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回歸十五週年，面對香港佔中的政治衝擊，北京推動澳門變革新路徑，建設「對香港有啟發」的澳門，超越香港的認同危機。北京將澳門列入「一帶一路」全球策略，將澳門與珠海橫琴島鏈接，創建「大澳門」。北京會善用澳門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氣，彰顯香港佔中的錯誤，使澳門在「一國兩制」中成為香港典範，但關鍵是北京是否可以推動社會改革，化解澳門內部深層矛盾。
在香港「佔中」結束之際，澳門迎來回歸十五週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定於十二月十九日抵達澳門，主持慶祝儀式，預料北京和澳門特區政府面對香港佔中所帶來的政治衝擊，啟動澳門變革新路徑，建設一個「對香港有啟發」的澳門。
北京對澳門的新布局，將會立刻將澳門列入「一帶一路」的全球策略中，將耗資四百億美元的項目，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涵蓋東南亞與中亞幾十個國家，而澳門由於是中國對拉丁國家的窗口，也將在這全球策略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同時，澳門也將進一步與珠海的橫琴島鏈接，擴大澳門的版圖，突破長期以來澳門面積太小的局限性。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最長的沉管海底隧道的港珠澳大橋將於二零一六年通車，這將連接陸港澳三地；澳門的橫琴模式，在大於澳門三倍的橫琴島，實施比經濟特區更特殊的政策，成為澳門的巨大腹地，等於創建了一個「大澳門」，澳門不再是一個「小城故事」，而是有能力開創一個可以與香港比肩的大都會。
但北京最關切的不僅是經濟，而是澳門的政治發展，如何避免香港的陷阱。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香港佔中所隱藏的最大危機，不是爭取「真普選」的民主訴求，而是在社會運動中若隱若現的「去中國化」逆流。不少參與佔中者，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反映香港的國家認同危機。而澳門恰恰相反，儘管今年出現反對貪腐和資源分配不均的大型遊行，但澳門社會無論是在反對派或是建制派，都有強大的共識：強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不會出現「澳獨」或是任何緬懷葡萄牙殖民政府的政治訴求。
因而北京會善用澳門社會長期以來反對殖民主義的民氣，彰顯香港佔中的錯誤方向，要將澳門納入國家發展策略中，傾全國之力，提升澳門的地位，要「做給香港看」，澳門在「一國兩制」中成為香港的典範。
但北京在澳門的政治變革的過程中，是否能夠扮演積極的角色，化解深層次的矛盾，還只是在現行的政府架構中，加強建制派的力量，而無法與崛起的民間組織和年輕世代鏈接，煥發澳門的改革力量？
賭城澳門早已在博彩利潤中超過美國最大的賭城拉斯維加斯，成為世界「賭都」。去年博彩業的收入是拉斯維加斯的七倍，七分之一的澳門人口從事和賭業相關的工作，每年財政盈餘豐厚的政府都會給澳門人「派糖」，去年和今年這個數字飆到了每人澳幣九千元（約一千一百美元）。
但最令人震驚的是，自從回歸後開放賭權後，澳門的GDP飆升。二零一三年的人均GDP躍升至八萬七千三百零六美元，不僅勝過了香港，壓倒日本與新加坡，位於世界先列，甚至勝過了美國。澳門人口約六十萬，面積亦只有香港的三十七分之一。整個澳門十年間GDP增長六倍，收入中位數從四、五千上升到一萬二至一萬五澳門幣。
而在經濟飆升的過程中，澳門面臨分配不公的困局，貧富懸殊越來越厲害，而官員的管治能力也長期被詬病。由於立法機構缺乏代表性，對官僚系統缺乏制衡的機制，難以監督貪腐的行政力量。
