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代專文：巴拉冠─原住民接觸現代文明的歷程、結果與掙扎

1887年4月間，著名的恆春鵝鑾鼻燈塔管理員，英國人喬治．泰勒（George Taylor）在南台灣經歷一趟極具冒險的探險之旅，除了翔實記錄動物、植物、地形與地質的觀察紀錄；也探訪從恆春到台東平原地區的部落，並生動描繪其所見所聞之歷史、人文、語言與生態等等，成為近代研究南台灣地區民族分布、原住民部落型態與文化現象的珍貴參考資料。其中在台東平原的知本地區，他記述了這麼一段：

……一位年輕頭目與我們在部落外會合，再帶領前往男子會所，巴拉冠（palangan）。在卑南附近，每個村子依據規模大小，各自擁有一到數個會所，會所係用來提供青春期至結婚前，年輕人吃飯睡覺用的大房子。他們得（的？）食物由父母準備好，再送到會所來。這些年輕小夥子絕不被允許住在父親家裡，所有公共事務都在會所裡討論。……白天這間屋子由年輕人看守，……村子所有人都到田裡工作。每當要召開公共會議，或者收到任何重大消息，看守者會把掛在入口門邊的鐵製鈴片掛在腰上，開始在村子裡四處奔跑，奔跑的速度依據召喚大家的緊急性而定。

這一段敘述，點出了一個關鍵詞—巴拉冠，同時也概略卻精準的描寫其功能與狀態，彷若時光跨越一百三十餘年，在現在的時空下生動與無痕的疊影呈演。特別是泰勒關於夜宿知本巴拉冠硬板床與遭跳蚤攻擊的饒富趣味與無奈的描寫，並猜想：當昆蟲、跳蚤太多，而四處飛竄時，他們大概會放火燒了會所，然後重新蓋新的。文字畫面上彷彿清楚的浮掠出近幾年知本部落青年會長交接時，總是會拆了舊會所蓋新的巴拉冠的忙碌情景，那樣的現代與真實。

Balaguwan（巴拉冠）比較適切的中文意譯是「男子會所」，所指涉範圍包括一個可供部落族人慶典聚會的廣場空間，及一座可供常住有遮風避雨功能的建築。建築物是一座以常見的竹、木與茅草建材所搭建的平層建築。內設置有火塘、床鋪供部落單身男子聚集、生活與商議的空間。這裡所說的單身男子，包括未婚、失婚、喪偶的男性，外族男性經許可也可以臨時寄宿，女性則禁忌進入建築物範圍。

往昔，卑南族的各個部落，男生經歷少年階段（通常是12歲），便要離家編入這個建築物所對應的男子階層—valisen（發力甚），成為部落的公共財提供勞役。平時接受年長者對體能、禮儀、膽識、戰技的訓練與教育；同時也提供部落勤務的差遣與調度，泰勒所述的「揹著鐵製鈴片四處奔跑通知」的看守者即是這個階層的青少年。當部落進入緊急狀況時，「巴拉冠」裡另一個以青年為主的階層vangsaran（萬沙浪）則作為救難、防災以及征戰與狩獵團的主要戰力。從valisen到vangsaran要經過進階儀式，而後擁有結婚的被選擇權，一直要等到結了婚才能脫離「巴拉冠」及其組織階層，回歸家庭生活。某個層面看來，巴拉冠可以說是傳統卑南族社會單身男性的學校、兵營以及收容所。 （相關報導： 原住民藝術的物、意象與新性：《創藝之道》選摘 ｜ 更多文章 ）

巴拉冠除了是商議部落內部事務的重要場所，同時也是與外人談判解決紛爭的地方。中央研究院院士宋龍生在卑南地區的調查紀錄中，曾紀述關於1638年荷蘭人初次造訪卑南地區時的情形：

