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耀昌專文（上）：尋找消失的一八六七──我為什麼寫《傀儡花》

在《福爾摩沙三族記》中，我試圖站在三個族群立場，以小說的方式來詮釋台灣史，重新建構荷蘭時代台灣史和鄭成功之形象。好友前義大利駐台代表馬忠義（Mario Palma）在二○一三年的義大利國慶晚會中，竟然提到這本書：「我的好友陳耀昌教授去年出版了一本很成功的書《福爾摩沙三族記》，但是今天的台灣已不是他所描寫的福爾摩沙了。他應該再寫一本另外標題的書《台灣多族記》！」

「台灣多族記」，太好了！

這幾年，我一直想強調一個理念：台灣是多族群，多元文化社會。各族群應互相尊重，各自發展而並存共榮。這本《傀儡花》，就是想以一八六七年發生在台灣的國際事件為背景，寫出台灣族群融合的陣痛。

今日的台灣，在一六○四年陳第寫《東番記》之後四百年，已包容了各不同階段的新移民，而成種族大熔爐。昔日瑯嶠或今日恆春地區，更是這個島嶼族群融合過程的最佳縮影。而一八六七年發生在瑯嶠的故事，不但登上了國際舞台，也改變了台灣的歷史，還改變了台灣人的族群結構。

然而弔詭的是，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對現代台灣人而言，卻是一個很陌生的年份。

台灣歷史教科書幾乎都不會提到一八六七年。這一年，以傳統史觀而言，平淡無奇。在南台灣發生一件船難，顯然不值一提。在一大堆清朝文牘之間，我們看到的，是輕描淡寫的幾篇台灣府地方官奏章，有些夸言功績，也有些扭曲事實，充分顯示了那個時代中國官場一貫的粉飾與浮誇作風（在本書中，我摘錄了一篇美國艦隊來台灣打仗後呈報中央的報告，及一篇清國軍隊南征番地後呈報中央的奏章，加上迄今猶存於屏東車城的一件「勒石記功」古蹟。兩相比較，非常有趣）。

然而，如果用台灣「本土」，而非「中土」的眼光去看，一八六七年是台灣史上極關鍵的一年。這一年，是自從康熙封閉了台灣（一六八三年），台灣及台灣人在世界史上銷聲匿跡一百八十四年之後，第二度登上國際舞台。

值得玩味的是，舞台上的主角，不是當時治理台灣的大清文臣武將，他們只是配角。主角是被大清朝廷及轄下民眾所瞧不起的生番大頭目。而地點，更是在當時「政令不及，化外之地」，現代台灣人不太熟悉的「瑯嶠傀儡山」。

現在回顧起來，這個一八六七年台灣南角的偶發船難與美國船長夫人之死，可說是台灣近代史轉捩點。這真是「歷史的偶然」與「蝴蝶效應」的最佳詮釋。

台灣歷史教科書從未提到：一八六七年，曾有將近二百名的「列強」海軍陸戰隊在台灣展開軍事行動，而這個國家竟然是近代台灣最倚賴的美國。而第一位戰死在台灣海岸上的洋兵或洋將，也是老美。戰場則是現在國際級度假勝地的墾丁國家公園。古今對照，令人唏噓。那次的軍事行動，老美被台灣原住民搞得灰頭土臉。如果美軍勝利了，也許「牡丹社事件」會提早七年，成為「龜仔甪事件」？而台灣南部會在一八六七年成為美國殖民地？好像一八九八年古巴的關達那摩？

台灣歷史教科書從未提到：一八六七年，台灣人第一次和外國簽訂了國際條約。簽約的雙方，台灣人這邊是一位傀儡山生番頭目。當時西方列強熟悉東方事務者大都知道這個人，並且頗為尊敬他。他們稱他為「下瑯嶠十八社聯盟大頭目」（英文竟用了「confederation」聯邦這個字）。

這位當時西洋人心中的傳奇人物，先有英文名Tou-ke-tok，後來才有中文的「卓杞篤」。一八五○至一八七○年之間來到南台灣的外國人記載中，幾乎都提到他。他是十九世紀國際上最有名的「福爾摩沙人」。他和李仙得（或李讓禮）在一八六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度簽訂的條約，現在還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然而，現在的台灣民眾及學生幾乎絕少人知道這一段歷史。這道盡了歷代台灣統治者有意對台灣本土的壓抑與不尊重，也顯示了歷代台灣史教科書的偏頗與失衡，導致台灣人在歷史傳承的失憶症。

