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是靠一個人完成的：《最黑暗的時刻》選摘（4）

在一九四○年五月那些令人驚恐的日子裡，溫斯頓．邱吉爾的行動、言談，以及最後所做的決策，改變了英國與歐洲的命運，也改變了他自己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但是，在經歷一段時間的激烈爭論、懷疑、內心掙扎、恐懼、絕望以及搖擺之後，他是如何做出這個正確的決定的呢？他如何在那之後很快就找到完美的語言來對全國國民解釋他的思考、信念與感受？這一點，以我所知，從未有人充分地講述出來。我設定的目標，就是要說出這個故事。我要呈現出一個更大的、更不穩定的、心理學上更可信的，以及超過過去被允許的範圍，整體而言更符合人性的故事。

在準備電影《最黑暗的時刻》以及撰寫這本書的期間，我所進行的研究讓我確信，邱吉爾在一九四○年五月裡曾經認真考慮過與希特勒和平談判，即使這個看法在今天可能會讓人非常反感。

我知道這是一個不受歡迎的觀點，這幾乎與所有歷史學家、評論者與學術界的立場有所衝突，而那些人遠比我更沉浸在這一段時期的歷史裡。我不能自詡跟他們一樣深入。

然而在這本書即將結束之際，我想把我所見到的基本事實鋪陳出來，同時也說明主要的反對論述―他們認為，邱吉爾從未認真考慮過和談路線。

首先提一下一般認可的說法。這種看法基本上認為，當邱吉爾明確表明，如果對方能提和談的條件他將會「非常感激」，或者當他同意「考慮」和談條件時，他只是說說而已。他只是為了換取時間，是在玩一個精心策劃的遊戲，並不是認真要和談，他從未猶豫或動搖。如果他讓戰時內閣感覺起來是認真的(如主流的看法所認為的那樣)，那只是為了要哄騙哈利法克斯，只是為了爭取他的支持，以免他在此時辭職可能拖垮內閣政府。他必須非常逼真地施展這個手法，才能讓精明狡詐如哈利法克斯與張伯倫者感到信服。

但是這種解讀有不少弱點。

第一是沒有證據，全都是學者的猜測。如克里斯多夫．希欽斯所指出，無需證據就能提出的主張，也可以不用證據就能予以排除。

邱吉爾從未揭露過他在玩一個宏大的欺騙遊戲。不只事件當時不曾，就連戰後當他有很多時間提這件事、甚至可以獲得重大名聲的時候，他也沒這樣說過。如果以為邱吉爾是出於謙虛，所以才把犀利騙過對手哈利法克斯這件如此關鍵的事件隱藏起來，以免載入史冊，那麼這太挑戰我們對他人格的理解了，因為不論從什麼角度來看，他的人格在自戀量表上得分都很高。揭露這個故事不但不會損害他神話一般的形象，反而還有所增益。而且，如果有人懷疑他是因為無意經營自己的歷史遺產，那麼請記住他曾說過一句俏皮話： 「各方都將覺得，把過去的事情交給歷史是比較好的，特別因為我打算要寫那部歷史。」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二戰時期的三大陣營 ｜ 更多文章 ）

第二個說明緩兵之計設想不成立的理由是：這種看法沒能恰當考慮到，邱吉爾在這段危機的高峰裡，不論在個人、政治與軍事方面，都承受到龐大的壓力：被入侵的威脅是多麼急迫(軍事顧問相信幾天之內就會發生)；英國人民的防衛缺口是多麼的大；英國陸軍在法國是多麼寡不敵眾(如果部隊能從敦克爾克全數救回的話兵力比例是一比十，救不回來的話就變一比一百)；歐洲在德國的攻擊之下崩潰的速度是多麼嚇人；以及哈利法克斯所提出的論據是多麼理性、合乎道德和明智，而且還受到張伯倫與其他眾人的支持。

所有壓力中最大的，還是哈利法克斯辭職的威脅，這只能讓邱吉爾停下來重新考慮一下自己的立場。一個像哈利法克斯這樣的人，如果不是完全確信自己的主張正確且邱吉爾的看法錯誤，是絕對不會以拖垮新政府為要脅的。對這樣一個人所堅信的事，你無法輕易不當一回事。

在這樣極端巨大的壓力下，而且當可採取的選項又如此有限，哪一個神智清楚的人不會認真考慮和平談判，而一定要選擇幾乎確定的全盤毀滅？

我感覺到，任何反對「猶豫」或「動搖」論(如果我們可以如此稱呼這種論述的話)的人，一定得設定一個幾乎是瘋狂的邱吉爾，把他當成一個對戰場上極其可怕的現實全然無動於衷、對自己在加里波利曾有的悲劇性失誤毫無記憶、連自己僅僅數星期前在挪威造成的軍事挫敗也想不起來的人。事實上邱吉爾從未忘記他在加里波利得到的負面教訓(雖然他確實試過抹掉這些教訓，否認自己感到任何內疚，後來還說他為那些戰死者的英勇而感到喜悅)。

但是歷史不是一個人完成的。一九一五年八月的一個下午，當邱吉爾在畫一幅風景畫時，他放下了他的心防，對詩人兼外交官威爾弗里德．布倫特說：「我這雙手上的血比顏料還要來得多。」 這是他難得一見的心理脆弱的時刻，而且甚至更難得一見的是，他對自己傷痕累累的人性展現了深刻的體認。愧疚感必然產生自我懷疑，而自我懷疑必定在一九四○年五月最後這幾天狠狠襲擊了邱吉爾。如果你過去犯下如此可怕的錯誤，那麼在類似的情境下，你不可能再度如此自信。