傳統上澳門的民意代議機制反而是數以百計的社團，代表民間社會和不同界別的利益，凝聚為澳門的一股穩定的力量，但由於不少社團負責人都逐漸年邁，新世代接班不夠，往往出現斷層，也使民意無法充分反映到政治系統中。
在政治改革上，澳門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互聯網和年輕人在試圖改變由愛國社團壟斷，但社會問題層出的舊有的政府治理結構。但和香港不同的是，這個公民的社會框架，並不和中國的總體政治方針相互衝突和違背。
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依靠網絡平台躥紅的年輕人組織——「澳門良心」。五月份他們組織了一場「反離補法案」的大遊行，該法案也被揶揄成「肥貓自肥」法案，激發起澳門市民的抗議。
澳門近年來的政制發展滯後、民生問題愈發嚴重，讓澳門的新一代公民挺身而出，「行動捍衛公義，超越開創未來」成了年輕人參與政治的口號，去年澳門良心的成員、二十二歲的蘇家豪參與立法會選舉，反覆高喊的宣言亦是「九十後可以的」。
澳門建立起的一套公民社會模式追求社會公正，和香港的社會運動不同，澳門由於擁有強烈的反殖民主義的政治傳統，反對派當中既沒有人舉著葡國旗，也沒有要求澳門獨立的聲音。澳門大學教授林玉鳳的「公民力量」、四個年輕人組成靠新媒體起家的「三十行動」、專業城市規劃師打造的「我城規劃」，還有網絡組織「澳門良心」等組織，都關注政制發展、民生問題、文化權利、動物保護、監督政府、甚至包括同性戀權益。
蘇家豪認為，澳門既沒有香港那種迷戀殖民主義的土壤，也沒有搞「澳門獨立」的意識形態。他說：「澳門人中有獨立或者分離主義想法的人應該為零吧！」他指出：「澳門人反而希望中央能夠出手打貪，特區政府能夠在中央的干預施壓下撤回肥貓自肥法案。」
從澳門民主派的角度看，香港「佔中運動」的本質是通過與中央抗爭來爭取民主，蘇家豪表示，澳門人「相信爭取民主或者公民社會建立的目標有很多不同的爭取方式，包括和中央溝通的途徑。我們是希望以溫和的方式進行，而不是和中央對立。溝通是雙方的事，希望形成良性的溝通」。
時間倒回五月二十五日，這個被澳門歷史記載的一天。蘇家豪站在隊伍的最前端，負責帶領遊行示威的市民喊口號，他是這場遊行的發起人之一，年僅二十三歲。當日遊行隊伍太長，當他抵達終點站澳門南灣湖水上活動中心後，工作人員告訴他在二點五公里之外人群集合的塔石廣場的隊尾還沒出發。
在澳門這個常駐人口只有六十萬的地方，那天的遊行總人數超過兩萬，佔澳門人口的三十分之一，相當於香港有二十五萬人上街遊行。這不僅超出了遊行主辦方「澳門良心」的預判，甚至讓所有澳門人都覺得意想不到。而上一次可以類比的大遊行要倒推到二十五年前的六四事件。
「五二五」遊行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反對澳門特區政府提案的《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由「新澳門學社」、「澳門良心」發起，法案的內容主要包括確認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福利制度，亦包括特首在任期內可享有刑事豁免權。
以現任澳門特首崔世安為例，他於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九年擔任社會文化司長十年，可獲七百多萬元離任補償，離任特首時另可領取每月約十八點九萬元「長俸」。
澳門良心在網上發起五二五大遊行要求「撤回法案」，遊行隊伍裏包括了大量的年輕人、教師、社會團體、家庭主婦，還有公務員。
「澳門人憤怒了！」這是採訪中聽到最多的解釋。隨著澳門賭業的繁榮，經濟狀況一路向好，但也因為賭業發展太快，致使配套設施無法跟上，產生了近年來一系列民生問題，包括：住房、交通、通脹、環境等。
最大矛盾就是房價問題。澳門大學行政系教授余永逸記得，二千年左右位於氹仔的澳門大學旁邊的一套住宅只要十五萬一個單位，現在卻是四百到五百萬，「翻了整整三十倍」。而這十年間，澳門的工資增幅也從中位數兩千六到四千，到現在的一萬二到一萬五，「誰都明白這趕不上樓價」。然而澳門的公共房屋建設十分緩慢，香港有將近五成人口住在公共房屋，但是在澳門只有兩成。
