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中國它是最有地位（但銷數不算很多）的報紙，對輿論也很有影響力。我從學生時代起就很喜歡這樣一份報紙。後來到香港，我也在《大公報》服務。但後來它改變路線，和過去的傳統完全斷絕。
從他辦《明報》的價值取向看，顯然他認同胡政之時代《大公報》的文人論政作風。香港《大公報》已不是當年獨立的民間報，而是一張不折不扣的左派報紙，政治色彩越來越濃，生性自由、喜歡獨來獨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工作熱情漸漸消失。
一九五七年夏天起，內地形勢驟變，反右運動呼嘯而來，千千萬萬知識分子落入「陽謀」陷阱，波及香港，《大公報》的言論尺度也跟著內地局勢的變化而變化，思想控制明顯比過去加強，報館的氣氛和他的個性越來越不合拍。
當年冬天，「大躍進」波瀾初起，在《大公報》版面上就有體現，十二月三日，頭條大字標題報導，在十年至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生產力超過英國。十二月十八日報導，根據近年增產速度，我國煤、鋼產量十五年內定超英國。同時報導，「全國六十五縣市糧食增產指標提前十年到達」。他覺得《大公報》老講假話，畝產多少萬斤，都是假的。他到廣東看過。
十月五日，《新晚報》七周年報慶時，他發表〈談批評武俠小說的標準〉，就引用了「偉大的思想家恩格斯」的話，「現實主義除了細節的真實之外，還要正確的表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他受當時大陸意識形態影響頗深，對那套流行話語並不陌生。他說：
我在《大公報》前後十年，馬列主義的書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我屬工作上有些成績的人，開小組會討論時，我是組長。但我覺得他們的管理方式與我格格不入。
我們只能在他簡單的話中體會他當年的心境，「我離開左派報紙，是因為那裡不能發表反對當時『大躍進』錯誤路線的意見，這實在太違反我作為新聞工作者的本意。」
他感到很難再留在《大公報》。與他相識、相交多年、對他十分了解的董千里眼中，「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自由主義者，是可以和而不同的謙謙君子」。他多次自稱個人主義者，「所謂個人主義，是相對於集權主義或國家主義而言。在某些政治制度中，當權者假借國家的名義，宣稱為了國家或公眾的利益，肆行侵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他們認為國家高於一切，個人必須為國家而犧牲。所謂國家高於一切，就是政府高於一切，也就是掌握政權之人高於一切，生殺予奪，為所欲為。個人主義者某種意義上，其實便等於是人權主義，也就是民權主義。」
這是他對「個人主義」的理解。
一九五七年冬天，他辭職離開《大公報》，他記得離職前支的是「四等十三級（或四等十四級）」的薪水，並不是非高級職員。
在他決定離開之前，在迷惑與苦悶中，同事周榆瑞對他也不無影響。周榆瑞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在西南聯大做過英文老師，在英國、美國駐華情報機構做過翻譯，一九四六年進入上海《大公報》，採寫過國共和談、馬歇爾七上廬山、胡宗南收復延安等重要新聞，受到周恩來賞識。一九四九年他南下香港，繼續在《大公報》做記者，並以「宋喬」的筆名在《新晚報》連載《侍衛官雜記》，因揭露蔣介石而受到讀者關注。在左派眼中，他卻是「外紅裡白的紅蘿蔔」。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港英當局將司馬文森、馬國亮等八人押解出境，這八人都是中共香港地下黨的骨幹，他們的政治身分在大陸也是不公開的，連同事都不了解。上海、廣東公安部門偵察認定是他提供的情報線索，報經公安部決定清除隱患，由上海《大公報》社發出通知：「本社在港人員輪流回上海學習」。他一回到上海即被收審，以「英國間諜」罪名兩度關押，出獄後任北京外語學院教授，仍受公安部門監管。到一九五七年才獲准回到香港《大公報》。
他倆過去就相處得很好，這次周榆瑞回來，兩人幾乎無話不談。周的遭遇對金庸選擇離開不無影響。他提出辭職後，《大公報》負責人數次挽留，但他去意已決。
當時，繼《碧血劍》之後，他的《射鵰英雄傳》正在《香港商報》連載。武俠小說雖然給他帶來了一定的名聲和收入，但他從未想過要做一個職業作家。
＊作者為獨立撰稿人，著有《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筆底波瀾》多本書作，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金庸傳》（印刻文學） （相關報導： 「寫小說前先想怎麼養活自己」女版金庸以筆代劍揮灑武俠夢 ｜ 更多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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