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統獨鬥爭白熱化，就連該如何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成為藍綠兩派相互鬥爭的焦點。鄭弘儀以自己參加了日軍的父親為例，指控馬英九政府在2017年高調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沒有想到他的感受。時代力量立委林昶佐則認為，馬英九政府與其去慶祝抗戰勝利，倒不如多花點時間去紀念太平洋戰爭末期慘遭盟軍炸死的台灣同胞。
於是一個很簡單的「二分法」，就這樣子的被政治人物劃出來了。仿佛只要二戰時當台籍日本兵的，或者是來自親日皇民家庭的後代，一律都是主張台灣與中國「一邊一國」的獨派，而且還必須要是親日的。而1949年跟隨蔣中正來台灣的外省國軍老兵，就必然是中華民國或者「兩岸統一」的支持者，同時還一定是反日，甚至於抗日的。
早期這樣的「二分法」是獨派在玩，目的是要與過往國民黨宣揚的「中華民國史觀」對抗。可是到了後來，越來越多外省統派也深陷其中不可自拔。比方說郭冠英就認定所有二戰時參加日軍的台灣人為「二鬼子」，並指控他們是在二二八事變中屠殺外省婦孺的元凶。這種觀點與獨派把所有來台外省人都打成二二八事變的「兇手」一樣偏頗。
將1945年以前的台灣人通通視為親日，然後將1945年以後來台的外省人通通視為抗日，其實是極端的福佬沙文主義者與偏激的大外省主義者一個有趣的共同點。但歷史是沒辦法用「二分法」來說清楚講明白的，因為事實上有不少台籍日本兵戰後加入國軍，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穩定對台統治的關鍵力量。而來台灣的外省軍人當中，則有不少人其實二戰時與日軍站在同一陣線。
被遺忘的「偽軍」
所謂的「偽軍」，是一個很模糊又廣泛的概念，因為光是二戰時日本人在中國扶植，並且不為國民政府與中共承認的「魁儡政權」就不只一個。光是從1943年以後的情況來看，東北有由末代皇帝溥儀領導的滿洲國、南京有由辛亥革命元老汪精衛領導的國民政府、北京有由前北洋政府官僚王克敏領導的華北政務委員會，內蒙古還有由德王領導的蒙疆自治政府。
以上這五個政權，都各自有自己的正規武裝部隊存在。這些武裝部隊看在國軍與共軍眼中都是「偽軍」，看在日軍眼中都是「友軍」，但是他們彼此之間都存在著派系、意識形態、種族主義甚至於國家認同上的衝突。除了明確效忠這幾個政權的「偽軍」外，各佔領區的日軍還會依據自己需求，扶持由中國人組成的民團武裝、自衛隊或者鐵道警備隊，讓人們更難對「偽軍」的情況一概而論。
自抗戰勝利以來，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將二戰時與日軍合作的勢力打成「漢奸」看待，導致戰後留在大陸或者跟來台灣的「偽軍」老兵，對於自己的過去都要低調回應，甚至於想方設法的迴避。這不只是為了要迎合國共兩黨的國族教育，弄不好還是要殺頭的。由於「偽軍」戰時的工作主要就是對付中共游擊隊，留在大陸的「偽軍」更是天天生活在被鎮反的恐懼之中。
即便是在中共改革開放，並且平反了大多數過去毛澤東時代遭到醜化的國軍將士之後，「偽軍」還是不斷的被視為「愛國主義教育」反面教材看待。加註在他們身上的各種污辱，到今天都還沒有在民族主義掛帥的大陸被移除。也難怪《我的抗戰：300位親歷者口述歷史》一書的作者崔有元就指出：「想瞭解偽軍並不容易，至少目前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承認說：是的，我曾經是偽軍。」
在台灣的情況稍微好一點，因為「偽軍」二戰期間主要是與中共作戰，尤其是汪精衛政權下的和平建國軍，更是盡全力迴避與國軍之間的交火。抗戰勝利以後，許多前「偽軍」加入國軍繼續反共，並且跟著政府撤退到台灣，以避免遭到中共清算鬥爭。到了台灣以後，前「偽軍」也從來就不是「白色恐怖」清算的對象（許多「前偽軍」倒是來成為「加害者」）。
但是在那個中華民國政府積極鞏固「二戰成果」，以於國際社會維持中國正統地位的冷戰時代，「偽軍」老兵們還是不可能高調宣揚自己過往與日軍並肩作戰的故事，以免警總幹員找上門來。事實上，這些「偽軍」來到台灣，並且歷經了從古寧頭大捷到八二三砲戰的所有重要保台戰役後，他們在心中的自我認同也已經是「國軍老兵」，而不是「偽軍老兵」了。
產生「偽軍」的原因