交通問題也很嚴峻。坐車難，公共巴士不足、而的士（計程車、出租車、德士）問題突出，除了在賭場和酒店能叫到的士外，其他地方都很困難。澳門的停車位也非常之少，一個車位的價格動輒超過一百萬澳元。
越來越突出的問題是澳門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在余永逸看來，政府和群眾的溝通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政府提出一個東西，你反對聲音不大，它就執行了，之間沒有溝通。就像這次大遊行，政府什麼都沒做好還拿一筆錢，很不公道」。
這些問題扎根在澳門浮華的表面之下。而特首此時推出「自肥」法案便成為眾矢之的。「澳門官員什麼都沒有做好，還想拿高薪養老，簡直太離譜了。」一位的士司機憤怒地說。
而對主辦方而言，「澳門人站出來」更像是澳門人這二十多年來首次嘗試的自我公民教育，「捍衛自己權利，對不公義說NO」。
發起遊行的「澳門良心」核心成員十來個人，這次行動的主要決策者是二十三歲的蘇家豪和二十八歲的周庭希。這兩個年輕人脫胎於澳門傳統的民主社團「新澳門學社」，由溫和民主派議員吳國昌一手建立。
周庭希胖胖的身材，說起話來十分老練，但沒太多表情，在採訪過程中他反覆玩著手裏的卷尺，顯示了這位年輕政治人物的大男孩性格。在「反離補遊行」後的第二天就接到香港電台的節目邀請，請他做了一次《左右紅藍綠》，節目時長八分鐘，他不苟言笑的介紹了這次遊行的起因經過，隨後卻拍了張搞怪的照片放在臉書上做封面照片。
把時間軸撥回到二零零五年的六四晚會，那是周庭希從事社會運動的開始。那年周庭希就讀中六，在是次集會中遇見了澳門民主派議員吳國昌和區錦新，記不清是三人在理念的探討上一拍即合還是周庭希完全被感召，他立馬加入了這個都是五十後的人組成的民主派社團。
周庭希自稱是個被邊緣化的中學生，在政治冷漠的澳門社會，他卻喜歡政治社會話題。但另一方面，他是個電腦高手，在中學時就展露了有很強的創新能力，曾獲得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一等獎、二等獎，這段經歷甚至在他參選立法會後被人攻擊為「電腦駭客」。
加入新澳門學社後，他負責幕後事務居多，包括編寫《新澳門》雜誌和《愛瞞日報》││由澳門大學學生發起出版的刊物，其版面仿照《澳門日報》，以惡搞形式「諷刺時弊」，並以「出紙一大張，瞞遍全澳市民」為口號，社長就是周庭希。
二零零九年，周庭希由新澳門學社推薦參選該年度的立法會選舉，由於年紀最小備受媒體關注，最終以五千票差距落選。「我沒有很強的想法參選第二次，那時覺得不當選的話也有很多行動可以做。」當時的這個想法為後來周庭希從事的社會運動指明了方向。
和周庭希理念相同的是在台灣接受民主洗禮的蘇家豪。二零一一年，蘇家豪在台灣大學政治系就讀大二的暑假回到澳門，那一年他加入了新澳門學社，他說他在台灣見過太多街頭運動，就算自己只是個旁觀者也能得到啟蒙。在政治光譜的劃分上，他說自己「更像是藍營的」。
二零一二年推動留台港澳生出入境政策修改的行動中就有蘇家豪參與的影子。「作為土生土長澳門人，我也會反思比如台灣健保，澳門政府比台灣政府更有錢，但為什麼做不到呢？」蘇家豪穿著運動裝，皮膚黝黑，接受採訪時侃侃而談。
蘇家豪作為新生代力量也參與了二零一三年的立法會選舉，參選前他思前想後了兩三個月。「參選的話，之後你做什麼事情人家都說你是為了選票。」他請教了一些新澳門學社的前輩，認識到澳門年輕人政治冷感很嚴重，如果年輕人有能力參選，他自己可以做個示範作用，讓其他年輕人覺得參選沒什麼了不起。
對於斷層的民主派人士而言，新加入的以周庭希、蘇家豪為首的年輕人沒有太多機會能夠進入議事廳，兩人都在各自的參選立法會征途上落敗。但他們在等待政治變革的路徑上卻沒有吳國昌那麼有耐心——只是向政府「提提建議」。二零一零年周庭希當選新澳門學社理事長，二零一二年發起網絡平台「澳門良心」。熟悉澳門政治的人知道，澳門的民主派屈指可數三個人吳國昌、區錦新、陳偉智，全部來自於新澳門學社，但新澳門學社並非街頭政治的行動派，以學者知識分子自居的這批五十後政治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更喜歡用漸進的方式在體制內（立法會中）推進政治的改革。
