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金融海嘯時代，國際貿易不平衡的趨勢正在逆轉，最大出口國中國正在轉向內需經濟，最大進口國美國則正將製造業回流本土，全球貿易增長大幅減緩，出口國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衝擊最深，這是安倍經濟學與台灣的共同困局。
匯率貶值就能刺激出口產業，出口興盛就能提振就業機會與國民所得，所得增加就能帶動整體消費及內需經濟；接下來，日本經濟就會展現截然不同的生命力。
以上就是安倍經濟學的簡單流程，其中各自牽涉到一些基本假設。先前，各界爭論的焦點在於出口提升能否轉化為薪資成長，然而在日本今年第三季（七至九月）經濟數據揭曉後，就連原本較無疑慮的假設──貶值能夠刺激出口，如今看來似乎也是一種「假設錯誤」。
全球化年代 經濟由貿易驅動
這一季，日本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的年化成長率是一．九％，較前一季腰斬，而安倍力拚的「淨出口」，則較上一季不增反減，下滑○．六％。
貶值無效，這個現象或許會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感到意外，但包含台灣在內的所有出口導向國家，其實也都該用更嚴肅的眼光看待安倍經濟學的意外掉漆；尤其，當你想到日圓先生木神原原英資對於日本出口不如預期的那句解讀：「因為時代已經變了，全球經濟都在轉型，就連不斷舉債消費的美國，逆差都在縮小當中。」
是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全球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正從過去的貿易驅動，轉變為內需驅動時代。而木神原原口中的「全球經濟轉型論」，其實也已經有了初步的數字可證。
攤開長期歷史數據，可以發現，國際貿易成長率和全球經濟成長率之間，在不同階段都存在著一定比率的關係：自一九八六年到九五年間，國際貿易成長率與全球經濟成長率相去不遠；這段時間，世界局勢橫跨冷戰後期至「後冷戰」的初期，國際間正在試圖打破貿易往來的壁壘高牆，在這個「全球化」的暖身期，經濟成長主要來自於成熟國家的內需經濟。
一九九六年至○五年，全球化大步向前，歐美國家與新興國家的經濟路線也開始出現了鮮明差異。經歷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新興亞洲國家，在此期間以累積外匯存底為重要目標，努力生產、外銷出口，再用賺來的外匯購買成熟國家債券，形同於借錢給成熟國家消費；相對來說，歐美成熟國家則是不斷拉高債務，以「舉債」的方式維持國家經濟成長。
成熟國家樂於消費，新興國家大量出貨，這樣的模式讓全球貿易量大增，以平均數字來看，此階段的全球貿易成長率約達全球經濟成長率的兩倍以上，這是一個貿易驅動經濟成長的年代。
歐債危機後 歐美轉型引發進口減少
這樣的盛世一直維持到○八年，在陸續爆發金融海嘯與歐債危機後，「改革」逐漸成為歐美國家的關鍵詞，在美國，改革的重點是「製造業回流」，在歐洲，則是「撙節」，兩者的共同結果，就是減少進口。
於是，二○一一年至一二年，全球貿易與經濟成長率的關係，彷彿又回到了冷戰時期的水準，比率數字下降到○．八％。隨著歐美大國的經濟結構轉型，進口需求減少，貿易活動將不再是驅動經濟成長的主力。
在木神原原英資眼中，這樣的結構性轉變，正是安倍經濟學「以貶值拚出口」效果不如預期的重要原因；殊途同歸的，國內學者亦認為全球經濟結構轉變至此，的確也到了出口國必須重新思考未來戰略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