當荷蘭人來時，卑南部落puyuma還有竹林為牆，整個部落都在竹林的包圍之中，四面僅有東、西、南與北門可進入到裡面。荷蘭人走入村中，先到Pasara’at家的成年會所，即Patabang Parakuwan去拜訪，看到Pasara’at之首領坐在那裡，以手按著刀柄並不起來迎接，好像有敵意的樣子，荷蘭人看到這個情形，內心產收了恐懼，不敢上前說話趕緊退了出來。

這一段描寫的是卑南社初次遇見荷蘭人，Pasara’at氏族首領並未善意接見，迫使荷蘭人放棄與之交流的情形。當荷蘭人轉向南邊的氏族而獲得善意接待，開啟了日後合作的契機，也進一步使卑南社內部影響力由傳統的北邊轉向南邊；對外，也給予卑南社善用荷蘭人「東部地方會議」機制，取得台東平原幾近「盟主」的地位，擁有對各部落更多的發言權。這是題外話，但也顯現出「巴拉冠」做為接待或接見外族的傳統功能。若說這是Pasara’at氏族措失歷史機遇的令人惋惜的事，那麼宋龍生在記錄「竹林戰役」口傳歷史時，所提到的巴拉冠廣場的事就顯得悲壯與血腥了。

……卑南的人去打獵，列了不少的獵物，部落的長老依照慣例，派及的青年bangsaran，把應繳給知本的稅金（賦）繳過去，但這些青年在半途把獵物吃了，因此知本在那一年沒有收到稅金（賦），因此派人到卑南來理論……知本人堅持要打仗……結果被殺了很多人，知本頭目（率隊打仗的指揮官）Karitak被卑南的青年抓了起來帶到成人青年會所Parakuwan……

這一段故事的後來，卑南人不斷在言語上羞辱知本隊長，而後者堅持卑南人得依照規矩將稅賦繳送到知本。於是卑南人先割了他的左右大腿，又割了他的左胸右胸，一次次的塞進他嘴裡，直到他失血過多而死。儘管血腥，但也凸顯出「巴拉冠」在處理與部落有關事務，甚至是對外征戰、議和所提供的展演場域的不可或缺。放到21世紀的現在，傳統卑南族各部落在生活形式與部落運作方式已經有相當大的落差，但是「巴拉冠」以及圍繞其運作的階層組織，仍是作為部落事務運作的核心機制。然而，各部落的巴拉冠也幾乎遇到了相同的存在危機與文化復振的難度。曾建次主教在其著作《祖靈的腳步》第46節，曾以〈巴拉冠的始末〉為題，講述關於知本巴拉冠的前世今生。 （相關報導： 原住民藝術的物、意象與新性：《創藝之道》選摘 ｜ 更多文章 ）

知本三大氏族原先各有一座巴拉冠，日治時期要求合併管理，改建成一座水泥建築物（位於知本農會的現址），作為部落統一的巴拉冠，國民政府來之後，行政區重新規劃，西部移民大增。1954年巴拉冠已經式微無人進駐看守，而後借給農會囤放肥料，農會順勢設立知本地區農會服務站。警覺到部落已經完全失去巴拉冠的族人們，發動青年們在農會旁用鐵皮與竹材，重新蓋起一座小型的巴拉冠作為教育訓練用；不多久卻因為管教問題，外省籍的警察介入，指責這是「野蠻風俗」，不容許類似的聚會。加上社會結構已變，教育制度、經濟活動、兵役制度以及「匪諜滲入」的種種因素，知本巴拉冠根本瓦解。即便在60年代，族人仍然企圖恢復巴拉冠的制度與功能，也因部落青少年已經無法適應傳統管教方式而掙扎幾年後草草收場。知本如此，另一個與之相對的大部落卑南社，也有不一樣的故事與相似的結果。