「澳門良心」誕生在這個背景之中，被拒諸於立法會門外，卻在網絡上一呼百應。「我們成立希望決策靈活點，社運更前進。」周庭希說。從人員組織上來看，澳門良心的大部分成員來自新澳門學社，但組織架構上並不相同。
學社共有四十多個成員，每週二晚上八點固定的理事會召開會議，並對外部開放，所有人都可以旁聽。在組織活動和做決策中有固定的程序，這套既定程序在周庭希看來無法迅速回應當下社會反應。
但「澳門良心」不同，這個幾乎以年輕人為主的網絡組織，最小的成員只有十八歲，年紀最大的當屬時任澳門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仇國平。他們利用互聯網的便捷方式進行交流和決策，包括臉書、whatsapp，或者茶餐廳，坐下來就可以開會做決策。「你有idea，大家認可就可以用澳門良心的名號去做。」蘇家豪說。澳門良心沒有領導者，全部以成員身份自居。
兩年來澳門良心組織多場運動，包括二零一二年的反對巴士加價遊行，最後順利和交通事務局局長汪雲對話，要求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下台，落實特區政府高官問責制等等。
「我們希望慢慢啟發澳門人的公民意識，我相信接受程度會慢慢擴大。」蘇家豪認為，民主的形式可以很多元，有學社這種溫和的方式比如開會研討、分析報告，「也可以有人站出來遊行喊口號，有年輕人願意在最前線跟當權者角力」。
澳門親北京的政治文化形成於六十年代的反殖鬥爭成功。一九六六年的「一二三事件」是澳門歷史上一次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由於澳葡政府的腐敗，一宗簡單的學校申請建築執照的衝突，演變為警民衝突，民眾將殖民者在市中心的銅像拉下來，結果十一人被警察殺害，幾十人受傷。後來在廣東當局的強大介入後，殖民政府當局賠償道歉。事件令葡萄牙政府在澳門的管治威信喪失，也導致北京勢力實際上能夠控制澳門，同時令台灣方面在澳門的勢力被完全肅清。當時澳門雖未回歸，但是「愛國愛澳陣營」從此在澳門形成盤根錯節的穩固力量。
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教授黎熙元認為，回歸之前，由於澳葡政府的管治能力薄弱，各華人團體傾向於用中國官方的權威來參與權力的角逐，聲稱自己為「愛國者」，澳門華人也樂於表達自己的愛國熱情。這與香港的身份認同很不一樣。
澳門的居民許多都是從中國內地移民過來。二零一零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四成五至四成七的澳門人口是內地出生，回歸之後從內地來澳門定居的人口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雖然澳門與香港都經歷了外族的殖民統治，但對比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只有三成八，長期研究澳門華人政治文化的余振教授所做的調查中顯示，澳門人中「以中國人身份自豪」佔到了八成，而「以澳門人身份感到自豪」只佔六成五，三分之二的中學生會首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當然，澳門在回歸後亦有建立國民身份認同措施。仇國平曾在文章中寫道，自二零零四年政府津貼學校舉辦內地交流團，參與交流的學生達數萬人；自二零零八年起政府全額資助學生參加黃埔軍校舉辦的軍事訓練，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通過軍訓，解放軍在他們心目中印象大為提升。軍隊是國家的象徵，當市民對解放軍產生好感，對中國整體亦會產生認同感。
