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師大學文學院六月舉辦的人文經典閱讀會考競賽，參加對象是高中學生，學生要充分閱讀書單中的十本經典書籍，比賽分團體賽及個人賽，團體賽採口頭發表小論文，個人賽要回答申論題，總計有二十所高中報名，每校補助交通費三萬元，比賽獎金團體最高一萬元、個人最高六千。
這是引發爭議的新聞背景，不就是個Gentlemen's club裡的事嗎？自由參加，愛來不來，有如「我是歌手」、「中國好聲音」那樣的競賽活動。只不過主辦方是台師大，地點在大學校園裡，有一定程度的指標作用。然而我實在看不出來，這有甚麼好讓人說長道短、嫌難挑易的了。大家成天價鼓勵中小學生參加的科展，不也很難嗎？
問題顯然出在這條新聞的媒體效應上。作家圈特別容易激動，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人人口徑一致，也都沒甚麼創意，總之就是指責開書單的人所開的書單「太難」，誰也讀不完；而自己讀不完或者根本沒讀過的大人，卻要讓十六七八歲的孩子讀完了作報告，徒遺好事者「捫心自問，你們的畢業生有幾個人讀過這其中的一本，一本就好。」之譏。這種挑釁意味相當強的語言在媒體上很容易得到附和，不過在我看來，恰恰暴露兩個方向的問題：其一，呼籲他人捫心自問者可能真沒讀過這些書，而以己度人；其二，就是閱讀新聞之能力低落者，可不見得是高中生，卻是這些好事之徒。
「高中生經典書單」設若是硬性規定全國高中生都要讀、都得考，則此事便有很多面向值得討論，究其難易，還只是非常次要的一個環節。畢竟，在茫茫書海之中，無論灑下多麼大的一張巨網，弱水三千，一時間也只有一瓢之飲。開書單，必有經史大儒班馬揚鄭以為難者，也必有連我這種沒有博士學位、沒有教授資格的人以為相當容易的書。
在正規教育現場之外，以特殊手段實施之，既無關於參與者之外其他受教同儕之權益減損，又不涉及自身人格與知識養成之破壞，開發一套補充教材，寓教於賽，其中可以討論、以及值得討論的，就是教材本身所顯示的知識傾向。
的確，新聞中所顯示的書單有其具體的傾向，那就是側重於西方近代啟蒙思想以來的社會科學經典。
1. 《烏托邦》托馬斯．摩爾著
2.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尼采著
3. 《夢的解析》佛洛伊德著
4. 《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馬克思．韋伯著
5. 《第二性》西蒙．波娃著
6. 《東方主義》愛德華．薩依德著
7. 《第三種猩猩》賈德．戴蒙著
8.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米歇爾．傅柯著
9. 《自由論》以賽亞．伯林著
10. 《想像的共同體》班納迪克．安德森著
就算丟開了難易問題，也先別急著罵它「為甚麼沒有孔孟老莊？」「為甚麼沒有「韓柳歐蘇」，我們倒可以看看這份書單出自甚麼樣的一種導引？
首先（來自直覺）這好像是從某人書架上橫掃三到五公尺範圍之內可以找出的「書背」題簽，可能在某些人家，這幾本書還真排在一起。比方說：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鄰近未隔幾本書，就是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愛德華．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斷斷乎不會距離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太遠；而賈德．戴蒙的《第三種猩猩》旁邊應該還有一本《槍砲、病菌與鋼鐵》，只不過不在這一張書單上。 馬克思．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應該還是早年（612大限之前）桂冠版的居多，它左邊不會超過一尺之遙，應該就會出現西蒙．波娃的《第二性》，或者右邊一尺開外，應該就會出現以賽亞．伯林《自由論》。
你若出生年稍晚於我，一定不明白：我這樣叨叨不休閒說人書架排列有甚麼意義？我只能說：根據我數十年來閒逛瀏覽同輩人家中書房的經驗，其風光若是。非但一整代的知識青年對於這養成經驗頗能記憶，也覺得這一些曾經帶來啟蒙、帶來知見、帶來持續問學動力的著作不可以隨手拋棄，因為「我們曾經是落後的」這一執念。
