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的城市文學奠基於對日本經濟高度成長的反思，他的華語譯作在華語圈的流行時刻，恰好也同樣是經濟變動快速的時代。當中產階級強調有房有車，小資強調文化氛圍，而孤獨、無所事事成為城市次文化的一環，讀村上作品便是此間交集。
近年來，每年年底的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前夕，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名字總會被提及。今年（編按：2016年），他再度無緣諾貝爾文學獎。
儘管如此，村上春樹在華語圈的影響力不容小覷，就連隨筆裡的「小確幸」也成為兩岸三地流行語。如就中國來說，對村上作品的接受過程，既是城市想像的重要一環，在文學上也帶出什麼是「好的翻譯」的爭論。
《挪威的森林》成了情色小說？
一九七八年，在明治神宮球場看棒球的村上春樹，突然動念創作小說，這一年，他廿九歲。隔一年，他以《聽風的歌》獲得群像小說新人獎，緊接著，他的創作不斷，一九八六年的《挪威的森林》更成為暢銷書。
日本文化評論家川本三郎很早便注意到村上春樹的作品，在一九八四年的《都市的感受性》一書裡，他認為村上的作品敏銳地帶出經濟高速發展下的城市空間，生存的真實性僅在破碎的片段中，然而，這些甚至不如商品符號真實。
村上作品的簡體版翻譯，是從一九八九年的《挪威的森林》開始，譯者也正是日後翻譯村上多部作品的林少華教授。有趣的是，出版社擅自更動譯作，從封面設計到標題無不突出情色風格。更為誇張的是，一九九○年《挪威的森林》的另一譯本，增加了「告別處女世界」的副標題，封面更是高樓大廈加上半裸露女子的設計。
村上春樹的都會感受性
一九九○年代後期，林少華教授其他的村上譯作問世，《挪威的森林》的原譯作與封面設計也回歸文學風格，《挪威的森林》開始在中國引起重視。值得注意的是，村上的城市文學奠基於對日本經濟高度成長的反思，他的華語譯作在華語圈的流行時刻，恰好也同樣是經濟變動快速的時代。
千禧年前後的中國社會，最時髦的詞彙是「城市」。城市既是物質的，也是感覺的。一方面，城市媒體與閱聽人思索著中產階級與小資在物質上的區隔標準是什麼？另一方面，大眾也思索著城市的氛圍應該是什麼？
很有意思的是，村上春樹成為這些答案的交集。中產階級強調有房有車，小資強調文化氛圍，讀村上作品便是文化消費的象徵之一，孤獨、無所事事是城市次文化的一環。
二○○○年前後，中國興起另類的城市小說，這類小說標示大城市青春時態的生活片斷，代表作諸如石康的《晃晃悠悠》，小說內文當中，也都有提到村上作品的書名。可以說，村上春樹所著的小說成為中國城市化的一種參照。
村上作品的翻譯風波
從《挪威的森林》開始，翻譯者林少華教授幾乎就是村上在中國的代言人，像賴明珠在台灣、葉惠在香港的地位一樣。翻譯了卅多部村上的作品，林少華的譯文將村上口語化的文筆化為典雅的筆調，許多中國讀者甚至因為林氏譯法而喜愛村上的作品。
林少華喜愛意譯，賴明珠則採直譯，光從書名便可看出差異，例如賴譯的《旋轉木馬的終端》成為林譯的《旋轉木馬鏖戰記》、再例如《聽風的歌》則為《且聽風吟》、《發條鳥年代記》也被翻譯為《奇鳥行狀錄》。
二○○七年，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藤井省三批判林氏譯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前述過於典雅的譯筆問題。林少華先後和漓江與上海出版社合作翻譯多年，然而，因中國村上迷的大量增加以及藤井省三的異議，海南出版社後來也加入村上版權的競逐。
二○○四年的《超級女聲》選秀節目播出之後，「海選」便成中國關鍵詞，海南出版社也以這個方式選出旅日將近廿年的施小煒教授翻譯。這背後意味的，是中國出版的蓬勃發展，一如中國電影國有電影廠以集團化的方式因應市場化，出版社同樣以集團化方式面對讀者市場。
二○○九年的《當我跑步時談些什麼》（台譯《關於跑步，我說的其實是⋯⋯》）開始便由施小煒教授翻譯，林少華與施小煒誰的譯筆較好，甚至台版、港版、陸版村上作品的譯筆誰佳，也動輒成為村上迷的論爭焦點。
至於村上春樹作品是否僅是日本文學作品在中國的異數？目前看來並非如此，中國的譯作與銷售當中，日本推理小說作家諸如東野圭吾、伊坂幸太郎與宮部美幸等，也都擁有相當的讀者群。
這些推理小說何以暢銷？這是中國村上熱之後的另一波流行。
文/李政亮；圖/視覺中國本圖、文經授權轉載自or旅讀中國（原標題：村上春樹作品的中國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