「愛國」一直是澳門人的一塊招牌，但澳門人相信這並不和追求民主對立。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吳國昌等人自稱為民主派並參選立法會，希望突破中國人故意避開民主的話題。自此在二十多年間，立法會中的民主派只有「新澳門學社」翻來覆去的幾個人，包括吳國昌、區錦新、陳偉智，直到近年來有了周庭希、蘇家豪等年輕人的加入。
常常被調侃為澳門的「宇宙唯一民主派」的吳國昌一九八二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隨後進入澳門的中國銀行工作，直到八九年的六四事件，吳國昌出來號召市民集會才從銀行界離開，在九二年正式成立「新澳門學社」這個在澳門別開生面的以民主自居的社團。
新澳門學社號召了一批知識分子，包括教育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和工程師等，希望能在政策上提供意見。在吳國昌等人從事立法會議員的二十多年間，做了兩件最主要推動民主社會發展的事情。
吳國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希望改變政策，推動免費教育。「當局一開始以為我開玩笑，澳門不用付錢就免費教育，有沒有搞錯？」吳回憶，他提出議案時，時任立法會副主席何厚鏵公開反對，但最後何在任特首時親自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因為推行免費教育並沒有損失既得利益團體的利益，吳認為，如果澳門還是不夠百分之十的人上大學，民主政治從何談起，而現在澳門已經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大學入學率。
其次就是改變議會的政治文化。吳國昌堅持每次都在立法會上發言，而立法會之前的風氣是沒有任何人發言。吳國昌將議員的發言次數印在宣傳單張上向居民散發，其餘議員零次發言記錄讓人難堪。在這種情況下，越來越多的議員開始在立法會上發言，這不但改變立法會的議政氣氛，而且逼使政府回應。
澳門的報章常常把吳國昌形容為「與狼共舞」的人，認為議會裏面是一群狼。也有人把吳國昌形容為「臉上的一顆痣」。他是立法會的一部分，卻使得立法會很難看，「一看立法會就只看到這個痣」。吳國昌說任何話都保持憨厚的笑容，看不到一點脾氣。早些年媒體絕大多數都是盡可能不報道吳國昌的行為和言說，避免他曝光，所以新澳門學社唯有自己印發宣傳單在街頭上派發，告訴市民他們做了什麼。
在吳國昌眼裏，愛國愛澳陣營也在三四十年間經歷過些變化，例如財力雄厚的商界逐步上位，而基層留在原位。近年來，也有些有別於這些傳統社團之外新冒出來的公民社團，雖然在組織架構上依然屬於建制派之中，包括「三十行動」和林玉鳳組織的「公民力量」、「我城規劃」等等，但也越來越自由開放。
「我的看法就是政府做的不好，不斷刺激民眾情緒，總有人會走出來。」余永逸對當下澳門人走上街頭的行動給的解釋，在吳國昌看來這給公民社會的建立提供了契機。
二零零八年被稱為「世紀貪污案」的澳門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貪污案發生後，引發社會強烈震盪，在歐文龍擔任司長的六年期間，貪污數目是其出任司長薪俸五十六倍之多。澳門終審法院最終裁定歐文龍四十項收受商人賄款，批出工務工程，及十三項清洗黑錢罪名成立，判處其入獄七十七年。
在這樣的背景下，澳門大學傳播學助理教授林玉鳳成立起一個知識分子為主的社團「公民力量」。林玉鳳認為，歐文龍事件令到社會有點分裂，市民敢怒不敢言，作為大學教授的她希望社會有種理性討論的氣氛，傾向論證，搞清楚贊成和反對的理由。
公民力量的成員以大學老師、作家、藝術家還有專業人士、建築師等為主。林玉鳳並不諱言畢業於左派學校，並且現任河北省澳區政協。「我的這個背景就是我的一部分，為什麼有人要質疑我？我每年都悼念六四，為什麼政協就不可以悼念六四？」林認為用政治立場標籤並不公正。
公民力量關注的議題包括民主、城市規劃、文化發展、環保政治發展。「政治發展不算最主要的一塊，但政治發展會影響到所有的政策，政治制度不對，很多就不對。」林玉鳳說。