1860年卑南社為了增進農業技術，部落領導階層決定從屏東枋寮地區招募一批漢人移民卑南平原指導農作。1875年「牡丹社事件」結束後，沈葆楨開始實施「開山撫番」，於是較有規模的移民慢慢移向東部，到了1895年前後，已經在台東市形成的寶桑庄，因為人口增長而向現在的市區擴展成為新的聚落。其他平原以外的成功、池上與玉里等地，也定居了不少移自屏東的馬卡道人。1896年日本人完全接收台灣時，禁止西部居民向東部擴展，才減緩西部移民的勢頭。然而，多年累積的移民量已經造成卑南社不堪負荷，由於放款借貸的問題，卑南社的土地陸續落入漢民族手上。在1929年前後，卑南社主動要求日本台東廳協助遷村，而將擁有六個巴拉冠的卑南社「讓」給移民定居的漢民族，整個部落向西遷移3公里建設新的部落。除保留puyuma的名稱，也給新部落一個響亮的名字：「南王」，意諭著他們曾經是卑南平原之王，以彰顯卑南社於17、18世紀在台東平原締造的顯赫威名。即使這樣，「南王部落」也同樣沒辦法阻擋漢人移民的接觸與融合。國民政府領台並實施「公地放領政策」後，吸引了西部漢人的移民大潮，在土地調查與收歸國有的過程中，將沒有登記的土地，公告後收歸國有；於是台東平原中包括阿美族、卑南族與排灣族各族的獵場與旱地，變成了無主土地而收歸國有，然後部分公告放領。南王部落的巴拉冠瞬間變成了台東市政府的財產，從此南王部落雖然可以繼續使用但已經無權私自處分；甚至在2019年，還因為選舉一些的不愉快，公部門在產權上做文章，噁心部落族人。

南王部落的例子不是個案。在失去土地權、巴拉冠的例子裡，大巴六九部落也頗有故事性。1936年日本台東廳著眼於方便管理與行政區的重新規劃，將大巴六九部落集團移住到現址；舊部落則迅速被早期移居部落附近的漢人分割佔有。日本井字型的新社區規劃，以一戶一分地為範圍，由族人依遷徙的先後自行擇地建屋居住，另外在部落中心區蓋起了以竹、木與茅草為材料的巴拉冠。1945年國民黨70軍招募的部落青年，在這所新的巴拉冠報名與集合，經台東、花蓮輾轉到中國大陸作戰；二二八事件後，國軍派了一個排的士兵進住巴拉冠幾天，威懾部落不准作亂。民國56年前後，太平營區開始闢地設立，其汽車輜重野短暫進駐巴拉冠；幾年後，茅草建築的巴拉冠忽然著火損毀，旋即在一旁建起了鋼筋混凝土的天主教教堂；90年代教堂拆了，重新建起了新的鋼筋混凝土的平層建築，廣場鋪上了水泥，隨後產權也被證實明確屬於鄉公所，並委託由漢人為主的社區發展協會管理；2003年後，部落因為人口增長，也為了文化復振，重新向鄉公所申請一塊村子外的土地，召集族人以傳統建材與工法蓋起了一座新的巴拉冠，作為辦理年祭活動，以及平日文化體驗與教育的場域。 （相關報導： 原住民藝術的物、意象與新性：《創藝之道》選摘 ｜ 更多文章 ）

找地、借地蓋巴拉冠的情況，不僅出現在大巴六九部落，其他部落也有這種情形。1992年以後，知本部落意識忽然高漲，直接在部落外所謂的公有土地圈出一塊地蓋起了傳統工法的巴拉冠建築；同時整理一大片廣場供部落辦理年祭活動，並召集青年開始嘗試恢復巴拉冠的階層制度，經數年的爭取與溝通，台東市公所也默許了那片土地供部落使用。另外，2019年下賓朗部落在持續多年的爭取土地使用後，終於收回部分被私人購去的土地；加上鄉公所協助部分土地，他們也蓋起了自己的巴拉冠。2020年阿里擺部落、建和部落也找到了適合的土地與協助，蓋起巴拉冠，安實了心理對祭典進行對文化復振的想望。

