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別讓性別政策開倒車—回應顧燕翎教授〈從 gender 到 sex〉

顧燕翎教授在〈從 gender 到 sex〉一文中，以美國川普政府（2017–2021）的政策轉向為例，認為近年性別政策陷入混亂、gender 概念過度擴張，並質疑民主黨推動的 DEI （多元、公平、包容）政策導致社會焦慮。這樣的觀察確實反映了美國政治的兩極化，但若要全面理解「sex 與 gender 之爭」，我們必須將其置於學術知識深化、國際人權法與美國憲法判例的更深層背景下進行分析。

一、知識深化：性別概念從生理走向社會建構

性別的討論從來不是單純的詞彙問題，而是關於身體與社會關係的知識轉變。二十世紀中葉，為了區分生物事實與社會角色，學界引入了 gender 概念。

1955 年，心理學家 John Money 首次將 gender 用於描述社會、心理與文化上的性別角色與行為。他的研究正是基於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對雙性人 (intersex) 個案的臨床研究脈絡，觀察到生理性別（sex）與性別行為（gender）之間並非總是單線對應。

隨後，社會學者 Ann Oakley 於 1972 年將此區分引入女性主義大作《生理性別、性別與社會》（Sex, Gender and Society）。這項區分並非語言潔癖，而是知識的重大進展，將性別研究的範式從生物決定論轉向社會建構論。它使得心理學和社會學能夠將研究焦點從單純的生理差異，轉移至社會如何透過文化形塑性別規範與角色。

二、制度性公平：女性主義與 DEI 的共識基礎

第二波女性主義透過區分 sex 和 gender，成功揭示了生物決定論如何鞏固結構性權力不平等。她們主張，唯有將兩者區分，才能打破不平等的社會結構。

這一脈絡與 DEI （多元、公平、包容）的概念高度一致：公平（Equity）是其核心，旨在調整制度以確保不同群體的實質機會。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正是此精神的國際性延伸。聯合國在 1995 年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北京會議）上，將其確立為全球策略。

在實務上，這種精神被落實為具體的審查機制：美國教育部等政府機關在政策審查中，會導入平等性別與種族審查，確保資源分配和政策實施能消除歷史性的不平等。同時，歐盟亦將「性別主流化」納入其政策評估機制，作為北京會議成果的延伸，證明了 DEI 理念是國際層面推動制度性變革的具體實踐。

三、人權保障：《日惹原則》的明確邊界

顧文質疑《日惹原則》（2006）導致 gender 概念「無限延伸」，但實際上，該原則明確將「性別認同」定義為個人對性別「深切的內心感覺和內心體驗」。

這項原則的焦點在於人權保障，特別是保障跨性別與非典型性別者免於歧視的自由。它涵蓋的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表達和性特徵（SOGIESC）是國際人權框架下需要保障的可識別面向（正如聯合國自由與平等（Free & Equal）活動所強調）。 （相關報導： 顧燕翎觀點：從gender到sex—美國性別政策的轉移 ｜ 更多文章 ）

此外，《日惹原則 +10》（2017）進一步補充了國際人權演進，特別強調了國家有義務保障跨性別者在身分文件上的正確性，並確保其享有醫療照護的權利。原則並未否定生理性別，而是堅守國家不得以性別認同為由，侵害個人基本權利的底線。

四、法理基礎：美國最高法院的憲法詮釋

美國關於性別政策的爭議，並非源自「性別理論混亂」，而是民主制度下對憲法平等條款的不同詮釋。

以最具指標性的 Bostock v. Clayton County 案（2020）為例。最高法院最終以 6 比 3 的票數裁定，將「性別歧視」延伸至性傾向與性別認同。值得注意的是，撰寫多數意見的正是保守派大法官 Neil Gorsuch，這特殊性證明了判決並非單純的政黨對立，而是法理上的必然一致。核心理據是：懲罰一個喜歡男性的男性，卻不懲罰一個喜歡男性的女性，這就是「基於性別」（but-for causation）的歧視。

這樣的判決確認了 1964 年《民權法案》第七章的普適精神。為實施判決精神，拜登政府在 2021 年發布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3988》，要求聯邦機構檢視和修正政策，以確保依據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歧視受到禁止，這正是 DEI 所倡導的「制度性公平」的法理落實。

五、社會學習：從二元限制走向共存尊嚴

當代性別研究不否認男女二元分類在社會功能上的角色，尤其在體育競技領域具體體現。例如，國際奧會（IOC）2021年發布的新裁量框架，允許各體育單項協會根據科學證據和公平競爭原則，維持合理的性別分界，以保障比賽的公平性。

然而，性別研究者同時批評過於僵化的二元分類體系。學者如 Judith Butler（1990）指出，二元性別框架忽視了性別的多元流動性，限制了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者的身份認同與社會參與。Katrina Karkazis 等人（2012）批評，體育界對睪固酮水平的限制政策缺乏科學充分性，且可能對性別多樣性造成不公與歧視。 Madeleine Pape（2020）在其相關著作中批評現行體育性別檢測政策，指出這些政策缺乏科學根據且不尊重身體多元。她特別強調，現有的基於睪固酮水平的分界標準未能充分考慮非二元與跨性別的複雜性，且可能對部分運動員造成不公正的排除與心理壓力。Pape的研究呼籲對性別認同有更多包容，並批判過去對女性運動員進行的「性別驗證」進程，這些過程常帶有侵犯性並忽略運動員個人的尊嚴與權利。

因此，近年來性別平權倡議者呼籲在保障競技公平與尊重多元性別身份之間尋求平衡，推動具包容性的體育政策，使所有選手都能尊嚴且公平地參與競賽。然而。

結語

綜上所述，性別政策的討論應回歸人權與知識對話的本質。 DEI 的精神在於：以多元的視野理解人，以公平的制度支持人，以包容的社會接納人。當我們在性別語言的轉譯之間爭論時，也該思考——社會是否已準備好，以更具彈性與人權保障的精神，讓每一個人都被完整地看見。筆者作為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我期待更具包容性的社會前景，留下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 （相關報導： 顧燕翎觀點：從gender到sex—美國性別政策的轉移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