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權力的賦格—論聯合政府的治理美學、制度轉型與日台實踐

在當代代議民主的演進中，「聯合政府」已不再僅是議會僵局下的權宜之計，而是一門關於「妥協、平衡與共治」的精微藝術。當單一政黨無法在國會中取得絕對多數席次時，跨黨派的權力分享機制便應運而生，這不僅改變了政府的運作邏輯，更深刻影響了國家的民主品質。此刻，東亞政壇正迎來這股波瀾。日本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簽署聯合執政協議，宣告「自維聯合政權」正式成立，打破了長期以來「一黨優位」的沉悶結構；而在台灣，隨著國會三黨鼎立的局勢成形，關於「綠白合」或行政首長跨黨派任用的想像，也成為突破僵局的潛在處方。

聯合政府的形成，並非隨機的政治拼湊，其背後有著扎實的理論支撐。根據政治學者威廉·賴克提出的「最小獲勝聯盟理論」，政黨在追求權力極大化的過程中，會傾向尋求「剛好過半」的夥伴。這種理性的邊際計算，旨在確保行政資源不被過度稀釋。如日本自維政權的結合，本質上即是透過精準的席次整合，在確保政策穩定性的同時，維持執政集團的緊湊與效能。然而，現實中的政治運作往往超越了單純的算計。「意識形態相近理論」強調，政黨更傾向與政治光譜鄰近的對手結盟。自民黨的傳統穩定與維新會的改革激進，雖有衝突，但在國家競爭力與安全戰略上具備同質性。結盟不僅是為了穩固政權，更是為了降低溝通成本，確保政策藍圖能具備一定程度的連貫性。聯合政府最大的魅力，在於其「廣泛的代表性」。在多元並進的社會中，單一政黨的視角往往存在盲點；透過多黨共治，不同族群、階級與價值觀的聲音得以進入決策核心。

這種體制本質上是一種「天然的制衡」。執政夥伴間的相互監督，能有效防止單一政權走向專斷。當執政黨必須與夥伴政黨進行逐項政策諮詢時，權力的傲慢被制度化地消解，施政也因此更具備謹慎的深度。此外，由於政策是跨黨派協商的產物，它通常代表了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即便面臨政黨輪替，這種經由深層對話建立的政策框架，往往具有較強的韌性，不易因政權更迭而發生激烈的毀棄與翻轉。

要探討聯合政府，德國的經驗是不可繞過的燈塔。特別是梅克爾時期多次組成的「大聯合政府」，即由中間偏右的基民盟與中間偏左的社民黨聯手執政，為全球示範了如何在高壓競爭中維持國家繁榮。德國大聯合政府的成功，首要在於「聯合執政協議」的法律化與精細化。在梅克爾任內，兩黨會針對數百項政策細節進行長達數月的談判，一旦簽署，便成為執政的最高指導原則。這種模式確保了國家在能源轉型與勞動力市場改革等重大議題上，不因政黨輪替而劇烈動盪，為產業發展提供了長達十年的穩定預期。

回望台灣，當前的政治僵局已讓公眾產生疲態。若能大膽想像一種「聯合共治」的模式——例如執政黨政府邀請在野黨核心人物擔綱閣揆或部會首長，其背後的政治實益將不僅限於席次計算，更是一場民主格局的提升。

若執政黨能主動遞出橄欖枝，延攬具備高度監督能量的在野黨核心人物入閣，這不只是權力的讓渡，更是向全民昭示，國家利益高於政黨利益。這種「大聯合政府」的胸懷，能有效降低國內的政治仇恨動員，轉向理性治國的軌道。以邀請在野立委擔任閣揆或部會首長思考，其在立法院深耕經驗，對於部會沉痾與行政死角有著敏銳的觀察。由「立法監督者」轉身成為「行政執行者」，能促使其以改革者的視角，精準診斷官僚體系的盲點。同時，這也能讓在野黨「換位思考」，在行政權的現實邊界中體驗治國的難處，從而建立起更健康的朝野對話機制。在國會形成執政黨與在野黨的實質合作（多數聯盟），將能終結「朝小野大」帶來的空轉。當最具爭議的改革法案能在行政院內部先行達成跨黨派共識，其送交國會後的推動阻力將大幅降低，確保政府效能不再被政治內耗所吞噬。

然而，聯合政府亦是一把雙面刃。其最常被詬病的是「決策效率的損耗」。在面對地緣政治突發危機（如台海變局或產業轉型）時，冗長的黨際協商可能導致錯失良機。更深層的危機在於「責任歸屬」的模糊化——當施政出現紕漏，聯盟成員間往往相互推諉，選民難以透過選票進行明確的問責。此外，小黨在聯合政府中常扮演「關鍵少數」。這種不對稱的影響力有時會轉化為政治勒索，迫使大黨為了維持政權穩定，不得不向極端或特定利益政策低頭。這也是台灣或日本在推動聯合政權時，必須透過「透明協議」與「定期檢核」來防範的制度缺失。

總結而言，聯合政府的優劣並非絕對，其成敗取決於該國的政治文化與法治環境。在日本，「自維聯合」象徵著傳統體制與改革力量的融合；在台灣，若能推動跨黨派共治，則象徵著民主轉型的深層躍進。聯合政府的運作，正如一場交響樂的賦格，雖然聲部各異，但若能建立在誠信與共同綱領的基石上，終能譜出和諧的治理樂章！

（以上不涉政治立場，謹以國外政治經驗提供臺灣反思的觀點） （相關報導： 嘆台灣民主「還停在動物時代」　張景森點朝野僵局解方：民進黨一定要做這件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軍法官/國防戰略研究者 /博士候選人/律師特考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