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向共軍懷抱的，主要是以滿洲國軍還有和平建國軍的正規部隊為主。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成也有相當大的部分其實是前「偽軍」。堅決反共的「偽軍」，則因為被共軍視為重點打擊目標的原因，幾乎都在內戰戰場上被消滅掉了。但是這些被打散的基層「偽軍」官兵，仍有不少人轉投國軍其他部隊後隨政府一起來台。
對待「偽軍」正規軍，中共還基於「統戰價值」試圖拉攏。可是對於地方豪強領導的「偽軍」民團或者其他非正規武裝，「殺無赦」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唯一的態度，只因為在地方上擁有龐大草根勢力的他們是共產黨建立「新秩序」的最大阻礙。所以內戰期間與共產黨廝殺最慘烈，而且往往打到全軍覆沒的，都是這些非正規武裝。
伴隨著共軍一路攻城掠地，這些地方民團出身的「偽軍」都知道自己在毛澤東統治下的故鄉不會有一席之地。凡是有能力者，都想方設法脫離鄉土，加入國軍或透過其他管道來到復興基地。被打散編入國軍各部隊裡面的他們，與其他將士毫無區別的一起保衛與建設台灣。只要他們別高調宣揚，基本上政府對他們的過去也沒有什麼興趣，更不會加以清算。
恰好相反，來台灣的「偽軍」因為堅決反共反毛，許多人為蔣經國吸收進入情治機構，專門從事搜捕匪諜與壓制台獨的工作。比方說在1952年「鹿窟事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谷正文，抗戰期間就曾經服務於日軍濟南憲兵隊，擁有多年與匪諜對抗的經驗。來自滿洲國與汪政權的特工為中華民國廣泛運用的歷史，就連左翼作家陳映真在其作品《忠孝公園》中都有所提及。
另外許多得到日軍特別栽培的「偽軍」軍官或者「偽政權」精英，則因為精通日語的緣故，戰後到了台灣進入外交體系工作。在促進中華民國與日本國的邦交方面，他們都起到了一些正面積極的作用。於2004年過世的前立法院院長梁肅戎先生，就畢業於專門為滿洲國進行人才培訓的「大同學院」。梁肅戎從「大同學院」畢業後，順利當上了滿洲國的檢察官。
儘管梁肅戎後來為國民黨吸收，成為了地下抗日份子，並因此坐了日本人的牢，但是他對在滿洲國接受教育還有擔任檢察官的過往還是有些許懷念。關於這點，可以從他將自己的兒子命名為梁大同，以紀念「大同學院」這件事上明顯看出。靠著這層「滿洲淵源」，梁肅戎在戰後積極推動台灣與日本的交流，尤其是中日兩國之間的國會外交。
曾經接受日本50年殖民統治的台灣，同樣也給了這些精通日本文化的外省人一個廣大的活動舞台。比方說滿洲國軍出身的王連長，跟著部隊在羅東駐防的時候，曾經與當地原住民發生糾紛。其中一位泰雅族鄉長甚至還舉著番刀到了國軍軍營，在時任第19軍196師第1營第3連的王連長面前耀武揚威。結果這個劍拔弩張的情況，卻因為王連長脫口而出的日語有所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