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3日清晨的天光一如既往地溫軟，起大清早來到台大校園中閑散運動的人們享受帶著青草香的空氣，在這城市的一方綠地，夏日的燠熱尚未侵襲，鳥語也還未被熙來攘往的人車掩蓋，又是一個可親可喜的早晨。然而，在研究生圖書館防火梯外的草坪與水溝上，一雙再也無力闔上的眼睛失焦地不知望著何方。
（一）失焦的雙眼
這雙眼睛屬於台大一名傑出的校友，一個良善而好義的靈魂。 他的名字在三十多年後仍活在人們的記憶中，甚至在遙不可見的未來，還會繼續流傳於人們口中。 然而他的名字廣為人知，被人們銘記的原因不僅是他成績優異，台大畢業後取得獎學金赴美，於密西根大學以第一名的榮譽獲得博士學位；也不是因為他年紀輕輕就取得門檻極高的精算師執照，是臺灣在美發展順遂的青年才俊；或是他在卡內基美隆大學任教時，於學術上立下的成就一切似錦的前程、無窮的可能性在此刻無聲地終止了。他活得精彩，但令人痛惜的是，他的死亡才是讓人永難忘懷的主因。
陳文成生於1950年，成長於白色恐怖的年代。他一路以最優異的成績完成學業，在當時嚴格控制輿論、壓抑保守的氛圍中，自不會碰觸到敏感的政治議題。然而他本性中的正義感與對社會的關懷是最好的沃土，於是留學期間一接觸到新的氛圍，便萌發了更多的思索。 作為一個從思考轉換到行動十分迅速的人，他在1979年中，《美麗島》雜誌籌備創刊時，將之視為新生代政治運動的起點，提出要為之募資，凝聚在美同鄉會與留學生的力量與資金送回臺灣。
1979年8月時，熱愛運動的他，便利用七校校際球賽時印發傳單、號召捐款，而他的熱忱與努力感染了許多人，自10月份雜誌創刊起，每個月都能有各同鄉會籌措的1000美元寄給時任美麗島雜誌總幹事的施明德。除此之外，為了推廣這份刊物，也四處央人將《美麗島》譯成英文。 1979年12月，臺灣爆發了美麗島事件，黨外人士被大舉逮捕。身在海外的陳文成雖然未受影響，甚至還在家書中透出將要迎接新生兒的喜悅，但在此時悲劇的引線已然埋下。
一年半後，在1981年5月20日，31歲的陳文成博士一家由美國返台探親，同時也讓兒子能在祖父母與眾親友的祝福中，度過周歲的生日。他們原訂於一個多月後的7月1日離台，然而到了6月30日早晨，陳文成卻發現自己的出境證遲遲未被批准，只得趕赴警備總部的約談。 即使處處配合，到了7月1日，隸屬於警政署之下的入出境管理局仍不願發給他出境證，只表示明日（7月2日）早晨8點會通知他來領取出境證。
到了7月2日早晨8點左右，果然有了消息，但報信的卻不是期待的入出境管理局，而是來自臺灣警備司令部的傳票。
那麼，他又為什麼會在被警總約談後，不與家中報平安之下，前往母校，最終身死於此？這是所有人都想要追求的真相。
人的記憶十分奇妙，有時能將情貌捕捉得鉅細靡遺，有的時候可能會受到內外在的因素影響，產生奇妙的扭曲與增補，更有時，會發生對某時段毫無印象、全然空白的缺失情形。 但現實是物質的構成，每一個事件必定環環相扣，養得花苞才有花謝，要站起身來，就代表曾經坐下；時間更是公正，不會跳躍，無從快轉，必無錯漏的刻度。
以物質為經，時間為緯，從陳文成離家之後，到隔日早晨被發現陳屍於台大研究生圖書館前的水溝旁，定然循著不斷的軌跡。陳文成事件對全體臺灣人都有意義，我們自然想要藉著推演證據來得知真相，然而事件中的物證不足，往往只能依賴不可靠的記憶與口說、旁證與孤證。
要了解陳文成案撲朔迷離、線索自相矛盾的程度，須從7月2日開始說起。
（二）可疑的電話
