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前副市長彭振聲的太太在1日清晨驚傳跳樓輕生，當時人在台北地院準備出庭會同勘驗檢察官偵訊錄音帶的彭副市長聞此噩耗，當場痛哭失聲，哭喊「我是被冤枉的，國家怎麼變成這樣？檢察官要我的命，檢察官的良心在哪裡啊？」他坦言當初在檢方偵訊中認罪是因為想要拚交保讓妻子安心，現在妻子不在了，他也沒有顧慮，會將一切都說出來。
彭副市長太太之死當然是個悲劇。當國、民兩黨跳出來為此事表達哀悼悲憤，痛斥「司法殺人」、「檢方押人取供」時，綠營側翼卻批評為「消費死者」、「搶著拿饅頭沾血」。青鳥們的反應毫不令人意外，畢竟先前柯文哲父親病故請假奔喪時，某位綠營名嘴都可以說出柯還有媽媽，之後還可以再請一次假的喪心病狂之語。至於消費死者云云，從二二八受難者開始，這些年被民進黨消費過的死者，吃過的沾血饅頭，更是不知凡幾？
這起輕生事件是意外，卻也不是意外！我們都期望司法絕對公平公正，但現實中卻不可能達成。從警方、檢調到法院，諸多的環節與過程中，總會出現人為的疏失誤判與各種外力的介入影響，最終導致冤案發生，所以我們才會有冤獄補償的制度。有人會說彭副市長在前幾次法院開庭中都強調檢方沒有逼供，問案態度良好，自己認罪就是認罪，絕對不會翻供。但是，筆者要反問持此觀點之人，有沒有因為涉嫌某一案件而被檢調偵訊的經驗，如果沒有，千萬別太早下結論。
眾所周知，日本檢方起訴案件定罪率高達99.9%，長期以來受到外界質疑與批評，但日本檢警強調這是因為「精緻偵查」的結果，也就是檢方是在掌握充分的證據（人證、物證）的情形下，才會將嫌疑人起訴，所以才有如此高的定罪率。但在實務操作上，日本檢警長期以來仍將取得嫌疑人的口供自白，作為犯罪偵查的核心，也就有了所謂「押人取供」的問題。戲劇通常會反映現實問題，諸多日劇會聚焦在日本超高定罪率的課題上，絕非空穴來風，而所有的劇情安排也都顯現出檢警在偵查過程中可能會使用的手法，包括偽造（變造）對嫌疑人不利的證據、隱匿或不採用對嫌疑人有利的證據（如高虹安案）、誘導或脅迫式的不正訊問（如京華城案）等。
京華城案從檢方啟動約談偵查迄今已超過一年，但有關刑罰最重的「貪污罪」與「圖利罪」，檢方始終無法拿出足以一刀斃命的強有力證據。例如檢方指控柯文哲收受賄賂，僅憑檔案中的「小沈，1500」幾個字，相關的金流與交付過程完全出自推測，導致在起訴書中只能出現「某時某地」這種堪稱世界奇觀的「關鍵文字」。更遑論在正式起訴開庭後，陸續出現朱亞虎、邵綉珮等關鍵證人當庭翻供的情景：朱亞虎對於柯文哲是否曾與應曉薇通話討論京華城案，從當初偵訊筆錄中的確定變成個人推測，並無證據；邵琇珮也強調京華城案並未違法，柯文哲也未對本案向下屬施壓。 （相關報導： 曝彭振聲夫妻恩愛往事 高嘉瑜：司法拖這麼久對家屬是很大的傷害 ｜ 更多文章 ）
在日劇「冤罪律師」的街頭訪問中，當民眾被問到如果因為沒有做過的事情而被逮補時，你會怎麼做？有人表示既然自己是清白的，當然會奮戰到底；有人說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應該不會出現冤案；也有人認為既然沒有做當然不必承認，那些在偵訊中承認自己從沒做過的事情的人，意志過於薄弱。但是我們不妨設想一個情境，當你被檢方約談甚至聲請羈押，被反覆提訊數十次，不斷被提問相同的問題，如果拒絕回答或是答案不是檢調想要的，就可能會面臨再一次的羈押。這種精神與心理上（也有可能影響到肉體）的折磨、對於不斷被強調如果不認罪會被求處重刑的恐懼，以及成為罪犯可能讓家族蒙羞與面對社會壓力，都可能使嫌疑人做出對自己不利的供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