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摘  

七年前吧，我坐在柏林潘斯勞爾堡區一個家庭醫師面前，他到處打電話為我詢問是否有醫院要收留我，那是在深冬陰暗的診所房間。他說，我不會再給你開處方箋了，你必須去醫院，而且立刻去。但那天下午，明顯的，醫院都在忙，沒有人接電話。我用不安的眼神和聲音，請求家庭醫師至少開史蒂諾斯（Stilnox）處方箋給我過年節。當時，我覺得我的家庭醫師反應太誇張了，我有點擔心他叫救護車......

許多研究政府信任度的民調結果，都站在布魯圖這邊。無論是在哪裡，國土規模較大的地方，人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平均值都較低。不過我們仔細看看資料也會發現，失去人民信任未必是大國的宿命。

這個時代陷入了民主焦慮。過去所謂的「先進工業化」國家現在顯然都在擔心，過去幾十年來從未出現的反民主浪潮，突然重新覺醒。在此同時，有很多讓人無法理解的誇張政治模式，也聚集了愈來愈多民意。十年前幾乎不會有人擔心，其他國家失去民主的悲劇，會不會同樣發生在美國身上。另外，那些剛剛進入民主的國家，也紛紛開始懷疑，民主是否真的是政治的唯一道路。人們在評估這些國家民主進展的時候，發明了一個新詞，說當代出現了民主「倒退」（backsliding）。最後的最後，中國這種屹立不搖的獨裁政體，更讓民主以外的選擇變得比幾十年前更誘人。這一切似乎都讓人認為，本書的主題不應該是民主衰落之後的復興，而是興起之後的衰落。但在這最後一章，我要從歷史的角度，問問當下的民主焦慮究竟從何而來。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用金錢來補償損失」是相當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對被害者來說，並不是拿到賠償金之後創傷後壓力症狀就會消失，不能彎曲而無法工作的手指就突然可以彎曲，在身體及精神痛苦中度過的時間就可以倒轉。當然，賠償金可以多少可以填補大大小小的經濟困境，但若因此認為光靠這些賠償金，就能完全恢復所有損失，不過就只是幻想罷了。

這本書，解答了我身為一位司法實務工作者長年的疑惑──被害者可以選擇不原諒。

人工智慧機器人XXAI，也叫開兒，開兒從天外星球駭未星來。

上瑜伽課前，許妍接到喬琳的電話。聽說她到北京來了，許妍有些驚訝，就約她晚上碰面。電話那邊沉默了片刻，喬琳用哀求的聲音說，你現在在哪裡，我能過去找你嗎？

隨著中國對外國投資的開放，幾乎每筆交易都經歷政府最高層的辯論；決定的過程是複雜的，也是分散的，需要許多官員同意，而且對我們這樣的局外人不透明。許多簽署的理解備忘錄毫無成效；參加非正式談判的官員缺乏相應的權力，或者無法把項目「推銷」給上級。還有，中國缺乏對法治的信守。而人治是常態，意味著建立牢固的個人關係對於做生意至關重要。為此，我頻繁去中國，尤其是最初幾年。我們逐漸學會了辨認出最可行的交易：既要有恰當的客戶，也要有最合適的中國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