現在的台灣歷史教科書也完全沒有提到李仙得這號人物。李仙得可說是十九世紀對台灣最了解、影響台灣命運最長遠的洋人。他就是在一八六七年首度來台。此後五年，他八次造訪台灣，走遍全台，還繪製了台灣地圖。後來更為了台灣，而跳船日本。他的此一決定，讓台灣走向被日本佔領的命運。他本人也因此永遠回不到自己事業所在的美國及出生地的法國。

現在回顧起來，一八六七年在台灣的西方人，後來都成為歷史性、全球性人物，包括萬巴德、馬雅各、必麒麟、郇和。這些人也都因此出現在本書內，所以一八六七年真是台灣漪歟盛哉的大時代。一八六五年來台的馬雅各（James Maxwell），不但帶來了基督教長老教會，帶來了西醫，也帶來了台灣本土與西洋的宗教與醫療衝突。他招募來台的最重要專業醫師助手Dr. Patrick Manson，中文名字為萬巴德（閩南語發音），後來成為世界醫學史上赫赫有名的寄生蟲學之父。每個醫學生都知道的Schistosomiasis mansoni（曼氏血吸蟲），就是他在台灣發現的。他也提出引發瘧疾的瘧原蟲宿主是蚊子的假說。與他合作研究的羅斯（Ronald Ross），後來證實之，並因此獲得諾貝爾醫學獎。萬巴德後來成為香港第一所醫學院的創辦人之一。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文，是這所醫學院的畢業生。而後來孫文在倫敦蒙難時，去營救他的康德黎，也是萬巴德的弟子。

而萬巴德醫師在台灣時，實際參與了一八六七年英軍對南灣原住民的軍事行動。他在一八七一年搬到廈門。因為李仙得的關係，還差點參與了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時的日本征台日本軍。萬巴德的弟弟萬大衛（David Manson）也是醫生，在萬巴德離開打狗轉往廈門後，接手了萬巴德在打狗的醫療職務。萬大衛後來不幸在福州意外死亡，友人為了紀念他的貢獻，在打狗旗後設立了一所醫生館，叫作瑞德醫院，更是台灣第一所醫學教育機構。

同一時期在台灣的還有英國浪人探險家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一八六八年英軍炮轟安平，可說是因他而起。若無此事件，熱蘭遮城應該仍能屹立不倒，遠勝今日馬來西亞麻六甲的古荷蘭城堡。「必麒麟」這三字不是譯名，而是一八六七年的台灣總兵劉明燈親自為他取的中文名。現在新加坡有Pickering Street，然而必麒麟晚年懷念的，是台灣，不是新加坡。

諷刺的是，比較起來，那個時期統治台灣的清國官員，對台灣反而不是很了解，至少留下來的對台灣的踏查史料遠不如外國人。

劉明燈算是例外。劉明燈可能是在台灣留下最多題字遺跡的台灣總兵，除了本書提到的瑯嶠（車城）福安宮碑文外，還有草嶺古道的「虎字碑」、「雄鎮蠻煙碑」，以及在瑞芳三貂嶺古道的「金字碑」。劉明燈是湘軍，左宗棠門下，與曾國藩的關係也很好。有趣的是，他不是正統漢人，是湘西土家族。

台灣第二度國際化是拜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及一八六○年北京條約之賜。但國際化也帶來國際紛爭。紛爭來得很快，不到十年的一八六七就爆發了，啟動了台灣命運列車不歸路。歷史列車的起站是台灣最南端一個不到百人的龜仔甪小部落，終站是一八九五年的日本佔領台灣。中間的停靠站有李仙得與卓杞篤的南岬之約，然後是一八七一年的琉球船難，一八七四的牡丹社事件或日本征台，一八七五年沈葆楨的「開山撫番」，一波接一波。也因為李仙得惹的禍，一八九四的甲午戰爭，戰場在朝鮮，受影響最大的卻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台灣。然後，日本「大東亞共榮圈」政策成型，遂有侵華戰爭及二戰。不誇張的說，台灣原住民不僅是南島語族的源頭地，也是一八六七至一九四五年之間，東亞史的源頭地。

一八六七年在墾丁發生的事，更深深影響了台灣各族群的命運。一八六七年的台灣是多族並立。其後，因為沈葆楨開山撫番、取消海禁，一則客家移民大增，二則漢番界線被打破，於是混血加速，台灣的平埔於是迅速消失。台灣的高山原住民則不再能維持過去千年的部落自治。演變及融合的結果，就是今日台灣系漢人社會的形成。

