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去年五月嚴厲批評前任總統的干預主義政策時，引起外界譁然。
「最終，那些所謂的國家建設者摧毀的國家遠多於他們建立的。」他明顯是在指2003年極具爭議的伊拉克戰爭。
「干預主義者介入了那些他們根本不了解的複雜社會。」他又補充道。
這番話是在他訪問沙烏地首都利雅德期間發表的。一些分析人士今年曾表示，至少在川普第二任期時，美國在中東的干預主義可能成為過去式。
然而，不過一個多月後，美國就對伊朗的三處核設施發動攻擊，將華盛頓捲入伊朗與以色列最新一輪衝突之中。
透過此次襲擊，美國和以色列意圖終結伊朗的核武野心。
「我們的目標是摧毀伊朗的核濃縮能力，遏止這個全球頭號恐怖主義支持國所帶來的核威脅。」川普在行動後表示。
然而歷史表明，當西方國家試圖在海外「解決」問題時，結果往往事與願違。
黎巴嫩裔美籍作家、倫敦政經學院中東政治與國際關係教授法瓦茲·格爾蓋斯（Fawaz Gerges）指出，自1940年代末以來，美國干預主義便一直是中東國際關係的主軸。
「最近美國對伊朗的空襲就是該政策的又一明顯例證。」這位《真正出了什麼錯：西方與中東民主的失敗》（What Really Went Wrong: The West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一書作者對BBC表示。
那麼，美國還在哪些地方發動過干預？又產生了哪些後果？
伊朗政變
1953年，伊朗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sadeq）被推翻，這場政變由伊朗軍方主導，並獲得美英支持。
摩薩台僅當時上台僅兩年，他發誓要將伊朗龐大的石油資源國有化。
然而，這一舉措，再加上當時看似日益上升的共產主義威脅，令倫敦與華盛頓感到憂慮——戰後兩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伊朗石油。
儘管這場政變最初被包裝成恢復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國王（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統治的民眾起義，但其背後實際上有英美情報機構的策動與支持。
2000年，美國時任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首次公開談及美國在伊朗政變中的角色。
2009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在開羅發表演說，也承認了華盛頓參與了這次政變。
2013年，即政變60週年，美國中情局（CIA）公布了一批文件，首次正式承認其在政變中扮演的角色。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釋出的文件中寫道：「這場軍事政變……是在中情局的指導下實施，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格爾蓋斯教授指出，當前美伊衝突的根源可追溯至那場秘密干預。
「伊朗人從未原諒美國推翻了一位合法的民選總理，並扶植一位殘暴的獨裁者——伊朗國王成為國家最高統治者。」他解釋說。
格爾蓋斯教授亦指出，美國曾試圖影響埃及總統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的國內政策，並改變他的民族主義路線，但收效甚微。
美國曾支持阿富汗伊斯蘭分子
1979年，蘇聯軍隊入侵阿富汗，以支持一年前上台、正陷入分裂的共產政權。
但蘇軍很快遭遇名為「聖戰者」（Mujahideen）的伊斯蘭抵抗行動。
這支隊伍由反對共產政府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組成，獲得美國、巴基斯坦、中國、沙烏地阿拉伯等多國支持。
在冷戰期間，美國是對阿富汗提供武器與資金最多的國家之一，目的是阻撓蘇聯在當地的目標。
根據後來解密的文件、記者調查與證人證詞顯示，美國當時的策略是要將蘇聯困在阿富汗，使其深陷一場如同越戰般消耗人力與資源的泥濘。
這項行動名為「旋風行動」（Operation Cyclone），被當時媒體形容為「中情局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秘密行動」。
時任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甚至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接見了一個聖戰者領袖代表團。
1988年，在簽署《日內瓦協議》後，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開始撤軍，結束長達近十年的佔領。最後一批蘇軍於1989年初離開阿富汗。
但不久之後，阿富汗便陷入內戰，參戰方包括各派軍閥與失去蘇聯支持的政府軍，後者很快瓦解。
神學士勢力於此背景下崛起，他們遵循嚴格的伊斯蘭教法（Sharia）。其領導人多數曾在聖戰者運動中與蘇軍作戰，並獲得美國等國提供的武器。
同樣地，在蘇阿戰爭結束後，一群阿富汗老兵創建了基地組織（蓋達組織，Al-Qaeda），試圖將伊斯蘭聖戰擴展至阿富汗以外。
神學士為該組織及其領袖奧薩馬·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提供庇護，使其得以策劃並發動2001年9月11日對美國的襲擊行動。
阿拉巴馬大學政治系中東研究教授瓦利德·哈茲本（Waleed Hazbun）指出，在冷戰期間，美國對中東的多數干預可被視為一種「權力平衡行動」。