隨手舉幾個例子罷：在西方（主要是美國），《自由論》初版是1969年，《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初版是1975年，《想像的共同體》1983年，《第三種猩猩》1992年，可是這些書，在台灣無論正規盜版，依照前文順序，其在台初版的時間則是：2003、1992、2010、2000。有的書，時差很大；有的書很可能在一位學者高中時代就極負盛名，等到他老花眼了，才第一眼看見經由正式授權的繁體中文版。無論如何，上個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成長的那一代學人，來到了教學的課堂上，可能沒有機會重溫他認為別具豐富知識內容的幼學，可是有這麼一個活動、有這麼一個場合、有這麼一群至少願意放手行文，勉力一搏的青少年來，大家「難一把」又如何？
我有一篇談經典教養的文字，附錄於下，請諸君過目（文長慎入！）。我想要說的話就是：如果參與一個在外人看來十分艱難的閱讀寫作計畫，對於另外一群人來說，卻是樁像孩童玩樂高積木一樣的事，有何不可鼓勵？你覺得難？你去讀《哲學家教你如何過一天》，也不壞呀？要不，上網撲美食乳溝討拍也很好呀！
〈希臘‧中國‧古典教養〉
教養有甚麼用？西元前三百九十九年，一群雅典最有教養的公民不是一樣投票判決了蘇格拉底之死嗎？
教養有甚麼用？西元前九十八年，司馬遷不就是因為拿不出幾十兩金子來自贖死罪，而受了腐刑的嗎？
教養，既不能保障人成就其偉大的人格與智慧，也不能保障人成就其富貴壽考與功名，可是為什麼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卻總會在教養問題上暴露出巨大的焦慮呢？這樣的焦慮帶動了許多教養之外的事物，比方說公共制度，比方說教育品味，比方說科層文化，比方說知識產業。為了成就一種與時俱變而日新月異的知識能力，我們今天為人父母者就會想盡方法提前讓自己的孩子學器樂、學寫作、學計算、學歌舞，甚至學玩耍──這簡直匪夷所思。然而不及早而大量地將公認有用的教養內容塞給年輕人，似乎我們自己重視而錯過的美好價值便要永遠淪喪了；似乎我們自己欠缺而疏於鍛鍊的重要能力便要拱手讓人了。教養於是轉變成一個焦慮核心，而且舍此無它！
聽聽柏拉圖那段老掉牙的教訓罷。柏拉圖的弟子們曾經試圖有系統地將他的學說整理成一部大書，非但未能成就，還受到老師的斥責。柏拉圖在他的第七書信中這樣說：
「有人已經寫過、或者試著說明我的哲學探討的意義，有人聽過我的課，有人則是輾轉旁聞於他人，或者自己思索出一些內容。我得這麼說：至少我個人以為，他們根本沒有瞭解事實的真相。關於我的學說，我沒有也不會寫成一本綱要性的著作。因為這些問題不可能被歸納為格式，就像其他的問題一樣，祇有在長期接觸之後，大家一起體驗和討論，它們真正的意義才會突然在心靈內點燃起來，就像由一個火花爆發出來的光，之後它自己會生長。」
柏拉圖所說的祇是一部他不願意寫出來的書嗎？祇是哲學問題嗎？我倒覺得他承襲自蘇格拉底的這個命題切切關乎人類教養的全盤態度。正因為教養不是一本書、一套固定的內容，也不祇存在於人生的某一階段，更不是來自一個家庭或幾所學校，它是許多深深淺淺、大大小小的實際生活接觸，不斷衝擊著這個會思考的主體，並且通過與他人不斷的「體驗和討論」才得以面對的。柏拉圖的結語從未指涉「解決了」某些問題，他用的是「點燃」── 一個火花照亮的比喻。我們甚至可以懷疑：蘇格拉底和柏拉圖並不相信「一部完整的著述」對於教養問題會有正面的意義。因為看似完整的「一部著述」，恰恰阻斷了書本之外可能產生的「體驗和討論」。
在中國，平民教育初始之際，也出現了一樣的教養觀。孔老夫子說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是誰？是一個姓彭的？還是一個騎青牛出函谷關的老子和一個叫彭祖的兩人合稱？歷來聚訟紛紜，我甚至還看過說四川彭山縣江口山為彭祖故居，而彭祖是個水利工程師，在三江地區開發大量可利用江水灌溉的農田，乃至於運用導流工程，讓三江水力對撞，從而遏制洪水氾濫，保護農田云云。這未必是胡說。
好了，孔夫子自比為商代的水利工程技術人員也許有他重視技術實務的深意，這一點我們祇能猜想，不好做太多的附會。不過，「述而不作」是很堅決明確的。孔子在中國經術之學上有開創之功，但是他強調「述而不作」則不是謙詞，否則也不至於臨危時說出：「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第九》）「述而不作」，本來就是實論；因為孔夫子在他的教養事業裡，對自我的要求是：「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而「作」──發揮自得的見解──卻也恰恰是在孔子所執著於教養理想的的對立面呢！在孔子的學院裡面，對「教」與「學」相互之間所重視的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換言之，是不斷地的「體驗和討論」。