一八六七年的台灣猶是多族群的社會，而本書背景的瑯嶠正是當時台灣多族群並立又雜處的最佳縮影。「瑯嶠」是指今屏東枋寮以南，當日不屬大清統治之下的狹長地域，比當今恆春半島大一些。一八六七年的瑯嶠，有福佬人中心的柴城（那時的瑯嶠，主要是指柴城），有客家人中心的保力，有馬卡道（李仙得筆下half-blood表示已與福佬明顯混血）平埔大聚落的射寮，以及閉關自守的傀儡山生番（現在是排灣、魯凱，以及半消失的斯卡羅族）。這些原住民族群名詞都是後來伊能嘉矩研究台灣原住民後才有的名稱。

傀儡番又分成上、下瑯嶠。李仙得接觸的是下瑯嶠十八社（今之恆春與滿州鄉）。上瑯嶠十八社是今日的屏東獅子鄉，在更早的荷蘭時代，稱為「大龜文」，將是下一波一八七五年受到更大衝擊的部落群。「瑯嶠」和「台灣府城」（舊台南市）是兩個與清代台灣史有特殊連結的重要地名，如今都消失了，我深為惋惜。

我寫這本《傀儡花》的過程中，深覺一八六七年的台灣社會和一八九五年的台灣社會比較起來，最大的不同是平埔族群的快速減少。那是平埔迅速被漢化而失去自我，甚至意圖掩藏自我的時代。如今台灣已少有未曾混血的平埔，平埔的母語也已絕大部分失傳。本書寫馬卡道族，就好像《福爾摩沙三族記》中寫西拉雅族。我只能再度以前荷蘭駐台代表胡浩德的歌詞，來描述平埔人的深沉悲痛：

「與他族相互融合是他唯一的選擇

少數的聲音堅持著無瑕的血緣

文化無法招架於前來的侵入者

而終究她遺失了名字」

以一八六七為主軸的本書而言，這種吶喊不只來自馬卡道平埔，也來自斯卡羅族。

最近，平埔的後人非常熱衷於尋訪他們祖先的遺跡。巧的是，一八六七年之後的台灣，正好是台灣開始有照片的年代。現在我們常說，第一位在台灣有系統攝影的，是一八七一年四月二日由馬雅各醫生安排來台的英國人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其實李仙得自一八六九年十一至十二月來台時，隨行的愛德華茲（Edwards）已經拍了多張照片。在一八七二年的台灣行，更是帶著專屬攝影師李康洂，留下許多寶貴的一八六九至一八七二之間的台灣平埔聚落照片。那時的一些照片，前後對照起來，特別有趣。棉仔的家據一八六七年李仙得的描述，非常簡陋。到了一八七四年日本兵到了射寮，對棉仔居屋自照片（見彩圖十八頁）上看，已經是漢人的磚瓦長屋，格局也幾乎和福佬住宅一樣了。一八七二年，棉仔的打扮更是有若西方紳士，只差沒有帽子（見彩圖十八頁）。那是一個平埔迅速漢化乃至模糊化的時代。

由李仙得留存的與射寮頭人棉仔合照的照片看來，當年的射寮馬卡道平埔混種雖然普遍會講福佬語，但服裝風格仍具平埔特色。由一些流傳下來之敘述，那時祀壺、跳戲等傳統馬卡道儀式應當仍很普遍。跳戲是平埔族夜祭的重心，在南台灣本已稀稀落落，直到近一、二年，隨著原住民學的興起與平埔意識的抬頭，方又紛紛重現。

再談祀壺。屏東仍有許多如馬卡道平埔「姥祖」轉化或混同漢人神祇的廟宇，成了屏東廟宇的一大特色。有些在市街大廟，例如林邊「放索」安瀾宮，由廟史知道那本是馬卡道人的姥祖草堂，後來被福佬移民的媽祖廟佔了。現在廟內仍有漢人神像化的「姥祖像」，也應了「赤山萬金庄，放索開基祖」的馬卡道族群諺語。在射寮、在後灣、在出火、在墾丁，甚至在四林格排灣部落，在旭海的斯卡羅村落中，我都看到了拜三清道祖，又拜老祖的鄉野小廟，顯示了馬卡道平埔當年四處流浪遷徙的足跡。

不論是「放索安瀾宮」或四林格「老祖壇」，明明是馬卡道人的信仰，卻把漢人神祇擺中央，矸壺老祖放壁腳，再以「壁腳佛尚大」自我安慰合理化，道盡了弱勢族群信仰弱化，又不敢丟掉傳統的矛盾。

