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第四度啟程訪陸參與海峽論壇，不僅遭到獨派抗議；同時，藍營首長首度缺席。在兩岸兵凶戰危頻臨戰爭邊緣之際，國民黨未能藉此掌握機會之窗，旗幟鮮明倡議兩岸路線及取得兩岸論述話語權；藉此破除長期以來民進黨及獨派人士，刻意標籤化兩岸交流者為中共在臺協力者、受統戰及認知作戰影響。值得關注是，不同於以往國民黨籍離島縣長、若干農業縣地方首長、官員等皆參與論壇，此次卻缺席。其意涵究竟為何頗值探討。
前總統馬英九參與海峽論壇有其重要意涵及影響，一方面對破除兩岸交流為被統戰，具有澄清效果；但卻未能對藍營縣市長產生示範效應，形成一致性集體性行動，藉此產生地方包圍中央效應及印證藍營更具處理兩岸關係能力，則殊為可惜。馬英九主政時期，幾乎國民黨、民進黨籍縣市首長皆至大陸參訪，甚至有些參與海峽論壇，當時並未對民進黨籍人士參與論壇或進行兩岸城市交流，標籤化被統戰。
何以當蔡英文主政時期，幾乎已無民進黨籍縣市長參與論壇，僅剩部分離島國民黨籍、無黨籍或國民黨籍農業縣地方首長始參與論壇或城市交流，卻要被批判為在臺協力者及親中賣臺呢？此為嚴重雙重標準及非理性政策思維。馬英九主政時既往民進黨籍人士尚能參與論壇、進行城市交流；但從蔡英文到賴清德主政後，民進黨籍縣市長、官員參與兩岸交流，要面臨的政治壓力、意識型態矛盾及選民期待壓力恐更大。相較於國民黨籍人士，民進黨籍官員的參與度顯著較低。此乃民進黨揭櫫公投臺獨黨綱，極度強調臺灣主體性、政治自主性；與大陸主張的「一個中國」原則存在根本性矛盾，此為兩岸交流難以持續深化之結構性根本因素。
首先，民進黨批判大陸對臺政策充滿統戰性，增高國民黨參與論壇風險。國民黨籍人士或官員往往考慮參與海峽論壇，恐面臨政治上進退失據。一方面臺灣各地方發展，需要開拓與大陸經濟合作機會；但國民黨內各派系立場與選民基本盤期待，也有的傾向盡量減少交流，此限制其選擇政治行動空間。地方首長或派系若積極參與兩岸交流，可能面臨黨內批評親中。
自蔡英文到賴清德政府上臺後，對兩岸交流採取非常保守政治立場，修訂國安法制、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進一步限縮地方官員參與兩岸交流的自主性參與空間。國民黨籍官員若積極參與兩岸交流相關論壇，則被視為「傾中」，不僅在下屆選舉中可能失去傳統本土支持者；尤其民進黨政府對大陸對臺政策採取高度統戰工作的警覺，使得參與海峽論壇等活動的政治風險大幅提高。
其次，民進黨內對參與海峽論壇不具共識，涉及黨內派系政治權力競逐。黨內派系對兩岸政策存在政治光譜差異，從務實獨派派到深綠基本教義派主張法理臺獨均有支持者。而大陸對待民進黨籍與國民黨籍人士的態度存在明顯差異，前者常面臨更多限制與政治預設，導致實質交流效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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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籍官員也面臨的是兩難困境：若不參與兩岸交流，喪失兩岸關係的話語權及主導權；若積極參與交流，則被標籤化視為中共同路人、為中共背書、受統戰及認知作戰，在黨內派系污名化後可能在權力競逐過中敗陣下來。民進黨內部對兩岸交流的立場存在差異，需要通過黨內各派系對話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共識，兩岸交流始能邁入正常化。