清晨五點，陳文成便已醒來，這是他推遲離台返美行程的第二日。但他不知道的是，這也是他與家人相見的最後一日。在原定出發日的前一天早上，他才發現自己申請的出境證未被批准，而前往了警備總部一趟。眼看機票即將到期，暑期的學術會議又迫在眉睫，無疑十分令人心焦，縱然定下心，前往台大校園打籃球舒展筋骨，但仍掛念著遲遲不核發的出境證。 由於入出境管理局表示早上8點會再通知，陳文成於是提前返家，與妻子一同等待，但在接到電話之前，便有三名台灣警備司令部的人帶著約談傳票上門來。
為了一紙出境證，陳文成同意再次前往警備總部，但當時沒有人能預料，他再也不能回家。
在警總，陳文成保持堅定的態度，毫不諱言自己不但訂閱了美麗島雜誌、介紹朋友翻譯美麗島雜誌的文章，甚至還募款捐款支持美麗島雜誌社，他唯一否認的是參與台獨或叛亂組織的集會。 他的言詞毫無閃爍，捫心自問不曾有過不當舉措，但難免感受到警總方面對於他的證詞多所懷疑，也往往在問題中下套，企圖挖掘出不存在的罪嫌。
但他仍十分樂觀，只抱持著第二日還會再度被約談的心理準備。
警總方面最為關切的一點，是他在返台期間，與友人聚會時談論了如何立法與促進民主政治改革，尤其唯恐他在台公開發表任何反政府的言論。他雖坦蕩地承認確與友人碰面，談論的內容也與民主政治相關，但並無發表任何值得警總關切的談話。
在這場據稱為時12個小時，午餐與晚餐各有兩小時休息時間，並且氣氛並不緊張的約談中間，陳文成可能完全沒有與外界接觸，也可能曾經打過一通電話。
但這通目前仍無法確知是否存在的電話，其對象與內容都平凡得令人難以想像。那是陳文成從警備總部，於7月2日下午5點，打給白健二教授的。
根據白健二教授的說法，陳文成自警總打這通電話給他的時間是7月2日下午5點左右，告訴他自己正被警總約談，暫時休息，等一下還要回去再談。白教授表示通話中陳文成說明天就要返美，只是打個電話告別，不但沒有多談，語氣也一派平和。
本來，這一通平淡無奇的電話，即使真實存在，也只關乎兩人的友誼，對其他人而言並不重要，然而，當陳文成第二天陳屍於台大校園之後，這一通聯繫電話就成為推測他死因的關鍵之一。
由於白教授這段證詞是於13年後，也就是1994年的公聽會上所說，已經缺乏當時的通話紀錄佐證，而外界諸多揣測，懷疑白教授是警總安排的偽證人，因此得考慮這通電話是否真實存在。
首先，有一說法是根據法醫魏契（Cyril Wecht, M.D,, J.D.）轉述，警總的紀錄中，陳文成並沒有要求打電話給家屬，因此推測警總並沒有記錄陳文成打電話給白教授一事。倘若白健二教授真是警總所安排的偽證，那麼警總又何不將此電話列在記錄當中？
因此，若能排除警總內部串供能力太差的因素，白教授便與警總無涉，他又有何動機捏造出這通電話呢？ 而且，這通電話也可能在不明原因之下，未被警總記錄。
例如：警總真如其所宣稱，給予陳文成午餐與晚餐各兩小時休息時間、有限度的自由，而未加監視，他便可在此時與白教授聯絡。或者，這通電話是在某種情況之下打出，內容也侷限在警總認為的安全範圍中，而有某些相關人士不願意在紀錄中留下白健二教授的名字或這通電話的存在。
上述只是沒有根據的推測，當時的警總並非外人所能了解，但我們確知，當白教授於1994年公聽會提出這段話，遺孀陳素貞女士並未反駁，可見其證言有信實之處。因為7月2日當晚9時，陳素貞女士曾再次聯繫白教授，央請他打聽陳文成何時能返家。他便與警總熟識的人詢問，得到陳文成已離開警總，正在返家的消息。
此時陳文成雖然行蹤不明，但還未有不幸消息傳出，若陳文成打了這通電話，在白教授與家屬的電話往來中，身為中間聯繫者的他，沒有欺瞞的必要，定會將此事告知憂慮的家屬，請他們不要太過擔心。 若當時沒有提起這通電話，那13年後的這場公聽會上，陳女士必然會認為此說捏造，嚴加反駁。
沒有反駁，或許便可推測陳女士曾被告知過這通電話的存在。但若真是如此，他又為何在此時、在警總這樣的場所、尤其是被詢問到在台接觸的友人與談話內容之後，針對即將離台一事不輕不重地報平安與道別，卻不曾或未能優先與家人聯繫呢？這是在調查陳文成死亡真相中一再出現、最費猜疑的核心問題因為有人宣稱自己是陳文成生前最後一位接觸的人。