在一八六七至一八七○之間，李仙得估計，「台防廳」（即台灣縣與鳳山縣，到枋寮為止），每十八人之中，就有一名（六％）平埔番。那麼在瑯嶠，平埔番的人數比例自然更多。

我書中的棉仔和松仔正是福佬父系與平埔已混血多年的馬卡道平埔（清朝所謂「熟番」）母系的後代；而文杰與蝶妹是客家父親與斯卡羅傀儡番母親的後代。一八六七年的瑯嶠有不少這樣的混血。文杰與棉仔都是記載在台灣史書上的真實人物，蝶妹與松仔則是虛構角色。一八六○年代，瑯嶠正是台灣福佬、客家、平埔、生番四大族群並立的代表區域，到了今日，恆春半島居民的血緣也大都非常複雜。

現在我們在談平埔或高山原住民，很少人知道斯卡羅族。「下瑯嶠十八社」大股頭卓杞篤的「斯卡羅族」，正是高山原住民滄桑命運極速變化的一例。斯卡羅四社在一八六七年李仙得來台時，仍然是令洋人聞之色變的「生番」。後來在文杰的引導下，迅速接受漢人文化。清國把「林文杰」變成「潘文杰」。日本人把斯卡羅由生蕃改列為熟蕃，直接歸於政府統治。日本人把福佬發音的「蚊蟀社」改為日文發音的「滿州」。於是斯卡羅族變成「恆春支廳」，潘文杰的「總股頭」名號也等於一夕被廢，權勢歸於支廳長相良長綱，這多麼像一八七一年日本在「內地」的「廢藩置縣」。不同的是，潘文杰這些熟蕃頭目並沒有被日本官方尊為「華族」。

幾十年來一直配合權勢統治者（包括清國與日本）的潘文杰雖屢被清廷賜姓、封官（五品），被日本人贈徽章，賜寶劍，但最後對自己族人的管轄權喪失殆盡，族群文化也面臨崩盤。無奈之餘，只能命四子潘阿別率領一部分族人北遷到今牡丹鄉的旭海，以保存本族文化。但從此台灣人已少有人知有「斯卡羅族」。豬朥束變成里德，豬朥束溪變成港口溪，射麻里變成永靖，龜仔甪變成墾丁及「社頂公園」。只剩下「龍鑾潭」還保留著斯卡羅的唯一舊名稱。

台灣的高山原住民，雖然在一八六七年擋住了美國的貝爾（H. H. Bell）與李仙得、清廷的劉明燈，但七年後就無法再擋住日本西鄉從道（幕後仍是改了新名字的李仙得）。再隔一年，更無法再擋住沈葆楨針對傀儡番為主的「開山撫番」。台灣經過族群大融合，形成特殊的「台系漢人」，成為漢人血緣最稀，混血最複雜的「南方漢人」之一支。在一八九四甲午戰爭之前，大清的中原觀點，台灣是一個「鳥不語，花不香，男無情，女無義」，缺少教化的世界，而割讓給日本人。台系漢人與台灣原住民遂成命運共同體。然而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之間，國民黨政府治台，如同殖民者。一九四九年之後，台灣一方面是「光復大陸」基地，另一方面又是大陸籍（我自一九九六之後不使用「外省」兩字）統治者眼中「充斥日本遺毒」的台客。至少要到解嚴之後，才有台灣本土意識的興起。二○○○年之後，才有原住民意識的勃興。

台灣雖然在一八八五年擋住了法國，但終究無法在一八九五年擋住日本。由一八六七而一八七四而一八九四，再到一九四五及一九四九，又有與國民黨轉進來台的二百多萬大陸人來到台灣，成為一個更大的命運共同體。一方面是多元文化開花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形成今日台灣錯綜複雜、剪不斷理還亂的兩岸關係及台日情結。詭異的是，直到最近，竟連台系漢人本土史觀都難以堂堂呈現，更遑論原住民史觀。

事實上，自一八六七至一八九五，牽引百多年來「台灣之命運」的，是原住民。

我準備以台灣原住民為背景來寫「台灣三部曲」。第一部本書《傀儡花》，描寫斯卡羅在一八六七年與洋人交手的經過。第二部寫原住民與日本人交手的經過。第三部寫原住民與漢人的恩怨情仇。希望這三本歷史小說能夠反映出一八六五至一八九五這三十年間的「台灣多族記」的故事。

這本《傀儡花》就是希望能讓讀者回顧一八六七左右，那個台灣第二次國際化的年代，分立的各族群、清國官府，以及各路洋人，如何在瑯嶠這塊當年和現在都被視為台灣邊陲的土地上走過，進而全面影響了整個台灣命運的一段故事。 （相關報導： 【你好臺灣】日本人嚴禁卻依舊堅持原住民傳統，百歲泰雅族奶奶：偷偷躲到山上文面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台大醫師，東華大學駐校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作《傀儡花》後記（印刻文學）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