正如前面所提到過的，歷史學家卡納迪尼曾說邱吉爾的性格「單純、熱切、無害且完全無法欺騙或算計。」如果是這樣，那麼為什麼硬要說他一連多日進行了欺騙與算計， 儘管不論在此事之前或之後，都沒有任何紀錄顯示他能如此欺騙與懂得算計？

對此一般的反應似乎是，不相信這位偉人也跟常人一樣會自我懷疑。然而，困惑並不是罪惡。相反地，我會主張：能產生懷疑，進而能把互相衝突的構想加以綜合，最後能做出兼顧各方的決策，這才構成一個真正的領導者與真正的領導能力的根本定義。

因此，這本書提出的是一個更大、更複雜的邱吉爾面貌，而不是把他變得更貧乏。

所以讓我們假設，邱吉爾在辯論這些關鍵議題的時候，所說的話實際上是當真的。他也知道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正被寫進會議紀錄裡，不帶反諷，也為了讓後人查考。

戰時內閣在五月末的這些會議紀錄讓我毫不懷疑，在一段時間裡，當情況顯示英國可能要損失其九成士兵時，邱吉爾漸漸地被說服，只要英國的獨立地位得以確保，認真跟納粹德國探討和平條件是有意義的，不論這件事是多麼地讓人反感。他知道希特勒的要求將相當可怕：中歐與法國要永遠納入納粹統治，此外，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喪失的部分殖民地也要還給德國。這是駭人聽聞的代價，但是跟英國被納粹入侵、被納粹占領、納粹黨徽可能高掛在白金漢宮與英國國會上的結果比較起來，和談顯然開始被視為一個更好的選項。 （相關報導： 許劍虹專欄：二戰時期的三大陣營 ｜ 更多文章 ）

任何人仔細研究邱吉爾在五月末的這些爭論中使用的語詞，一定會得出一個鮮明的印象：他原先戰鬥到底的立場逐漸破碎，對於和平談判的建議則逐漸感到興趣。我們不要忘記，在那些日子裡，他在多次會議上曾正式說過，他會「考慮」和平協議、他樂於「討論」這樣的協議、在關鍵前提被確保的情況下，如果英國能跳出當前困境，他會「非常感激」，即使「代價是要出讓部分(英國)領土(馬爾他與部分非洲殖民地)」，以及(如同他對戰時內閣所說的那樣)即使和談意味著允許希特勒「成為中歐的霸主」。事實上(如同他對國防委員會所做的建議)，他曾對法國表示，如果對方提出和談條件，只要法國不成為德國進攻英國的跳板，那麼法國可以「接受」這樣的協議。張伯倫在日記中提到(而且我們要考慮到，他使用的語言必定比內閣祕書枯燥、語氣呆板的紀錄文體更色彩鮮明也更寫實)，邱吉爾表示，如果條件符合，他會「欣然接受」和平協議。為了證明他準備「欣然接受」，他批准哈利法克斯與義大利大使巴斯蒂亞尼尼在倫敦進行一次英義祕密會議，前提是消息不能被公開。這個會談進一步釐清了與希特勒和談的事實，並以墨索里尼擔任協商的中間人。在這次會議之後，邱吉爾又正式准許哈利法克斯起草一份給義大利大使的備忘錄，以進一步討論可以把英國與法國一起納入的和平協議的條款。

就一個先前從未把和平談判視為選項的人來說，這些是顯著的讓步。

我主張，在五月二十七日這一天，他們關於和平協議的主要歧見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何時的問題。邱吉爾認定，他的政府可以在納粹入侵並被英國擊退之後得到最佳條件；哈利法克斯與張伯倫則認為，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機，因為現在英國仍然擁有一支軍隊。在這令人焦慮與不確定的幾個小時裡，這場爭論即將決定世界的命運。

所有領導者都需要運氣―而且他們所需要的好運是：時代能與他們的才幹相配合。

邱吉爾沒有適用於和平時期的天賦。他的才幹適合危機、勇氣以及危險，尤其是當危機爆發、當勇氣被喚起以及當危險被低估的時候。當其他更通情達理的人為自己決策的結果合理地感到恐懼時，他卻對於思索負面的後果毫無興趣―他一輩子都是這樣的性情， 他甚至不理解為什麼別人會那樣想。大無畏的精神在許多偉大領導者身上都看得到，但是這種特質不只帶來名聲，也同樣可能使他聲名狼藉。其間的差別就在於，究竟說來，領導者的判斷是否正確。

邱吉爾，在五月末，在經歷了不少猶豫與搖擺、徹夜踱步、心神失序、言語紊亂、令人火大的立場轉換、深刻檢討、細心觀察、專注聆聽、重新思考、斟酌利弊、評估計算、因憂鬱所造成的失語之後，他終於能面對全國國民，說出那些在猛烈的懷疑之火中淬鍊過的言語，並堅決支持歷史正確的一方。

他做對了。

＊作者安東尼．麥卡騰（Anthony McCarten），劇作家、小說家、記者、電視編劇與電影製片人。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最黑暗的時刻》（二次大戰結束80年修訂版，八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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