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蔣先生當時對日本的政策令日本人永生難忘，一是以德報怨，讓日本維持既有的天皇體制，再者放棄對日索賠戰爭損失，以第一時間將滯留於中國的日本戰俘及其家屬遣送回國，並首先主動放棄中國軍隊進駐日本，阻止蘇聯軍隊進駐北海道。」
包括中山議員以及倉田教授在內，有太多太多的日本人當著林金莖先生的面強調「如今日本能成為一個完整獨立的國家應該感懷蔣介石先生的恩澤」。因此當民進黨政府推行「去蔣化」政策，並當著日本訪台友人的面強調「蔣介石與他們沒有關係」的時候，確實讓這些「日華親善協會」的成員深感驚訝。
根據林金莖先生的回憶，民進黨這些「數典忘祖」的言行完全沒有辦法為老一輩日本友人所接受。深知蔣中正歷史地位不可動搖的他們，甚至會當著民進黨人的面反問：「難道台灣希望繼續為日本殖民地，或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的領土嗎？」
對中國人的虧欠心理
按照林金莖先生的分析，日本人對蔣中正的報恩情節，確實為台灣推動對日外交帶來巨大的有利因素。可任何事情都是有利就有弊，因為日本人在對蔣中正感恩戴德的同時，對中國人也懷抱著巨大的歉疚感。而這樣的歉疚感，往往是在對待對岸中共政權的時候才存在的。
日本人尤其在處理台灣問題的時候，最容易受到此種歉疚感影響。為此林金莖強調：「戰後以來，日本一直無法擺脫侵略者的罪惡意識，尤其是對中國更是歉疚。這種歉疚致使日本無法對中國大陸採取強勢，影響所及，自然是日我兩國關係的發展，常常要受中國大陸的牽制。」
二戰時日軍在中國戰場上，面對的主要敵人是蔣中正領導的國軍，這點沒有一個日本人會含糊。所以戰後第一任日本首相吉田茂，在1952年遭到美國施壓不得與中華民國政府簽署《中日和平條約》的時候，就是以日軍在中國戰場上與國軍交手為理由，合理化自己以台灣代表全中國的行為。
友台議員中山正暉在1978年，也是以同樣的理由反對日本與中共簽署新的和平條約。他指出：「日本侵略中國時，對手是中華民國政府，那時中國共產黨政權還沒有成立，為何要和一個未成立的政權簽訂和約，而把原來與我們發生戰爭的對象棄置一旁？這是不合情理的。」
可是對於更多的日本人而言，中日戰爭的主要戰場畢竟還是在中國大陸，受害者也是以1949年後取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大陸居民居多。更何況遭受日軍虐殺的，除了有南京大屠殺與重慶大轟炸等來自「國統區」的受害者外，還有來自「解放區」的三光作戰受害者。
中共領導的8路軍、新4軍同樣也在與日軍作戰，這些事實導致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沒有辦法在日本人心目中獨佔中日戰爭受害者的光環。蔣中正領導對日抗戰，但是對日抗戰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事實，更是讓日本政府、日本商人、日本媒體人以及日本文化人找到了一個遊走兩岸的最好操作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