1949年以前的中國，如同今天的阿富汗、伊拉克或者敘利亞一樣是個不統一的國家，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勢力。一般人會用簡單的「二分法」，認定1928年以後的中國，就只剩下國民黨與共產黨兩股勢力。可實際上就連國民政府陣營裡面，都有如閻錫山、白崇禧、李宗仁、馮玉祥、陳濟棠、龍雲與劉湘這些不同的地方實力派存在。
蔣中正並沒有真正在北伐勝利統一中國，他不只時時刻刻要面對上述地方實力派的造反，國民政府的統治也始終被限制於上海、南京以及杭州等「京滬杭三角地帶」的城市裡面，鄉下地方則仍舊仰賴傳統的地方豪強統治。為了對抗地方上擾亂秩序的土匪，這些地方豪傑都有自己的武裝民團存在。只要這些地方豪強不起兵造反，國民政府也樂見他們擁兵自重協助維持地方安寧。
可是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原本寧靜的地方秩序因為日軍的入侵而被打亂。許多地方豪強在國民政府的號召下起兵抗日，他們領導下的民團也就以游擊隊或者自衛隊的形式，配合國軍抵抗日軍。許多游擊隊一直支撐到國府正規軍潰敗並且撤出之後，都持續在淪陷區與日軍周旋，締造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愛國史詩。
然而中共勢力的出現，並在淪陷區逐漸壯大的事實，卻改變了原先游擊隊堅決抗日的態勢。打著抗日旗號的共軍，並不只以將侵略者驅逐出中國為目的，同時還要在地方上建立起有利於在戰後推展「紅色革命」的新秩序。這就意味著他們不僅要與日軍作戰，同時還要剷除掉這些效忠「舊秩序」的地方豪強。於是這些仍效忠國民政府的抗日游擊隊，很快就面臨同時遭遇日軍與共軍夾擊的窘境。
他們很快就發現，與自己同屬「抗日陣營」的共軍威脅遠比日軍來得還要大。因為共軍不只會襲擊游擊隊搶奪武器地盤，而且還會以推動「土地改革」或者「社會改革」的名義，批鬥或者殺害維持傳統秩序的地方豪強，並別有用心的破壞寺廟祠堂。看在熱愛鄉土，固守傳統文化的地方豪強眼中，即便是日本侵略者也沒有如此的破壞倫常、大逆不道。
日軍方面，則如同30年代的國民政府一樣，只有足夠的兵力佔領沿海大型城市，對於鄉間的中小型市鎮與更為廣大的農村地區則束手無策。所以在扶持王克敏、梁鴻志與汪精衛等人成立親日政權的同時，對於這些地方豪強則採取寬大政策。只要豪強放棄與日軍敵對的行為，就允許他們維持對地方上的自治，甚至於保留武裝勢力。
從日軍的角度來看，他們需要反共的本土武裝協助自己維持地方秩序，抗拒8路軍、新4軍的威脅。對這些地方豪強而言，共產黨更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人。更何況相較於高呼「大東亞共榮圈」口號，對儒家傳統文化保有高度尊重的日本人，信奉國際主義並推動共產革命的中共更像是蘇聯在華扶持的代理人，對中華道統的破壞更大。
所以無論是從自保還是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這些地方豪強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其實不言而喻。到1941年12月爆發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即將為美國擊敗已經成為必然的事實，蔣中正更開始思考如何防治中共在戰後壯大的問題。他不僅默許地方豪強與日軍聯手剿共，同時還批准很多地方部隊接受汪精衛政權改編為和平建國軍，協助國軍監控共軍。
於是進入抗戰末期以後，就出現了一個很有趣的局面。那就是當國軍在滇緬與湖南、湖北戰場上配合英美盟軍抵禦日軍的同時，華北、華東與華南戰場上卻出現中日兩國軍隊攜手壓制共產黨的情況。伴隨著日本投降與二戰結束，這些和平建國軍與地方豪強的武裝又順勢被改編為國民黨軍隊，協助國軍開展對淪陷區的接收工作。
上述提到的，僅止於關內「偽軍」的情況。關外的「偽軍」，則因為距離傳統漢人活動的中原地區相當遙遠，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難以染指，所以關東軍在組織滿洲國軍的時候較沒有遭到來自國共兩軍的挑戰。人數高達20萬人的滿洲國軍，也是日軍在中國組織的「偽軍」當中訓練最有素，裝備最精良的。至少在抗戰勝利之初，大多數滿洲國軍亦擁護國民政府為中國之合法政府。