基於完全不同的動機，兩個學院傳統的奠基者對於完成「一部有體系的思想著作」或者「一部自己的思想著述」的興趣，彷彿遠遠不如他們直接面對的教養實務的興趣。顯然，從一方面來看，教養的兩個主體──「教／學」──生命的豐富和活潑性也因此彰顯其原本不宜於「from cover to cover」地覆蓋起來的本質。
這是一個古老的論理。教養不在知識系統之內，偶爾甚至可以跟知識系統無關，教養總是來自一個值得尊重、追溯與記憶的過去，那裡有已經逝去的思考者遺留下來的、尚未經語言打磨的抽象問題；或者，那裡有風聞中美好的公共生活和個人品質，值得傾慕與再現。所以柏拉圖的學院並非蠻煙自立，裡面實有多少Thales、Pythagoras、Parmennides、Protagoras乃至蘇格拉底這樣的幽靈，在柏拉圖自己也變成同樣的幽靈之際，懷疑和激辯從未終止，將教養的內容繼續交付給下一代的學者去「體驗和討論」。
至於孔夫子的學院，看似總在朝一個從未實際存在過的堯天舜日匍匐前進，而永無企及之時。然而祇要脫離了科舉、脫離了政教、脫離了和權力體制之間相生相應的機制，「夫子之道」始終還在鞏固著人們對教養的基本信念和終極價值，那是親切地體會生活，那是不怨天尤人的信念，那是「吾不試，故藝」，那是「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那是「博學而無所成名」。
「博學而無所成名」── 一句帶有謔笑意味的恭維，也可以說是一句帶有恭維意味的謔笑。
我這幾年交了幾個熱愛古典詩詞的朋友，打詩鐘、鬥格律、推聲譜、究源流，簡直不亦熱鬧哉。跟外人說起寫古詩來，簡直要被笑煞；但是這幾個朋友一旦劃下道兒來，人人摩拳擦掌，雞鳴雀躍，歡快如少年。
每當我們運用最先進的通訊技術（如E-mail或MSN）在相互傳遞、商量詩作的時候，就會有重回課堂的滿足和憧憬之感，彷彿有一種滋潤著、活潑著日常生活的學習重新啟動了，帶領著一個又一個年逾不惑，偶或知命的中年人回到人生的春天，透過一點兒「用處」都沒有的詩，發覺竟有那麼多的字，自己從來沒有正確使用過；也發覺竟有那麼多的自然和生活經驗，是過去汲汲營營、庸庸碌碌的世俗追求中漠視而錯過了的；甚至還發覺，竟有一種令自己意外的情感驀然降臨，似乎向所未曾擁有。幾個寫詩的人中，一個最稱捷才的朋友說得好：「開始寫詩，才開始接觸了教養。」
我猜想教養──尤其是冠以古典之名而被珍視、供奉著的教養── 一定不祇是詩而已，孔夫子雖然說「小子，何莫學夫詩？」可是他老人家面對「博學而無所成名」的謔笑之時，卻開起自己的玩笑來，說自己最得意的「專長」可能還是駕車（『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車伕配個穩婆如何？蘇格拉底的母親是個穩婆，專門幫人接生。蘇格拉底大約是從母親的行當那兒耳濡目染，得著了譬喻式的啟發，他總自稱其求知的方法是「助產術」，並強調：「我不是智者，不會傳授知識，但是能幫助人產生知識。」最為後人津津樂道的那句名言也很實在：「我唯一知道的事就是我甚麼也不知道。」孔夫子不也是這麼說的嗎？「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當然，身為值得尊重、追溯與記憶的歷史的一部份，這些先驅的教養者必然也會暴露出教養內容本身的限制和困惑。當有人太重視「清醒的生活」的時候，便會憂心來自模仿的藝術將要使人脫離計算與紀律，像柏拉圖這樣的教養者就會聲嘶力竭地捍衛他心目中德行與理性，而劃清了教養的疆域──操場和教室裡都找不著詩、繪畫以及悲劇。也許我們該因此而慶幸這位希臘學院的開山祖師並未真正實踐他的理想國。
類似的限制也出現在孔夫子的學院裡。當他說出：「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時候，你不但會因為身為女人而感覺不平，祇要不是位居權力結構頂尖之人，恐怕都難免於有一點兒義憤──的確！我們這些奴僕一般的大眾小人對那些可望而不可及的大人物是有些情結，然而，「難養」二字是在嘲罵我們嗎？
教養者也總是需要更多的領教。越是從古典中汲取而來的教養，就越是會出現與後世實際人生的時差，我們受教者一方面明知沒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綱領，卻仍然試圖在每一點滴的教養過程中抱持「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守則。好像確立永恆的價值這件事是搞教養的時候分毫釐髮不可錯失的。現在更要命的思考邏輯是：如果教養不夠，就會喪失競爭力！
然而，教養的需要會自動展現。我跟我七歲的兒子說：「你現在可以開始學一點兒古詩，這是很好玩的教養。」他的答覆是：「我好玩的東西很多，現在真的不需要這個教養。」他說得對。他比我懂教養。
＊作者為知名作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