理論上已經在台東平原生存上千年的卑南族，卻在短短的一百多年先後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處分權，失去了作為部落運作核心的巴拉冠。我們大可從上面幾段的敘述推說這是整個大社會環境的變遷所致；但這個大環境，卻是移民者，加上統治政權政策所帶來的，不是卑南族自己形成的大環境。

這一點，蔡林縉在《台灣理論關鍵詞》的文章〈定居者（Settler）〉有進一步的佐證。他對「移民者」的定位，更傾向以「定居者」解釋。他分別以辭典的意涵解釋定居者是：「從別的國土來到新的居所定居並使用土地的人。」特意強調了「定居」與「使用土地」，以區別「移民」那種詞意上看似移居某處的無害狀態。文章中提到：當定居者在人數上超過了在地原住民，原住民族不是被迫遷徙，就是在與定居者衝突的過程中遭到殲滅。似乎為卑南社遷村重建的歷史，提出理論的支持。然而，筆者認為，卑南族所遇到的「移民者」、「定居者」固然在後來快速的形成人口優勢，也在與卑南族接觸的過程中，因手法高超而攫取了台東平原主要的肥沃土地，其本質卻未必是殖民政權帶來的所謂「定居殖民主義」，企圖根本「取代」原住民。只是，國民政府的政策制訂與推行，因為忽略台東地區原住民（或者縮小範圍談卑南族）的實際狀況與適應性，恰好提供了移民者、定居者有了較大的機會取得土地與人口的絕對優勢。移民者、定居者並未「殖民」卑南族，而是國家政策推行上，造成卑南族土地權大面積的喪失，造成巴拉冠組織及其教育、社會功能的瓦解。由此責備移民者、定居者善用法律制度的鏬隙巧取利益，有意無意侵犯原住民的權益，其意義不大；如何糾正國家法律上的缺失，阻止或彌補原住民權益的繼續受侵害才是該加大力氣的方向。

謝若蘭在《台灣理論關鍵詞》的〈正義（Justice）〉一文，或許也看出國家政策的疏漏。她認為正義，還是必須針對「公平」（fairness）略述，畢竟這是一個常常被綁在一起討論的概念。公平有時會與一般所在意的「平等」（equality）交互使用，但無論如何，似乎都在指涉「你一個，我一個」的分配概念。這個概念所延伸的議題主要是「齊頭式公平／平等」以及「實質公平／平等」的辯證。她語帶諷刺地直指政客作為競選視覺口號的種種諸如「實踐世代正義」、「改革政府效能」、「啟動國會改革」、「落實轉型正義」及「終結政治惡鬥」等。光從字面上，就出現兩個「正義」（謎之音：沒有的事就要一直講）。今天講國家的轉型正義，也應該落實到原住民的身上，從法律與制度上改進並確實落實，多一點公平與正義。否則，落實了蔡林縉所指的「定居殖民」—那些移民自中國大陸的漢民族，正利用漢人政權所訂的法律條文，對台灣原住民進行剝削，吃乾抹淨還自認為最具在地性。

卑南族的「巴拉冠」是卑南族社會最重要的機制，其設立、瓦解與再建立，有意無意地呈現台灣原住民在過去接觸現代文明的歷程、結果與掙扎。其具體的意象宛若夏曼．藍波安〈男人魚〉那條帶著傷又逐漸老去的魚，在獵殺與被獵殺之間奮力前行，無論環境如何險惡，總要試著找尋出路繼續生存。然而。我也得承認，巴拉冠的功能確實已經不是過往那樣，作為部落事務的決策與執行核心，其日常教育與防務也變得鬆散與隨機；但其依舊是部落凝聚共識，思及傳統文化復振的中心，更是遠遊他鄉的族人一個歸鄉的指引。或許，也是他族觀察卑南族的一個文化窗口吧。

＊作者為作家，本文選自《台灣理論關鍵詞II》（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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