（三）霧裡的證詞
由於陳文成身為卡內基美隆大學的講師，身分特殊，死亡的時間點更是緊接著警總約談之後，十分可議，警備總部徒勞地希望澄清己方與陳文成之死無關。於是，7月5日晚間，由警備總部發言人與新聞局代表召開了記者會，說明陳文成的死因。 一開始，警總聲稱已在約談之後，於晚間九點多，以計程車外觀的公務車將陳文成送回家中，此後便與警總無關，而陳文成之死，應歸因於畏罪自殺。
一方面劃下犯罪者與常人的界線，為陳文成貼上嫌疑，抹黑死者以淡化大眾的關切與同情，還藉此諭民，麻木人們對警總勢力過於龐大的恐慌，錯覺自己只要循規蹈矩，便能平安度日；在另一方面，又得以推諉過程中的責任，隱隱暗示著警總以正大光明之姿約談，罪犯便會自慚形穢，不待法治而良心自裁。此說實在過於荒謬，連警總自己也察覺到難以自圓，官方不久之後便又改口，將死因歸於意外墜樓。
記者會後，7月6日即有報導表示「陳文成於深夜死亡前，曾與一關係密切的長輩晤談」。這樣的訊息見報，或有助於警總立場：無論是證明在警總約談之後，陳文成仍安然無恙，或表現他在被約談後，需要「長輩」的建議與開導。這些都有操作的空間。
然而，以上只是捕風捉影的懷疑，直到隔日，這名與陳文成深夜會面的「長輩」終於現身，他便是陳文成學生時期的室友鄧維祥教授。 在鄧教授的敘述中，陳文成離開警總當天半夜，不是去與長輩晤談，而是來到他家。當時他的妻子與女兒已經入睡，只有他一人知曉這場深夜的會面。
在他家中，陳文成喝了果汁，還吃了一點葡萄與火腿，同時寫了一封以「To whom it may concern」開頭的書信，並與他短暫交談了一小時左右。在此期間神色並無異樣，十分堅強、樂觀，言談間笑容也很自然，不像有自殺傾向的樣子。
陳文成告訴鄧維祥，他在警總約談中針對鄧維祥的談話應是安全的，但由於警總有他與施明德電話的紀錄，以及約談中對他諸多懷疑，擔心自己可能明天就要失去自由，兩人短期內不能再見，才會於深夜到訪。
有了人證，自然要尋找能夠對應這番說法的物證。然而，陳文成在鄧家所寫的這封信，不知收件者何人，也無從推測內容，最後也沒有出現在他的遺物中，甚至不曾留下任何蛛絲馬跡；法醫的報告中，則提到胃內空虛，黏膜無異狀，更無法證明他曾逗留於鄧家，吃了水果當消夜的說法。於是，鄧維祥與白健二同樣被質疑是警總所安排的假證人，只是他受到的質疑更加強烈，也更不可動搖。
細究他的說法，陳文成在經過警總約談後，毫髮無傷，心情並不沮喪，憑此作為證據來討論陳文成死因，便可排除想像中的警總刑求，同時也可判斷其應非自殺。
這看似不偏不倚，十分平衡的證詞，對警總而言，只願提取對他們有利的部分，並作對他們有利的解釋；而懷疑者則認為鄧維祥兄弟與陳文成曾因政治立場不同起過爭論，甚至有告密的可能，其證詞必不可信。 於是，鄧維祥一人之詞，對釐清事發的時間線反而是幫了倒忙。
而調查當下又未能縝密地檢視、搜尋更細微的證據，用以支持或反對這個說法。再考慮到曾有報導指出法醫驗屍時，死亡時間由初步推定的晚間十點改為更符合鄧維祥證詞的凌晨四、五點鐘，在在都使得真相顯得更加撲朔迷離。 即使鄧維祥的說法不被普遍採信，他仍然堅持到底。
而陳文成的態度，也不像十數年前那邊明朗，因為在離開鄧宅時他「警覺地向左右張望了一下，然後快步離開」。鄧維祥的證詞無人能證明，但未必不存在真實的部分。在這世上，擅長欺騙之術的不只是人，還有人們的記憶。它們在經受壓力時會扭曲變形，會掩蓋、會刪減，會增補，以成為這些外力要它們形塑的模樣。經歷了那麼長久的壓抑，那些畸形的真實混雜在虛構之中，恐怕難以確辨了。
（四）意外、自殺、他殺或其它