復次，兩岸城市交流利於臺灣經濟領域發展。臺灣地方政府透過參與論壇或進行城市交流等平臺，可為企業爭取更多進入大陸市場、吸引資金投資、促進旅遊業及兩岸觀光交流發展。尤其是臺灣中小企業，缺乏能力開拓巨大大陸市場的資源與管道。藉由參與論壇或城市交流，地方政府主導的交流活動可提供制度化平臺，以降低市場進入門檻。既往各地方縣市透過海峽論壇、城市交流簽署農產品採購協議，為臺灣地方農民及農業帶來經濟效益。
特別是臺灣在半導體、精密機械、文創等領域擁有優勢，大陸則擁有廣闊市場與製造基地。兩岸城市交流可促進產業鏈整合，實現優勢互補。如既往臺中市的精密機械產業曾與蘇州昆山市展開交流合作，打開華東地區市場，建立更完整的供應鏈體系。
除上述經濟領域外，尚包括藝術展演、教育文化等合作領域，此種軟性交流為臺灣的文創產業開拓新的發展空間，展現臺灣軟實力。
再者，海峽論壇或城市交流應建立風險預警機制。民進黨政府禁止中央政府派員參與，也不樂見地方首長及官員參與。但儘管三申五令仍無法阻却部分藍營地方縣市首長或官員參與。只好動輒訴諸於大陸統戰或認知作戰，凸顯自己兩岸治理能力及自信心不足。
兩岸交流有必要建立風險管理機制，制定評估標準與風險預警，及建立應急應變處理機制，確保兩岸交流納入規範化、正常化及機制化及健康化發展。藍白主政地方主管可與綠執政的中央部門，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在符合法規規範下維持城市治理自主性及創新性。藍白地方政府與大陸城市進行交流，固然應與現階段綠中央政府在兩岸政策的根本規範保持一致性，但也應給予地方政府相對自主性。
最後，兩岸交流可發展多城市小聯盟或建構區域治理平臺。臺灣各區域治理平臺，例如北北基、宜花東及中彰投、桃竹苗、雲嘉南、高屏等區域治理平臺，推動特定領域例如農業、文創、旅遊的兩岸城市小聯盟，形成專業化、議題導向的交流平臺，提高兩岸交流及合作效益，降低政治風險；這種分領域、小規模的兩岸交流模式，更易於操作及推動順遂。
事實上，臺灣在民主治理、環境保護、社會福利等領域積累豐富經驗，此等經驗對大陸城市治理也頗具參考價值。無論是海峽論壇或兩岸社會、城市等交流，臺灣可貢獻治理理念與模式創新，兩岸相互借鏡相互促進，雙方可從彼此發展經驗中汲取有益補充元素。
民進黨籍人士參與兩岸交流的低度現象，反映臺灣民主政治發展中深綠族群國家認同結構僵固性，及與兩岸關係政治基礎及原則對立與衝突，兩岸政府在無九二共識基礎前提下，呈現完全無法對話僵局，致兩岸事務呈現治絲益棼窘境。現若連藍白陣營對兩岸交流也是噤若寒蟬，則兩岸交流的和平緩衝地帶將漸漸失去。兩岸應尋找更具彈性與創意的交流模式，大陸須保持戰略耐心與彈性調整能力，建構新型兩岸關係；臺灣則須在堅持相對主體性、自主性的前提下，積極探索建構和平、互惠、包容及可持續發展的兩岸和平穩定框架。
就此而論，類似海峽論壇這種充滿社會性交流及其他城市交流或可作為試驗場，先迴避兩岸高度敏感政治議題，可從低階事務性、功能性及經濟性交流對話及合作出發，逐步累積互信經驗，為更高層次的兩岸互動奠定未來發展基礎。藍白與大陸進行地方城市交流，一方面建立兩岸和平緩衝地帶；另一方面也可以建立兩岸城市治理相互學習典範。
民進黨政府或可考慮制定專門針對海峽論壇或兩岸城市交流的政策指南，為兩岸社會性、民間性及地方性參與交流活動提供準則，明確兩岸各領域交流界限，以對話代替對抗。這種制度化做法有助於降低地方藍綠個別官員訪陸的政治風險，同時彰顯其以對話替代對抗的政治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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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副教授兼澄正書院主任，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