隨政府來台的「偽軍」
絕大多數的「偽軍」，在抗戰勝利初期都為國軍所收編。不過隨之而來的裁軍政策，還有軍政部部長陳誠將軍強烈的「正統意識」，都導致這些加入國軍的「偽軍」很快就被解散。於是許多被遣散的「偽軍」，都在「老蔣不要老毛要」的口號下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另外還有許多沒被遣散的「偽軍」，則因為難以忍受中央軍的歧視而陣前倒戈投向共產黨。
投向共軍懷抱的，主要是以滿洲國軍還有和平建國軍的正規部隊為主。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成也有相當大的部分其實是前「偽軍」。堅決反共的「偽軍」，則因為被共軍視為重點打擊目標的原因，幾乎都在內戰戰場上被消滅掉了。但是這些被打散的基層「偽軍」官兵，仍有不少人轉投國軍其他部隊後隨政府一起來台。
對待「偽軍」正規軍，中共還基於「統戰價值」試圖拉攏。可是對於地方豪強領導的「偽軍」民團或者其他非正規武裝，「殺無赦」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唯一的態度，只因為在地方上擁有龐大草根勢力的他們是共產黨建立「新秩序」的最大阻礙。所以內戰期間與共產黨廝殺最慘烈，而且往往打到全軍覆沒的，都是這些非正規武裝。
伴隨著共軍一路攻城掠地，這些地方民團出身的「偽軍」都知道自己在毛澤東統治下的故鄉不會有一席之地。凡是有能力者，都想方設法脫離鄉土，加入國軍或透過其他管道來到復興基地。被打散編入國軍各部隊裡面的他們，與其他將士毫無區別的一起保衛與建設台灣。只要他們別高調宣揚，基本上政府對他們的過去也沒有什麼興趣，更不會加以清算。
恰好相反，來台灣的「偽軍」因為堅決反共反毛，許多人為蔣經國吸收進入情治機構，專門從事搜捕匪諜與壓制台獨的工作。比方說在1952年「鹿窟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谷正文，抗戰期間就曾經服務於日軍濟南憲兵隊，擁有多年與匪諜對抗的經驗。來自滿洲國與汪政權的特工為中華民國廣泛運用的歷史，就連左翼作家陳映真在其作品《忠孝公園》中都有所提及。
另外許多得到日軍特別栽培的「偽軍」軍官或者「偽政權」精英，則因為精通日語的緣故，戰後到了台灣進入外交體系工作。在促進中華民國與日本國的邦交方面，他們都起到了一些正面積極的作用。於2004年過世的前立法院院長梁肅戎先生，就畢業於專門為滿洲國進行人才培訓的「大同學院」。梁肅戎從「大同學院」畢業後，順利當上了滿洲國的檢察官。
儘管梁肅戎後來為國民黨吸收，成為了地下抗日份子，並因此坐了日本人的牢，但是他對在滿洲國接受教育還有擔任檢察官的過往還是有些許懷念。關於這點，可以從他將自己的兒子命名為梁大同，以紀念「大同學院」這件事上明顯看出。靠著這層「滿洲淵源」，梁肅戎在戰後積極推動台灣與日本的交流，尤其是中日兩國之間的國會外交。
曾經接受日本50年殖民統治的台灣，同樣也給了這些精通日本文化的外省人一個廣大的活動舞台。比方說滿洲國軍出身的王連長，跟著部隊在羅東駐防的時候，曾經與當地原住民發生糾紛。其中一位泰雅族鄉長甚至還舉著番刀到了國軍軍營，在時任第19軍196師第1營第3連的王連長面前耀武揚威。結果這個劍拔弩張的情況，卻因為王連長脫口而出的日語有所改變。
那位泰雅族鄉長在得知王連長是前滿洲國軍的軍官之後，立即舉手向他敬禮，並表示自己是太平洋戰爭期間服務於日軍艦艇上的海軍上等兵。事後該部落的泰雅族不只解除了對國軍的敵意，鄉長還表示只要王連長有需要都能得到原住民弟兄的幫助。從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偽軍」在促進台灣的族群融合方面也有不可抹滅的功勞，是中華民國政府穩定復興基地的關鍵力量。
台灣統派的核心力量
「偽軍」老兵在台灣的存在，正好應證了所謂「本省人親日，外省人抗日」的「二分法」史觀其實已經遭到了嚴厲的挑戰。許多獨派人士喜歡以「二戰時台灣是日本的一部分，中國是日本的敵國，所以台灣也是中國的敵國」為理由來反對政府紀念抗戰。可是如果我們回歸歷史，就會知道這樣的論述是何等的經不起考驗。