「他們試圖反制任何反對美國及其盟友利益的政治力量。」他在接受BBC訪問時表示。
哈茲本教授認為，美國主導的波斯灣戰爭（1990–1991）便是一個例子。
「那場行動旨在反制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科威特得以主權恢復。冷戰結束後，美國政策制定者與該地區領導人進行討論，以尋找滿足共同安全需求的方法。」他說。
然而，他指出，自柯林頓政府起，美國開始採取另一種策略。
「目標是建立一個符合美國利益及其區域秩序願景的安全架構。」他解釋。
「這包括一方面推動和平進程及阿拉伯–以色列關係正常化，使所有阿拉伯國家與美國及以色列結盟；另一方面則透過軍事手段與制裁遏制伊朗和伊拉克。」
在某些情況下，美國的干預政策與對以色列的支持攜手並進——這種支持被美國領導人形容為「無條件且堅定不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以色列一直是美國對外援助的最大接受國，每年獲得數十億美元資金。
重返阿富汗追擊神學士
2001年10月，美國發動對阿富汗的入侵行動，聲稱此舉旨在驅逐神學士、支持民主，並在911襲擊後消除基地組織帶來的威脅。
自2003年起，北約部隊亦進駐阿富汗，參與戰鬥任務，並訓練當地安全部隊。
三年後，一個新政府在阿富汗上台，但神學士的血腥襲擊仍持續不斷。
2009年，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增兵阿富汗，一度成功壓制神學士勢力，但成效並未持久。
2014年，阿富汗戰爭爆發以來最血腥的一年，北約部隊結束任務，將安全責任交由阿富汗軍方接管。
隔年，神學士勢力持續壯大，發動多起自殺式襲擊，並聲稱對喀布爾的國會大樓及首都國際機場附近的襲擊承認責任。
最終，拜登政府於2021年4月決定從阿富汗撤軍，結束美國主導入侵行動20年後的軍事部署。
這項決定引發極大爭議，也導致喀布爾迅速淪入神學士手中，外界紛紛將之比擬為1975年南越政府垮台時的情景。
「這是拜登的西貢時刻，」美國共和黨眾議員伊莉絲·斯特凡尼克（Elise Stefanik）在社交媒體上寫道，「這是國際舞台上的災難性失敗，永遠不會被遺忘。」
一位不具名的前阿富汗官員對BBC透露，神學士藉此獲得大量軍事裝備，這些裝備大多源自美國。
聯合國2023年一份報告指出，神學士允許地方指揮官保留20%所繳獲的美製武器，導致黑市軍火交易猖獗。
入侵伊拉克
1990年8月，由時任總統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指揮的伊拉克軍隊越境入侵科威特，數百名抵抗者遭到殺害，科威特政府被迫流亡至沙烏地阿拉伯。
對許多人而言，這標誌著中東歷史上漫長且動盪時期的開始。
在多次警告與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後，由美國領導、英國與沙烏地阿拉伯提供主要支持的聯軍——為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聯合行動——於1991年1月17日發動軍事行動，將伊拉克軍隊逐出科威特。
其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687號決議，要求伊拉克銷毀其所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包括核、生化武器以及遠程彈道飛彈。
1998年，伊拉克中止與聯合國武器檢查人員的合作。2001年美國紐約世貿中心與華盛頓五角大廈遭遇恐怖襲擊後，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希開始計劃入侵伊拉克。
布希指控海珊繼續囤積和製造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聲稱伊拉克與伊朗、朝鮮一同構成所謂的「邪惡軸心」。
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於2003年在聯合國表示，伊拉克擁有生物武器的「流動實驗室」。
但到了2004年，他承認相關證據「似乎並不那麼可靠」。
英國、澳洲和波蘭加入了美國的入侵行動，但德國、加拿大、法國與墨西哥等多國則表達反對。
時任法國外交部長德維爾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曾表示，軍事干預是「最糟糕的解決方案」，而作為北約成員及伊拉克鄰國的土耳其，則拒絕讓美軍及其盟國使用其空軍基地。
哈茲本教授向BBC指出，美國試圖實現政權更替，並將自身的安全想法強加於中東地區。
BBC國際事務編輯傑里米·鮑文（Jeremy Bowen）則表示，這場入侵對伊拉克與其人民而言是一場災難，使該國陷入長達數十年的混亂。
「自2003年爆發的混亂與暴力，不僅沒有摧毀奧薩馬·賓拉登和聖戰極端分子的意識形態，反而助長了聖戰主義者的極端行動。」他在2023年、入侵20週年之際發表評論指出。
這場戰爭的另一後果是，基地組織得以重組並轉化為自稱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至於因2003年入侵而死亡的伊拉克人總數，至今仍無法精確統計。
根據「伊拉克死亡人數」統計計劃（Iraq Body Count, IBC）資料，2003年至2022年間，共有209,982名伊拉克平民死於戰爭。
「一個致力於達成安全共識的地區，而不是透過美國及其盟友的強大軍事力量來建立秩序，或許更符合美國的全球利益。」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