林玉鳳自二零零八年起就不斷推動公民圓桌論壇，請公共知識分子來推動理性討論社會議題。她認為所有東西需要時間慢慢推行，不會考慮政府是否反感，但會考慮社會是否會接受。
二零零九年、一三年連續兩屆林玉鳳參選立法會選舉。從事媒體行業出身的她，慢慢發現自己的角色介乎於主動與被動之間，被動接受採訪並不能積極有效推行她認為重要的社會議題和理念。
林玉鳳認為澳門長期的議題都是關注民生，而她想推行的是一套原本屬於大學課堂的理念比如文化權利和公民社會。「原來沒有人提公民社會，現在越來越多人談論這個概念。」
但澳門的政治格局非常穩定，直選議員的十四張「入場券」需要重新分配實為不易。林玉鳳雖然兩度落選，但她和她的組織也已經成為澳門社會中必然會談及的一股公民力量。「我只能說在逐步的壯大中，沒有很成氣候，慢慢找到自己的著力點。」
差不多同時期站出來的公民組織還包括在網絡上火極一時的「三十行動」，由四個年輕人組成，包括高岸峰、湯榮耀、張海軍和賴文輝，年齡卻都不到三十。人說「三十而立」，三十行動的命名中的「三十」亦可解作二十至五十歲之間的三十年，高岸峰告訴亞洲週刊，他們認為這三十年是人生的黃金時間，許多人都在這三十年間發光發亮，這四個年輕人最小的是九十後張海軍。
三十行動在二零一零年成立，四個年輕人都脫胎於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也屬於澳門傳統意義上的愛國愛澳陣營。三十行動靠自製政治諷刺劇《吹水茶餐廳》在網絡上一炮打響。由高岸峰和湯榮耀傾情演出在茶餐廳裏兩個諷刺時政的角色，第一集就是諷刺時任體育局長蕭利威涉濫權聘按摩女被判刑。
最火的一集是《超級凸手搭錯線》諷刺特首崔世安總是答非所問，這集放上YOUTUBE後的點擊量超過八萬次。除此之外，三十行動還自製網絡電台，每週一次評論時事，除了澳門的各種新聞外，內容也會包括內地的「小悅悅」事件。
新的政治氣象在澳門頻頻出現。這個不靠遊行、示威、街站而火的社團就是在網絡上迅速成名，並在二零一三年宣布參加立法會選舉，四個人集體出戰。以漫畫頭像做自我宣傳，把自己包裝成「蒙面閃電俠」寓意保衛澳門社會，爭取社會公義。
民主派元老吳國昌觀察到，從二零一零年開始，越來越多年輕人組織社會行動，每年都有新的年輕人站出來，利用互聯網、新媒體，也有人組織論壇進行商討和辯論。
澳門大學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逸記得，二零一零年特首崔世安的第一個五一勞動節，一批人在網上討論五一澳門人可以做什麼，以「五一青年」自居，最後集結三四百個年輕人站出來大遊行，這是澳門回歸後的首次，他們同樣組織探討澳門的社會公共議題，包括教育、媒體角色等。
「澳門要真的實現民主，最重要就要提高學歷水準，年輕人才會知道分析。」吳國昌說。澳門和香港不同，從經濟角度而言，香港九七年到現在，年輕人工資收入中位數增長率是零，而澳門九九年中位數到現在增長率為百分之二百，從五千到現在的一萬五。另一方面，由於澳門五十年代人的教育水準較低，經濟狀況不佳，隨著澳門經濟的飛速發展和這一代人教育水準的提高，澳門的家庭中對這代八十九十後的澳門人壓迫並不強。在吳國昌眼裏，這代年輕人出來抗爭是快樂抗爭：「我知道你不對，所以我出來，所以今年應該說是個公民社會形成的時機。」
二零一二年在余永逸看來是個很重要的分界線。那年的政制改革諮詢中，澳門政府並不做更多的工作和民眾溝通，但澳門媒體卻被嚴格審查，使得一批記者率先反彈。新興的網絡媒體《論盡澳門》開始不斷報道政府的負面新聞，《正報》、《訊報》也都在批評澳門政府，余永逸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出了澳門媒體的言論自由。
吳國昌認為，下一步要做的是讓澳門年輕人在澳門安家立業，而不是離開澳門去到珠海，如此才能保證持續為澳門本土利益爭取，這是澳門新生代從政人的共識。而在蘇家豪這個二十三歲的男生心裏，兩萬人的遊行只是個小小的勝利，未來公民社會的星火燎原才是一項更為艱巨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