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春專文:愛看不愛,吵什麼吵!

2016-03-18 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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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大家出版)、《第三種猩猩》(時報出版)和《想像的共同體》(時報出版)在台譯本書封。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大家出版)、《第三種猩猩》(時報出版)和《想像的共同體》(時報出版)在台譯本書封。

就算丟開了難易問題,也先別急著罵它「為甚麼沒有孔孟老莊?」「為甚麼沒有「韓柳歐蘇」,我們倒可以看看這份書單出自甚麼樣的一種導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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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來自直覺)這好像是從某人書架上橫掃三到五公尺範圍之內可以找出的「書背」題簽,可能在某些人家,這幾本書還真排在一起。比方說: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鄰近未隔幾本書,就是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愛德華.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斷斷乎不會距離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太遠;而賈德.戴蒙的《第三種猩猩》旁邊應該還有一本《槍砲、病菌與鋼鐵》,只不過不在這一張書單上。 馬克思.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應該還是早年(612大限之前)桂冠版的居多,它左邊不會超過一尺之遙,應該就會出現西蒙.波娃的《第二性》,或者右邊一尺開外,應該就會出現以賽亞.伯林《自由論》。

你若出生年稍晚於我,一定不明白:我這樣叨叨不休閒說人書架排列有甚麼意義?我只能說:根據我數十年來閒逛瀏覽同輩人家中書房的經驗,其風光若是。非但一整代的知識青年對於這養成經驗頗能記憶,也覺得這一些曾經帶來啟蒙、帶來知見、帶來持續問學動力的著作不可以隨手拋棄,因為「我們曾經是落後的」這一執念。

隨手舉幾個例子罷:在西方(主要是美國),《自由論》初版是1969年,《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初版是1975年,《想像的共同體》1983年,《第三種猩猩》1992年,可是這些書,在台灣無論正規盜版,依照前文順序,其在台初版的時間則是:2003、1992、2010、2000。有的書,時差很大;有的書很可能在一位學者高中時代就極負盛名,等到他老花眼了,才第一眼看見經由正式授權的繁體中文版。無論如何,上個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成長的那一代學人,來到了教學的課堂上,可能沒有機會重溫他認為別具豐富知識內容的幼學,可是有這麼一個活動、有這麼一個場合、有這麼一群至少願意放手行文,勉力一搏的青少年來,大家「難一把」又如何?

我有一篇談經典教養的文字,附錄於下,請諸君過目(文長慎入!)。我想要說的話就是:如果參與一個在外人看來十分艱難的閱讀寫作計畫,對於另外一群人來說,卻是樁像孩童玩樂高積木一樣的事,有何不可鼓勵?你覺得難?你去讀《哲學家教你如何過一天》,也不壞呀?要不,上網撲美食乳溝討拍也很好呀!

教養,可以從經典的學習中累積點滴。(留學網)
教養,可以從經典的學習中累積點滴。(留學網)

〈希臘‧中國‧古典教養〉

教養有甚麼用?西元前三百九十九年,一群雅典最有教養的公民不是一樣投票判決了蘇格拉底之死嗎?

教養有甚麼用?西元前九十八年,司馬遷不就是因為拿不出幾十兩金子來自贖死罪,而受了腐刑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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