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志雄觀點：民主的困境─是選民變笨了，還是媒體變壞了？

當台灣的民主政治陷入民粹煽動，政策辯論淺薄化與社會共識日益撕裂的泥潭，我們不禁要問一個嚴肅的問題：到底是選民變得輕信盲從、理性不足，還是媒體墮落為撕裂社會、操縱民意的推手？

將責任輕易歸咎於任何一方，都如同隔靴撓癢，未能觸及問題核心。在當代民主的困局中，選民認知的局限與媒體生態的扭曲，已然形成一種相互餵養、彼此強化的「危險共謀」，而這種「共謀」正悄然蛀空台灣民主的根基。

媒體本應是民主的守門人，提供事實，促進理性辯論，監督權力，然而，現實卻日益偏離此一理想。在金權經濟的主導之下，台灣政治報導與評論越來越屈從於點擊率和收視率，動輒用聳動的標題和簡化至極的口號，聚焦個人攻擊而非政策評論，這種「馬戲團化」的報導成為常態，乃源於媒體的良心墮落，自甘從守門人成為煽動者。

許多媒體，尤其是特定陣營的喉舌或深度黨派化的新媒體，不再以客觀事實為圭臬，而是服務於特定政治議程或意識形態，新聞被篩選、裁剪、甚至扭曲，以迎合目標受眾的既有立場，強化其意識形態，將事實讓位給敘事，用煽動取代溝通，因為恐懼、憤怒、仇恨是最容易傳播、最能固化選民的政治情緒。

台灣媒體深諳此道，大量生產能點燃這些情緒的內容，誇大威脅、妖魔化對手、煽動群體對立，導致冷靜的政策辯論空間被熾熱的情緒戰場所吞噬，使得理性對話在島內成為奢侈品。 社群媒體透過演算法，精準推送符合用戶偏好的政治內容（無論真假），將選民困於同溫層。政府再透過大量資源，投放針對性極強的（甚至包含假訊息的）政治廣告和煽動性內容，精準操縱特定群體。

而西方民主政治的設計，預設了人民能夠理性、知情地做出符合公共利的益選擇。但是，選民在現實中卻面臨許多認知挑戰。一方面，選民時間精力有限，面對大量複雜訊息，傾向於依賴認知捷徑：黨派標籤、領導人形象魅力、簡單口號、情感共鳴，這為煽動性言論和簡化承諾提供了沃土。

另一方面，選民的政治立場往往緊密捆綁於其群體認同（如種族、宗教、地理、文化），媒體和政治人物利用這種「部落主義」強化同溫層，捍衛群體認同和歸屬感，往往壓倒了對客觀事實和政策優劣的獨立判斷。尤其在資訊爆炸時代，新聞來源魚龍混雜，氾濫成災，選民普遍缺乏足夠的媒介素養和資訊鑑別能力，難以有效分辨真偽，更容易受到精心設計的政治宣傳和陰謀論所影響。

而媒體與選民這種特殊的共謀結構，也成了民主根基的腐蝕劑，因為「選民認知限制」與「媒體扭曲生態」並非孤立存在。媒體一面利用選民的認知弱點，透過簡化、煽情、立場化、部落化的內容，精準投餵目標選民，收割流量與收視率，並服務於特定政治力量。選民則依賴並滿足於這類「情緒性快餐」，在同溫層中獲得認同感和情緒宣洩，迴避複雜思考和不同觀點，進一步強化偏見和身份政治，對理性辯論失去興趣甚至產生敵意。最後，政治人物再積極迎合甚至主動塑造這種媒體選民的互動模式，利用煽動性言論、簡單承諾和政黨動員基礎，贏得選舉。

其結果就是，在台灣，理性的政策制定完全讓位給民粹式的政治表演，導致民主品質退化，讓民主從「協商治理」淪向「民粹動員」甚至「多數人暴政」的風險劇增。

當然，將台灣當前的民主困境完全歸因於「選民變笨」，那是一種精英主義的傲慢，但單純指責「媒體變壞」也忽略了背後的結構性壓力與技術挑戰。民主的活力源自於理性、知情公民的積極參與，但當媒體與選民的「共謀結構」讓理性失去聲音、讓情緒主導、讓真相蒙塵，民主的根基就會岌岌可危。

只是，提升公民素養與改造新聞媒體曠日費時，故當下要務只能從改革選舉制度做起。這包括了：嚴格規定競選公職的資格以篩選符合標準的候選人；嚴禁政治獻金，由政府提供等值的「選前補助款」（取消選後補助款）給每一位合格的候選人；限定選舉經費開銷的上限使選舉活動簡化；將選舉周期由4年改為6年以配合經濟的發展周期；廢除不分區立委席次與制定立委任期限制；並將人民投票定為公民的強制責任。唯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能守住得來不易的民主，否則，台灣的民主將在喧囂的撕裂中，失去其最珍貴的靈魂。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芝加哥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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