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企業將這裡當作駐台首選？大正、昭和時期開創的大和街

六條通可能是台北，甚至是全台灣，日本味最濃的地方。

六條通現在正式的地址是中山北路一○五巷以及林森北路一○七巷。或許有人會說日本時代它總該是正式地名了吧！也對，也不完全對。日本時代，市區正式的地址是某某町○○丁目○番地，不像現在，以路街、巷弄為住址。當時六條通是大正町二丁目與三丁目之間的一條巷子，並沒有正式的名稱。

大正町相當於現在中山北路、南京東路、新生北路、市民大道環繞的區塊。大正町南北有十條東西向的小巷，日人稱之為一條通、二條通、一直到十條通。四條通、六條通比別的巷子稍寬，光復後，四條通拓寬成了長安東路。

六條通是現在年輕人淺嘗日式居酒屋文化的新去處，歐吉桑、社長桑則是常客。街頭巷尾還不時可以看見幾個一臉疲憊的日本商社駐外人員，大概才剛下飛機，從日本母公司出差回來，拉著隨身行李，一頭鑽入巷內的小公寓。

華人在海外聚居之處稱為唐人街，依此邏輯，六條通稱之為「大和街」似乎也不為過。此處和日本人的淵源很深。七、八十年前，這兒是日本有錢人、高官的住宅區。二十多年前，六條通粉味十足，店招上盡是一些腦滿腸肥的平假名字母，內外裝潢俗不可耐，出入其間的多是日本買春客、腰貨女郎、三七仔。近年經濟不景氣，銷金窟退色，反而顯現出一種的近乎滄桑感的日式風情。

六條通誕生於大正、昭和之際。那時，三○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還沒暴發，日本經濟欣欣向榮，國際地位已晉升為列強之林，台灣殖民地也終於結束了長期、大規模的軍事討伐與血腥鎮壓，開啟了所謂的大正開明時代。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田健治郎接任第八任台灣總督，他是台灣第一個文官總督。他的施政方針是採取同化政策、文武官分立、致力推動地方自治。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是他任內最重要的改革，廢廳改州，廢支廳改置郡市，全台分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五州及花蓮港、台東兩廳。現今政府推動的五都化，頗有田總督改制的味道。

田健治郎更重大的改革是一舉廢止施行了兩百多年的保、里基層行政區劃，改行街、庄制，同時在都會地區進行大規模的都市更新計畫。一九二六年台北、台中的市區內的街庄改為純日式的町、丁目、番地。六條通便誕生於此時。日據初期，日人住宅區大多在城南的植物園、廈門街一帶，大正町是當時唯一位於火車站北面的純日本人住宅區。

大正町原地名是三板橋庄大竹圍，住家不多，大概早期日本人壓根沒打算在這兒住人，便將此地規劃為日本人的「公共墓地」。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家族、第五任台灣總督明石大將便葬在此地，現在成了十四號公園內「還我河山」岳飛雕像的地基。後來東門外、南門外房子都蓋滿了，日本人腦筋就動到這兒，和死人爭地了。

其實日本人將此地規劃為「公共墓地」，眼光實在不夠遠大。這個地段離台北車站不過咫尺之遙，西側是為參拜台灣神社專門修建的「敕使街道」(中山北路的前身)，南面是台北州廳所在(現在的行政院)，這麼好的地段，想不發展都難。弄個公墓在這兒，純屬「添亂」。

這個目光如豆的公墓規劃，後來果真沒省事。一九四九年後，台北都市化加速，人口快速增加，「公共墓地」地段實在太好了，外地人也顧不得晦氣了，在日本墳墓上搭起簡易木屋，形成了以康樂市場為核心的大片違建。

這個違建區，多少年來成了歷任台北市長頭疼而無解的問題。陳水扁任台北市長期間為了徹底解決十四、十五號公園預定地上的違建，強拆了退伍老兵的「趴趴屋」，結果鬧出了人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戰後，皇軍退出台灣，位於圓山的日本神社卻成了美軍招待所，中山北路、林森南路上的特種行業應運而生，不久，日本人也回來了。

一九六○年代，台灣農業發展已達飽和，農村過剩人口達一百萬，勢必發展進口替代產業，解決勞力過剩與產業升級的問題，而日本歷經戰後的復興，這時產業發展已達瓶頸，要進一擴張，資本輸出勢在必行，於是兩者一拍即合。

由於日本與台灣的歷史淵源，日本企業大舉進駐台灣，中山北路、林森南路成了日本企業駐台機構的首選之地，於是六條通一帶的日式食堂、小酒館迎來了昔日的住民。

馬克斯曾說，一切偉大的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曾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的形勢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的形勢出現。對兩次進出六條通的日本人而言，哪一次是悲劇，哪一次又是笑劇？對台北市民而言，哪一次是悲劇，哪一次又是笑劇？ （相關報導： 台北人的共同回憶，西門町近60年的老咖啡店！烘豆機飄散的香氣中，有段溫馨故事 ｜ 更多文章 ）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遠足文化《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