雖然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確實於1941年12月9日對日本宣戰，可當時的重慶國民政府並非日本在外交上承認的中國政權。自1940年3月30日以來，日本帝國唯一承認代表中國的合法政權是南京的國民政府。而這個由汪精衛領導的中國政府又是日本的友邦，日本又有什麼向中國宣戰的必要呢？所以從日本的角度來看，中國從來不是「敵國」，而是「天然盟友」。
而在獨派與統派都異口同聲的將台籍日本兵與獨派畫上等號的同時，筆者並不知道有多少台籍日本兵在戰後真的投效台獨陣營。因為台籍日本兵的範圍同樣很大，許多人在戰後也加入了國民黨甚至於共產黨的陣營，比方說在二二八事變期間參加台灣民主聯軍的陳明忠，就是當過日本兵的紅色台灣人。所以將台籍日本兵形容為獨派的描述，與歷史事實確實也有極大差距。
六年多來，筆者在台灣訪問了不下於200名抗戰老兵，而他們當中至少有1/3有在「偽軍」服務的經驗。而筆者相當肯定的是，這些「偽軍」幾乎都在90年代以後成為統派或者深藍陣營的生力軍。而且他們對台獨的反感與對統一的堅持，甚至還遠遠高過那些抗戰時與日軍作戰的中央軍老兵。關於這點，可能跌破許多人的眼鏡。
不是「偽軍」從抗戰時代開始，就是最堅決反共，甚至為了反共才不惜與日軍合作的嗎？怎麼今天，他們又成為了推動「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急先鋒呢？答案其實也沒有那麼難猜，因為「偽軍」的反共與國軍的反共存在一個根本上的差異，在於前者是基於保衛中華文化而反共，後者則是基於保衛中華民國而反共。換言之，「偽軍」反的只是中共破壞傳統文化的行為而已。
如同歐洲那些替納粹德國打仗的外籍武裝親衛隊（Waffen SS）成員，「偽軍」大多是熱愛鄉土，依循傳統文化的保守主義者。他們與共產黨站上對立面，有相當程度上是厭惡中共破壞傳統秩序的行為。尤其是燒寺廟毀祠堂的行為，看在他們眼中更是只能夠用「數典忘祖」來形容。所以從一開始，他們就認定中共是蘇聯或者共產國際的代理人。
相較於同樣黃皮膚黑頭髮，且長年接受中華文化洗禮的日本人而言，蘇聯人看在「偽軍」眼中，如同今天我們看待外星人一樣的提防。看在他們眼中，與日軍合作反共絕對不是當「漢奸」，反而只是在利用日軍打另外一種形式的民族保衛戰而已。既然他們反的只是中共破壞傳統文化的行為，那麼只要中共重新回歸傳統文化，他們自然就認為「沒有必要反了」。
民進黨興起後，來自大陸的「偽軍」與國軍老兵沒有分別的遭到獨派勢力歧視，並被當成了「外省豬」看待。這讓他們在看待今天的獨派時，馬上聯想到過去在大陸破壞傳統文化的中國共產黨。尤其獨派公然否定自己「中國人」身份的態度，與那些破壞祖產的8路軍、新4軍共幹毫無兩樣，自然引起這些「偽軍」老兵的仇恨。
反而1979年以後走上「改革開放」道路的中國共產黨，因為重新擁抱起民族主義與傳統文化，得到來台「偽軍」老兵們極大的讚賞。雖然中共在可見的未來內不可能平反「偽軍」的地位，但是曾經接受過汪精衛政權培育的江澤民都當上中共國家主席的事實，卻讓他們很難不對當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生情感上的認同。
筆者認識的不少「偽軍」老兵，或者是抗戰期間曾接受「偽政權」培育的長者，戰後到台灣都成為了中國國民黨的幹部。李登輝上台後，他們又有許多人進入新黨、新同盟會、中華愛國同心會或者中華統一促進黨等統派政黨，持續在第一線與「獨派」對抗。即便二戰時他們是與日軍並肩作戰，但卻不代表今天他們認同親日親到骨子裡的台獨勢力。
但是或許因為二戰時，他們效命於不同的親日政權，因此他們對待今天的中華民國政府又不像抗戰方的老兵那般充滿認同。捍衛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統與法理地位，看在他們眼中遠不如固守傳統文化與建設鄉土來得重要。因此只要中共能夠辦到這兩點，基本上「偽軍」老兵們並不排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一國兩制」方案下統一。
從這群獨特的「抗戰老兵」身上，筆者體驗到了包括過去的自己在內，許多台灣人想當然耳的「二分法」是有多麼的不符合事實。並沒有任何人規定在二戰時親日，戰後就一定是主張台灣脫離中國獨立的獨派。也沒有任何人規定在日本統治時代抗日，後來就一定支持台灣回歸中國大陸。因為實際上有為數不少的獨派，是來自於日據時代有抗日傳統，甚至還參加過中國共產黨的本省家庭。
＊作者為民間文史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