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政府公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標誌著美國在全球戰略上的重大調整，通過將西半球視為核心區域、對歐洲採取嚴厲態度、減少對中東與非洲的關注，以及採取務實的外交政策，川普政府正在重新定義美國的國際角色。這些調整不僅將影響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也可能對全球格局產生深遠影響。這種策略雖然可能在短期內提升美國的安全與影響力，但也可能導致國際社會的進一步分裂與動盪。
川普政府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將重心轉向西半球，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為了鞏固美國的後院，確保地區穩定與安全。西半球，特別是拉丁美洲，長期以來被美國視為其傳統勢力範圍。然而，近年來，隨著中國、俄羅斯等大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增強，以及毒品走私、非法移民等問題的日益嚴峻，美國在西半球的領導地位面臨挑戰。川普政府將戰略重心轉向此處，意圖通過加強邊境安全、打擊跨國犯罪、促進地區經濟發展等手段，重新鞏固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這對於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特別是減少非法移民和毒品流入，無疑具有重大宣示。
然而，這種「美國優先」的西半球戰略，其影響並非全然正面。在宏都拉斯大選的例子中，川普政府公開支持特定候選人，並威脅撤回援助，這正是其將國內政治考量凌駕於國際規範之上的典型表現。這種干預他國內政的做法，雖然可能在短期內達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但長期來看，卻可能損害美國的國際聲譽，激化地區反美情緒，甚至導致地區國家對美國產生不信任感。一個穩定的、與美國保持良好關係的西半球，才是符合美國長遠利益的。如果美國的干預行為導致地區動盪，反而會適得其反。
其次，對歐洲採取更為嚴厲的態度，也是這份戰略報告的一個顯著特點。川普政府一直以來對歐洲盟友在國防開支、貿易逆差等問題上多有抱怨，認為歐洲國家搭了美國的便車。這種嚴厲態度，旨在促使歐洲盟友承擔更多責任，減輕美國的負擔。從「美國優先」的角度來看，這似乎是合理的。如果歐洲盟友能夠在防務上自給自足，美國就可以將更多資源投入到其他優先領域。這種做法的風險在於，它可能削弱跨大西洋聯盟的團結。歐洲是美國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共同的價值觀和戰略利益是維繫這一聯盟的基礎。如果美國一味強調自身利益，而忽視盟友的關切，甚至以威脅的方式對待盟友，可能會導致歐洲國家尋求其他合作夥伴，進而削弱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在面對俄羅斯、中國等共同挑戰時，一個分裂的西方世界，顯然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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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的關注相對隱晦，這並不意味著川普政府對中國的重視程度降低，而更可能是其戰略表述上的一種策略。在川普政府的整個任期內，對華政策一直是其外交和經濟政策的核心。貿易戰、科技戰、南海問題、台灣問題等，都顯示出美國對中國崛起的深切擔憂。雖然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對中國的提及相對隱晦，但其將重心轉向西半球，並對歐洲採取嚴厲態度，也可以被解讀為一種間接的對華策略。通過鞏固後院、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美國可能希望能夠騰出更多資源和精力，以更靈活的方式應對來自中國的挑戰。
總體而言，川普政府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將重心調整側重於西半球，無疑是「美國優先」原則的又一次實踐。其核心考量仍然是美國自身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這種調整的積極面在於，它可能促使美國更加聚焦於解決其後院的問題，並促使盟友承擔更多責任。然而，其潛在的負面影響也不容忽視。過度強調單邊主義和自身利益，可能會損害美國的國際領導力，削弱其盟友體系，甚至導致地區和全球的不穩定。
從長遠來看，一個真正符合美國利益的戰略，應該是建立在合作、互信和共同價值觀基礎上的。雖然「美國優先」在短期內可能帶來一些好處，但如果以犧牲國際合作和盟友關係為代價，那麼其長期效果將是值得懷疑的。在全球化的今天，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美國的繁榮和安全，最終還是要依賴於一個穩定、開放和合作的國際體系。因此，川普政府的這一戰略調整，雖然明確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考量，但其能否真正實現美國的長遠利益，仍有待時間的檢驗。
美國霸權的退潮與戰略轉向，從全球主宰到退守西半球的現實，美國自建國以來，便透過掠奪他國土地與財富而崛起，也因掠奪而逐步強盛；其後又收割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龐大紅利，躍升為世界霸權之一。冷戰結束後，美國在與蘇聯的長期對抗中勝出，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強權，權勢與威望一度達到頂峰。凡不服從其意志的國家，往往遭到軍事打擊，巴拿馬、伊拉克、利比亞、阿富汗等國，皆深受其害。如阿富汗戰爭一打便超過二十年，美國最終倉皇撤軍，不僅耗盡國庫資源，也讓世界各國看清其國力早已今非昔比；同時，這段時間也為中國爭取了十餘年的戰略喘息空間。中國在百年屈辱的歷史記憶下，加上「銀河號事件」與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轟炸所承受的忍辱負重，深刻體認到唯有自強，才能避免再度挨打。在十四億人民奮力圖強之下，中國國力逐步崛起，反而令美國倍感不安，視中國為動搖其霸權地位的主要威脅。
因此，歐巴馬執政時期提出所謂「重返亞太」戰略；拜登上任後延續並包裝為「印太戰略」；而到了川普執政，則改以高關稅與科技封鎖手段，企圖全面遏制中國的產業與科技發展。然而，關稅戰不僅未能達成目標，反而推高美國通膨，民生壓力加劇，依賴政府救濟與食品補助的人數不斷增加，社會不滿與抗議浪潮此起彼落。對內實施的減稅政策亦未帶來預期投資回流，反而導致稅收減少、財政赤字擴大，美國國債已突破三十八兆美元，每年利息支出甚至超越軍事開支。在產業長期空心化之下，美國鋼鐵、造船等基礎工業凋零，軍事裝備老舊，更新乏力，現役大量武器仍建造於二十世紀八、九○年代。相較之下，中國除尖端晶片仍受部分限制外，幾乎全面突破美國封鎖，不僅出口規模持續擴大，軍事科技亦突飛猛進。九三抗戰勝利八十週年大閱兵所展示的多款先進武器，以及兩款第六代戰機的成功試飛，對世界各國形成強烈震撼，也迫使美國正視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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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隨即調整國防戰略，宣示將防衛重心退守至本土及西半球，避免在西太平洋與中國發生正面衝突。然而，這並不代表對中國的圍堵有所減輕，而是透過轉嫁責任的方式，要求盟友──包括日本、韓國與台灣──大幅提高國防支出。台灣特別編列一點二五兆新臺幣的特別國防預算，日本亦將國防支出提高至 GDP 的二％，皆是呼應美國要求的具體展現。在此背景下，美國選擇扶植日本重建軍事力量，放寬對其軍力擴張的限制，允許研發與部署射程更長的飛彈，甚至對日本內部鬆動「無核三原則」、推動核潛艇與核航母計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企圖將日本打造成西太平洋制衡中國的橋頭堡。這樣的布局，正好迎合日本右翼勢力復辟軍國主義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