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 專屬文章 杜宗熹專欄：經濟奇蹟只剩下半導體與匯率操控？當台灣的成功故事在西方社會破滅

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筆者在專欄和「下班國際線」的節目中，不斷地強調，美國的「棄台論」並非是一人一事之見，相對的，這是一個巨大的典範轉移。前幾年在歐美媒體、智庫、學界、甚至是政界相當成功的「台灣故事」，即我們是一個民主、富裕、高科技的島嶼，正在被西方世界廣泛質疑。

本週，正當前總統蔡英文、現任副總統蕭美琴、以及不分區立委沈伯洋等人，還在歐洲、特別是德國大力宣傳台灣的「民主故事」時，英國《經濟學人》的這篇報導，「台灣​榮景的潛藏風險」（The hidden risks in Taiwan's boom）報導，無疑是一篇巨大的重擊。它意味著過去到現在、特別是美國前總統拜登四年執政時間，西方社會把台灣視為對抗中國、發展民主和經濟的典範，這樣的定位從根本上遭到了懷疑。

當台灣的「經濟奇蹟」受到西方質疑

雖然筆者過去在台大的碩士論文，其中的一段重點，探討的正是台灣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國家機器（State）在台灣製造業、服務業發展、包含在本國發展與海外發展中的角色。或者用很專業的術語來說，台灣也好、日本也好、或者其他三個亞洲四小龍的經濟也好，我們的經濟發展都不是完全依賴自由市場，而是存在著國家干預，理論上叫做「發展型國家」。

不過筆者在此不想「吊書袋」、也不想探討太多金融與經濟上的問題，特別是貨幣政策上的問題。因為平心而論，任何一篇好的、特別的報導，內容一定是有對、有錯。就像這篇文章，有些部分筆者可謂是相當的認同、但也有些部分筆者並不贊同。然而，作為一個專業媒體人，特別是處理兩岸和國際議題的資深記者，我們更關心的是背後的政經脈絡與動機。

筆者現在最擔心的一件事是說，雖然《經濟學人》並非專業性的學術期刊、也不能代表英國或美國的政府立場，但有關台灣局勢和經濟的這類「印象」，是否已經在歐美社會流傳？畢竟商業雜誌仍是需要考慮市場銷量，特別是《經濟學人》將此作為「封面故事」，顯然是對於英文世界讀者會對這樣的報導「買帳」，有一定的信心。因為台灣的半導體產業目前廣為世人所知，但台灣其他層面，西方民眾仍所知不多。​

簡單來說，尤其是當《經濟學人》提出了「台灣病」（Taiwanese disease）或是「福爾摩沙流感」（Formosan flu）後，筆者認真懷疑，歐美民眾未來是否會認為，台灣的經濟奇蹟、高科技產業發展，主要成功因素就是因為新台幣的匯率很低、而且這樣的發展結果，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如果這是《經濟學人》推出這篇封面故事的目的，那不可諱言的，隨著這樣國際媒體對台的「負面報導」、「負面詞彙」、「負面形容」越來越多，這絕對會加深歐美社會對台灣、對亞洲的刻板印象，甚至會變成某種形式的偏見。 （相關報導： 再加碼1兆讓川普開心！南韓獲得美「本土建造核潛艦」承諾，成功調降汽車關稅至15% ｜ 更多文章 ）

在西方經濟普遍面臨挑戰時，最嚴重的情況下，很可能會刺激歐美民眾的民粹主義，使其要求政府必須對台強硬、或者外商、民間團體也會降低對台灣的評估成果，這將是在台灣面臨台海可能的衝突之外，另一項對台灣長期發展造成傷害的因素。實際上，這次也並非今年《經濟學人》第一次以封面故事的方式來報導台灣、而且是偏向負面的意見。早在5月時，《經濟學人》就以「台灣考驗」（Taiwan Test）為封面標題，談到台灣局勢再度變得危險。

如果再對照近期西方逐步出現的各類「棄台論」主張，例如美國蘭德公司提到的要推動「和平統一」等，筆者可以推論，像《經濟學人》這樣的論調，不但會讓台灣面臨美國川普政府前所未有的壓力，而必須要在財政、匯率、金融、貿易、投資等各方面，對美國作出改革和讓步。更重要的是，一旦這樣的既定印象形成，很可能會影響英美決策圈人士對於台灣的判斷，屆時的後果將無法預料。

總而言之，也有如筆者過去一陣子以來，在專欄中一再說的，國人絕對不可以停留在那些「光榮美好的過去」（無論是「亞洲四小龍」、還是「民主台灣」）中，而是必須誠實的面對西方社會對台灣的印象已經開始改變，甚至包含媒體和智庫等專業界，已經重新開始評估台灣的「價值」時，不可以再仰仗過去美國前總統拜登時期那種無條件的挺台態度，也不可以掉以輕心。因為，一旦西方知識界認為自己「高估」了台灣的價值，那我們很可能會連一個「中等國家」的國際地位都不如，而變成一個「可割可棄」的小島。

四十多年前的台美之爭

當然，類似像《經濟學人》這樣的質疑也不是新鮮事。早在1981年5月8日，到訪台灣的美國經濟學者、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前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就曾與前經濟部長、時任中鋼董事長的趙耀東，辯論與今日非常相似的一些問題。

根據1981年6月1日《天下雜誌》的報導，傅利曼當時對於台灣正在起飛中的經濟，有不少「異議」。而這些意見或許與當時的台灣政府，仍對於經濟情況存在著高度管制、或是國營企業仍蓬勃發展有關。但也有一些，很可能也只是美國學者對於第三世界國家的「指點江山」，未必有其道理，例如傅利曼當時就提到：

