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觀點：在新威權論述之下─從賈永婕現象談話語權力與資源配置

公共人物的言行，從來不只是個人情緒的流露，而是嵌入在一整套話語結構之中。賈永婕近期的轉向之所以值得討論，並不在於她對蔣中正的評價本身，而在於她如何精準地回應了由民主進步黨長期形塑的新威權論述結構。

所謂新威權，並不是以戒嚴、禁令或直接暴力作為主要治理手段，而是一種更符合民主外觀的權力形式。它不需要封口，只需要定義「什麼話是正確的」；不必宣布敵人，只要標示「誰站錯邊」。在這套結構中，話語本身成為治理工具，道德判準成為分類機制。

這樣的論述秩序，並非自然生成，而是透過資源高度不對稱的配置而被穩定維持。首先是媒體結構。長期以來，特定政治敘事透過友善媒體被反覆放大，形塑為「常識」與「共識」，而偏離者則被邊緣化、人格化處理，從而失去討論的正當性。這並非單一媒體的選擇，而是一整個生態系的方向性結果。

其次，是網路社群的動員與再製。所謂網軍、青鳥，並不只是零星個體，而是一種高度組織化的話語放大機制。它們的功能，不在於說服對方，而在於快速貼標、製造寒蟬效應，讓觀望者理解什麼是安全語言、什麼是危險表述。這種機制一旦成熟，實際上便能在不動用任何正式權力的情況下，完成輿論場的自我規訓——或者更精確地說，是新威權話語的自我運轉。

再者，是司法資源在象徵層面的運用。不必每一案都成立，只要選擇性地啟動程序，就足以形成強烈的示範效果。法律於是從保障自由的制度，轉化為提醒邊界的訊號。這種「可預期的不確定性」，正是新威權最有效的治理方式之一。

除此之外，還有教育體系與文化政策的長期滲透。歷史敘事的取捨、語言的再定義、符號的去留，都不是短期操作，而是透過制度化流程，逐步將某一套政治理解轉化為「理所當然」。當年輕世代只接觸到單一版本的歷史與價值框架，論述本身便完成了世代複製。

在這樣的結構之中，「我們中國人過年就要穿紅色」之所以迅速被視為問題，不是因為語句本身多麼激進，而是因為它落在被重新劃定為敏感的語言區域。隨之而來的修正——批判蔣中正、強調補課、嘲諷威權——便成為重新嵌入正統論述的方式。這不是思想深化，而是一種高度理性的適應。

因此，賈永婕的行為，更適合理解為一種對話語權力的回應。她顯然清楚哪些語言能帶來風險，哪些語言能恢復安全。這種對邊界的敏感，顯示的不是天真，而是對新威權論述運作方式的熟稔。

問題也因此轉向角色本身。若她自我定位為企業經營者，那麼公開且鮮明地嵌入這套政治語言，便不再只是個人意見，而是資本角色的政治表態。企業治理的基本原則，在於降低不必要的不確定性；而高度政治化的宣示，恰恰相反，是主動承擔風險、選擇站位。這種選擇，本身就應被視為政治行為，而非情緒流露。

從思想層面看，新威權最值得警惕之處，不在於它壓制多少聲音，而在於它如何讓偏離變得不划算，讓順從顯得理性。當公共人物的發言總是自然地朝向被鼓勵的方向修正，當「補課」成為安全的語言姿態，那麼真正需要被檢視的，就不是個別言論，而是那套讓修正如此順暢的權力結構。

思想評論的責任，不是替任何人貼標籤，而是揭示這些看似自發、其實高度制度化的運作方式。當媒體、網路動員、司法象徵、教育敘事共同指向同一套價值邊界時，新威權便已不再需要威權的外表。它存在於每一次過於迅速、過於安全的「正確表態」之中。 （相關報導： 賈永婕完美復仇？曾被前101董座批「膚淺」　助攻霍諾德登頂一吐怨氣：當時被罵得一頭霧水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