自事發以來，從警總到證人所提供的輕薄的片面之詞，只能糊成沒有骨幹，難以立足的解釋。基於對台灣當局的不信任，陳文成博士所任教的卡內基美隆大學提出強烈質疑，校長查德·賽爾特（Richard Cyert）相信這是一場政治暗殺，不但去信當時的總統蔣經國，甚至於美國國會奔走，要求美方對台灣當局施壓。
抵擋不住在美留學生與台灣同鄉會的努力、乃至於美方的介入，台灣政府終於同意讓陳文成在統計系的系主任與匹茲堡著名的法醫賽瑞爾．魏契（Cyril Harrison Wecht）一同來台，再次檢視相關證據。身為公正的第三方，法醫魏契的判斷與推論十分謹慎。
他不僅實地走訪陳文成陳屍現場，也將之前鑑識時所作的所有切口拆開重驗，甚至於前人不疑之處自行切口再作鑑識。可惜的是，除遺體與遺物之外，其餘化學檢驗都只能依憑舊時報告。即使魏契醫生認為有些未盡的檢驗有助釐清案情，欲採檢體回美進一步相驗時，也被官方拒絕了。
無庸置疑，對於陳文成死因的直接推斷有三種：意外、自殺與他殺。
縱然受限於官方的態度，魏契醫生僅憑遺體和現場的鑑識也得到幾個可貴的推論：根據官方提供的鑑識報告，陳文成生前未受藥物或酒精影響，即使血液中的酒精量微量升高，也是由於遺體輕微腐敗的結果。
因此即使是意外墜樓，也應該要神智清醒，本能伸出手腳緩衝，造成四肢骨折。 然而，即便陳文成的肋骨因撞擊產生了十數處斷裂，他的四肢骨骼卻尚且完好，可見他在墜落時，完全喪失自我保護的直覺，對即將發生的撞擊毫無準備，這說明陳文成是清醒著意外墜樓的可能性極低。
從上述驗屍結果得知，陳文成非意外墜樓；而從案發現場的情況來看，陳文成似乎不是自殺身亡。
這項推論，立基於陳文成的遺體在圖書館草坪被發現時，距離圖書館建築只有2.15公尺，遠低於自殺時因躍下造成的水平位移距離，幾乎可說是逕直落下了。倘若真如警總於記者會上所說，陳文成是「畏罪自殺」，從高樓躍下的他，必定陳屍於離圖書館建築較遠之處。 推論至此，似乎朝著他殺之後被拋屍的方向前進。
然而，在追索真相時，最危險的莫過內心深處先入為主的揣測，滋生盲點之餘，也可能會導致我們對其它證據視而不見。 讓我們檢視陳文成死亡當日所著的長褲吧。
褲檔部位及右後口袋有微弱的鐵銹反應，鐵銹可能來自圖書館五樓的鐵欄杆。鑑識報告中也的確寫明在該處發現疑似由陳文成長褲上脫落的纖維。根據「兩物相接，必有跡證轉移」的原則，這組相互呼應的證物，也隱約描繪出陳文成以右臀部側坐或跨越圖書館五樓鐵欄杆的畫面。
這組證據的存在，成為一連串推論中最令人焦躁不安的因子，真相彷彿近在眼前，但仍難以企及。若陳文成並無自殺的動機與意圖，為何要跨越欄杆？又或者鑑識報告當中，是否有遺漏的檢驗能揭開這重重迷障，使得案情獲得重大進展？
除了自殺、他殺與意外，是否當時的情狀比想像得更為複雜，綜合了各種因素？是被逼迫的自殺，或未能抵抗的謀殺？
雖然「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因素之後，剩下的結果儘管多麼令人難以置信，也必然真實」，這輕飄飄的一句話，在現實中可能被太多難以佐證的證詞、無法信賴的證據所摧折。
當證詞與物證不符，物證又與動機矛盾，三者無法互相配合，反而彼此角力，較量著誰比誰更真，誰必誰更可信靠，人們即使埋頭鑽研於這些沒有交集的歪斜線，也難以求得解答。 尋求真相，我們依賴的是實證，但陳文成案至今36年來，卻走得無一處平坦。
埋首細究這些經年累月無法理出頭緒的枝節，會使人從悲憤轉為挫折、頹喪，甚至不再期望正義的到來。然而，頹敗過後必須振作，藉由不斷傳述看似柔弱不可靠的記憶，或能將過往提煉出智慧與決心，於歷史的分歧點上做出無愧的判斷與選擇。 這也是我們對待陳文成博士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