「你們（台灣）現在的外匯結存，包括黃金在內，已達九十億美元。以一個開發中的國家而言，你們不應有外匯結餘、而是應該有外匯赤字才對，你們應吸引國外資金才對。即使為了國防考慮，需要一些外匯存款，但也不應讓外匯存額一直增加，對不對？」

根據《天下雜誌》的紀錄，趙耀東當時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只是認為傅利曼不應該把自己的經驗、或是美國的經驗套用在其他所有的國家身上。當然，比較諷刺的是，傅利曼是一位相當支持自由貿易的經濟學者，他在這次的對談中，也提到了對自由貿易和關稅的看法。只是，我們就不清楚已在2006年過世的他，如果看到當今的川普「對等關稅」和各類貿易戰，不知道會做何感想。

而關於傅利面後面有關台灣與自由貿易的這個問題，趙耀東倒是有回答。他當時說：

「如今我們的經濟遭到困難，就是因為其他國家並不是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台灣跟別的大國比起來，實在是非常小。就拿鋼鐵業講，我們要想打入美國市場非常困難」。

趙耀東的這番話，似乎也是某種形式的「預言」，對比今日台灣難以加入CPTPP或是RCEP等區域多邊貿易協定、也難以跟非邦交國簽署更多的自由貿易協定的同時，這個問題彷彿暗示了台灣產業與經濟的未來。 （相關報導： 再加碼1兆讓川普開心！南韓獲得美「本土建造核潛艦」承諾，成功調降汽車關稅至15% ｜ 更多文章 ）

到底應該怎麼應對川普？

不過，傅利曼當時也留下了一個有趣的建議：他認為在政治上，一個國家很難不理會別的國家而特立獨行。因此，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如果美國對台灣徵收關稅，這會對美國本身有害，但也會對臺灣也不利。可是妙就妙在，他同時「雙標」的認為，要是台灣為了報復美國關稅，也對此關稅如法炮製的話，這樣雖對美國不利，但對台灣的影響更加壞，而「台灣就會自己害自己二次」。

因此，若是將傅利曼的建議套用在本週遭到美國媒體「政客」（Politico）報導，說台灣正面臨未來要在美國投資3500億、至5500億美元之間的「天文數字」時，川普政府這種「吃人夠夠」的態度，難道我們只能束手就擒？有如傅利曼所說，不要讓台灣「自己傷害自己」第二次嗎？

筆者認為，對比暫時性、而且有可能會被美國最高法院認為是不合法的關稅政策，長期性的「台美投資協議」是對台灣傷害更大的選項。因為，3年以後正常來說，川普必須要下台，但無論是民主黨、或是共和黨的候選人當選下屆總統，他們都不太可能主動廢除已經與各國達成的協議。因此，一旦達成這類協議，這可能會轉變成為美國政府的長期要求，如果變成美國跨黨派的長久性共識，那這就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的不平等條約了。

如果「兩害相權取其輕」之下，寧可被課徵一定程度的關稅、只要不要高到太離譜，但千萬不可以輕易做出這類「天文數字」的投資承諾，更不可以有如報載所說，要用台灣的科學園區等發展模式，主動到美國去投資，這真的是會亡國的作法。如果可能的話，筆者希望各界能夠告訴民進黨政府：寧可被課關稅，也不可犧牲長期發展。

台灣還能怎麼辦？

筆者在此也先透露，在週六下午18點即將播出的「下班國際線」節目中，美國德州山姆休士頓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翁履中，已經給了兩個重要的建議。首先，台灣應該採取「蹲低」姿勢，不要為了面子而去跟美國談判、而是應該想好自己的「裡子」要什麼。此外，台灣應該思考未來30年有沒有半導體以外的新產業可以發展。

平心而論，作為一個稍微了解產業鍊的人都會知道，要將台灣整個科技產業外移到美國，未必比外移到火星容易。美國的生產成本、工資、行政效率、土地等，都會是台灣企業非常大的問題。

此外，亞洲企業到歐美發展經常「水土不服」，而等到公司發現的時候，都已經落入了嚴重的虧損當中。例如近期一個案例是日本美妝大牌資生堂（Shiseido），因為低估美國市場的複雜度，買下了美國美妝品牌「醉象」（Drunk Elephant），反而拉低了整個公司的表現，甚至預期2025年會出現高達日幣約520億元、相當於超過新台幣100億元的虧損。

過去台灣一些公司，收購歐美企業，例如明基（BENQ）當年併購德國西門子的手機部門，都是相當失敗的案例。這是由於大部分的台灣公司，雖然有著全球市場，但未必擁有全球化的管理團隊、而仍是以台灣為主的公司。所以這條道路不能輕易嘗試。

同時，如果是作為一個「園區」去美國開發，這必須仰賴美國各級政府、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配合。這對任何一個國家的企業來說、甚至對於美國企業來說，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我國的科學園區之所以管理成功，很大一部分是仰賴政府部門成立了單一窗口、而且直通中央部會，這一點，美國未必很輕易能做到。

此外，中國作為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生產國、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產業鍊和生產網絡，美國若想將包含台灣在內，整個東亞的科技產業搬到美國，本來就不是很現實。例如一支手機從無到有，可能需要數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配合。這些公司全部都能搬去美國嗎？那這生產成本要增加多少？川普還是別鬧了。

所以筆者建議，台灣業者應該仿照當初的「中國+1」作法，而提前準備好所謂的「美國+1」策略，也就是說：如果基於某些理由，一定需要到美國設廠的話，台灣企業仍要將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的生產保留在台灣、或至少還留在亞洲等較低生產成本的地區。這除了分散風險、降低成本以外，一旦美國政府未來改變政策（例如川普下台、關稅被判違法等），這些對美國的投資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退場機制」，或至少不需要再持續擴大對美國的（失敗）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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