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陷入了民主焦慮。過去所謂的「先進工業化」國家現在顯然都在擔心，過去幾十年來從未出現的反民主浪潮，突然重新覺醒。在此同時，有很多讓人無法理解的誇張政治模式，也聚集了愈來愈多民意。十年前幾乎不會有人擔心，其他國家失去民主的悲劇，會不會同樣發生在美國身上。另外，那些剛剛進入民主的國家，也紛紛開始懷疑，民主是否真的是政治的唯一道路。人們在評估這些國家民主進展的時候，發明了一個新詞，說當代出現了民主「倒退」（backsliding）。最後的最後，中國這種屹立不搖的獨裁政體，更讓民主以外的選擇變得比幾十年前更誘人。這一切似乎都讓人認為，本書的主題不應該是民主衰落之後的復興，而是興起之後的衰落。但在這最後一章，我要從歷史的角度，問問當下的民主焦慮究竟從何而來。
歷史告訴我們，現代民主是一個至今都未完成的實驗，從很多意義上來說，光是這種制度能夠正常運作，就已經很不可思議。還記得在美國通過憲法之後不久，約翰．泰勒怎麼說嗎？他擔心兩年一次的國會選舉，只不過是一閃而逝的「政治痙攣、只不過是「嘲弄人民在政治上多麼無力的一天」，只要過了這一天，「五百萬人民」的命運就再次落回「五千菁英」的掌控之中。泰勒認為要保障民主，就得強化地方自治的控制力，讓人民更常參與政治，與代議士更常聯繫。二百一十年後，一個叫做約翰．鄧恩（John Dunn）的政治理論家說法也很類似：
如果古代民主，是讓公民自由選擇生活中的每一項事務；那麼現代民主，似乎主要就是用各種條條框框關住公民，讓他們在做出一次選擇之後，就由少數的人代理，隔了很久之後才能做出下一次選擇。但許多角度都明顯指出，現代公民並不需要接受這種妥協。
時隔二百年的泰勒和鄧恩，都同樣指出現代民主的第一個斷裂點：現代民主讓人民參政可以變得非常普及，但也可能變得非常淺薄。所以問題就來了：到了什麼時候，人民會開始覺得現代民主只是泰勒口中的騙局。因為也許民主只有兩種命運，要麼直接消亡，要麼名存實亡，被過去所謂的「五千菁英」，或者當代所言的「前千分之一」大富豪所把持，淪為政治學家賴瑞．巴特斯（Larry Bartels）口中的「不平等民主」。 （相關報導： 陳嘉銘導讀：從歐洲人手中拯救民主 ｜ 更多文章 ）
不過很多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在思考如何打造共和國的時候，意見跟泰勒相反。他們擔心的不是「五千菁英」的宰制，而是「五百萬人民」會沒收五千菁英的財產。而且不僅是《聯邦黨人文集》的作者群這麼說，而是一七八九年後整個西歐的政治思想家都這麼說。他們都想用共和制度限縮群眾的權力，最直接的方式包括限制選舉權、採取加權投票制度，或者在立法機關中增設上議院，藉此防止民眾被激情沖昏了頭做出愚蠢決策。但第十一章的資料告訴我們，他們真的想太多。國家在賦予普選權之後，並未出現大規模重分配。許多國家的貧富差距確實縮小，但不是普選權造成的，而是戰爭、經濟危機，甚至某些科技變革造成的。歷史證實，即使是在完全民主的國家，「五千菁英」宰制命運的風險也遠高於「五百萬人民」瓜分菁英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