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孔夫子自比為商代的水利工程技術人員也許有他重視技術實務的深意，這一點我們祇能猜想，不好做太多的附會。不過，「述而不作」是很堅決明確的。孔子在中國經術之學上有開創之功，但是他強調「述而不作」則不是謙詞，否則也不至於臨危時說出：「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第九》）「述而不作」，本來就是實論；因為孔夫子在他的教養事業裡，對自我的要求是：「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而「作」──發揮自得的見解──卻也恰恰是在孔子所執著於教養理想的的對立面呢！在孔子的學院裡面，對「教」與「學」相互之間所重視的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換言之，是不斷地的「體驗和討論」。
基於完全不同的動機，兩個學院傳統的奠基者對於完成「一部有體系的思想著作」或者「一部自己的思想著述」的興趣，彷彿遠遠不如他們直接面對的教養實務的興趣。顯然，從一方面來看，教養的兩個主體──「教／學」──生命的豐富和活潑性也因此彰顯其原本不宜於「from cover to cover」地覆蓋起來的本質。
這是一個古老的論理。教養不在知識系統之內，偶爾甚至可以跟知識系統無關，教養總是來自一個值得尊重、追溯與記憶的過去，那裡有已經逝去的思考者遺留下來的、尚未經語言打磨的抽象問題；或者，那裡有風聞中美好的公共生活和個人品質，值得傾慕與再現。所以柏拉圖的學院並非蠻煙自立，裡面實有多少Thales、Pythagoras、Parmennides、Protagoras乃至蘇格拉底這樣的幽靈，在柏拉圖自己也變成同樣的幽靈之際，懷疑和激辯從未終止，將教養的內容繼續交付給下一代的學者去「體驗和討論」。
至於孔夫子的學院，看似總在朝一個從未實際存在過的堯天舜日匍匐前進，而永無企及之時。然而祇要脫離了科舉、脫離了政教、脫離了和權力體制之間相生相應的機制，「夫子之道」始終還在鞏固著人們對教養的基本信念和終極價值，那是親切地體會生活，那是不怨天尤人的信念，那是「吾不試，故藝」，那是「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那是「博學而無所成名」。
「博學而無所成名」── 一句帶有謔笑意味的恭維，也可以說是一句帶有恭維意味的謔笑。
我這幾年交了幾個熱愛古典詩詞的朋友，打詩鐘、鬥格律、推聲譜、究源流，簡直不亦熱鬧哉。跟外人說起寫古詩來，簡直要被笑煞；但是這幾個朋友一旦劃下道兒來，人人摩拳擦掌，雞鳴雀躍，歡快如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