，企業依此評估投資方向，國際資本據此判斷台灣能源轉型的可信度。然而，當目標時點逼近卻因故而急急轉換KPI，本質上等同於改變遊戲規則。這不僅削弱政策的嚴肅性，更直接侵蝕政府的信用基礎。
政策可以調整，但不能任意變形；可以修正，但不能規避責任。否則，政策將不再是治理工具，而淪為政治操作的延伸。
其次，這樣的轉變，也凸顯政務官的素養與格局。肯負責、有擔當的政務官，應該具備兩種能力：一是承擔歷史，二是面對現實。所謂承擔歷史，不是被動接受前任政策，而是在既有框架中，透過專業與執行力去完成甚至優化既定目標。而面對現實，則是在條件變動時，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解決方案，而非降低標準，甚至改變目標，以求「形式達標」。
換句話說，政務官的價值，不在於解釋為何做不到，而在於創造條件讓事情做得到。
如果每一屆政府接手後，都可以因環境變動而重設KPI，那麼政策將失去累積性，治理將陷入「永遠從零開始」的惡性循環。今天可以因用電成長而改變再生能源指標，明天也可以因國際局勢或產業壓力，再度調整其他政策目標。久而久之，所有長期政策都將變成短期權宜，國家將失去戰略方向。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KPI轉換」背後，其實反映了一種從「結果責任」退回「過程責任」的治理傾向。發電占比，是直接檢驗能源轉型成果的結果指標；裝置容量，則只是建設進度的過程指標。一旦選擇以後者取代前者，等於將政策焦點從「電夠不夠用」，轉為「設備裝了多少」。然而，對產業與社會而言，真正在意的不是裝了多少設備，而是在尖峰時刻，電力是否穩定、是否夠用。
這種指標轉換，看似降低壓力，實則提高風險。因為它模糊了政策成效的衡量標準，也讓問題延後爆發。一旦供電出現缺口，過去所有「已完成的裝置容量」，都無法轉化為即時可用的電力，屆時恐將成為核彈級的政治風暴。
因此，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是否推動綠能，而在於如何誠實面對其局限性，並補強制度與基礎建設的缺口；包括儲能系統、電網韌性、備援機制等，才是確保能源轉型成功的關鍵工程。若僅以KPI調整取代實質改善，無異於「勤於修辭，疏於治理」。
回到治理的本質，政務官的格局，體現在是否願意為長期目標承擔短期壓力。完成先前設定的政策目標，並非視為政治包袱。唯有當政策具有延續性，國家才可能累積進步能量，社會才會建立信任。反之，若每遇到難題便以調整指標作為出口，那麼政策將不再具有約束力，政府也將失去引導社會的正當性。更有甚者，中基層公務系統對高層的政策方向，必將抱持「反正到時做不到也無妨」的質疑、推拖心態。其副作用絕非政務官突如其來地改變目標所能想像的。
總而言之，綠能政策目標的更改，不應被簡化為綠能占例或計算方式的技術問題，而應被視為一面鏡子，映照出台灣在政策治理上的結構性挑戰：我們究竟要建立一個以責任為核心的制度，還是一個可以隨時重寫標準的體系？
答案，其實不在KPI本身，而在主事者的心態與使命感。 （相關報導： 風評：山不就我我就山？綠能改盯裝置容量的荒謬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大學助理教授、資深媒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