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外蒙古申請加入聯合國對一般中國人來說是一件創傷性的事件，對蔣介石來說是鬧劇，對葉公超來說則是悲劇，因外蒙古案結束了他多采多姿的外交生涯，從此也就結束了他生龍活虎的政治生命。蔣介石處理這一件事並不很好，出爾反爾，一般來說蔣介石處理國際事務均甚拙劣，外蒙古案尤其顯著。臺北政府自外蒙古案後，在國際舞臺上每況愈下，有人用一落千丈來形容，實亦不為過。
談一九六一年葉公超與外蒙古事件，我們必須先從蒙古講起。關於外蒙古與中國的關係，蔣廷黻說得好，他說：「外蒙古為中國政治家庭的一分子，歷時許多世紀。自十三世紀末葉至十四世紀後期，蒙古族建立元朝而肩起這個政治家庭的領導。在其後的數百年間，中國與蒙古一直是同一個國家的構成部分。蒙古本來只有南北不分內外；因為南蒙先歸附中國，故稱內蒙古，後來北蒙古亦歸附中國，才有外蒙古這一名稱。
蒙古自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在中國史書裡，蒙古歷史遠可溯自秦漢，近則至十三世紀時，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即元太祖）一統南北大漠（所有部落）建立蒙古汗國。元世祖忽必烈是統一中國的皇帝，在中國歷史上稱之為元朝。元亡後，蒙古入明清版圖。降至近代遜清末葉，中國內亂外患頻仍，蒙古就與新疆、西藏和滿洲等地情形一樣，變成了一塊腐肉引來很多蒼蠅（帝國主義），於是帝俄、英國和日本都先後接踵而至。
帝俄對外蒙古覬覦已久。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機會來了，清廷鞭長莫及，帝俄鼓動蒙古人造反，慫恿外蒙古喇嘛黃教大活佛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宣布獨立，並驅逐清廷駐庫倫（今烏蘭巴托）辦事大臣。四年後即一九一五年，中國與俄國訂《恰克圖條約》，外蒙自治，中國有宗主權。一九一七年俄國大革命，無暇他顧。一九一九年外蒙自治政府呈請中國政府恢復舊制。中國乃冊封哲布尊丹巴為撥格多汗，並派西北守邊使徐樹錚率軍入外蒙，恢復了領土主權。未幾中國進入軍閥混亂時代，南北對峙，徐樹錚領軍奉命調回參加軍閥混戰，蘇聯又來渾水摸魚，搗亂的結果，一九二四年春外蒙又宣布獨立，是年十一月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病死，外蒙即取消君主立憲正式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中國未予承認。
一九三七年中國抗日戰爭開始，自顧不暇。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本與蘇聯簽訂《日蘇互不侵犯條約》於莫斯科，聲稱：「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雖然重慶政府當即發表聲明，稱中國政府與人民絕不承認第三國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的任何決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正確的日子是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美英蘇三巨頭羅斯福、邱吉爾和史達林在雅爾達會議密約裡有關蘇聯出兵攻打日本的條件之一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應予維持」，並稱在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內公民投票。依據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換文中規定，外蒙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舉行公民投票。投票結果外蒙贊成獨立。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宣布，（蔣介石）承認外蒙古獨立。
一九四九年中共柄政後，毛澤東於一九五○年赴莫斯科與史達林談判《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提出外蒙問題，但史達林堅持說外蒙已成歷史事實。毛澤東知難而退。史達林死後，周恩來曾向赫魯雪夫又提外蒙問題再遭拒絕。一九五三年二月在臺灣的國民政府宣布廢止一九四五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一九五五年外蒙申請參加聯合國，國民政府否決。一九六一年外蒙入會案，蔣介石仍想重施故技，但此一時，非彼一時也。這就是本章要討論的一九六一年外蒙古案。
外蒙古案也是很複雜的，但本文側重葉公超在外蒙案中所處的角色。對於一九六一年的外蒙案，葉公超主張應有彈性，他認為必要時臺北應該棄權，他的觀點與蔣廷黻的想法幾乎是一致的。蔣介石沒有採納葉公超及蔣廷黻的建議，且堅決主張否決外蒙，這與美國的政策有分歧；但到快要攤牌投票的時候，蔣介石還是曲循了美國的意見，臺北沒有參加投票。外蒙入會。在投票前，兩道金牌電召葉公超歸國，沒有多久蔣介石下令叫他自動辭職。一時鬧得鑼鼓喧天報章蜚騰的外蒙古案也就告一段落，過了一陣也就平靜下來。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外蒙古案卻使葉公超的十載功勳毀於一旦，其故安在？筆者將在本章嘗試提出一個答案來。
一九五五年外蒙申請入會，時葉公超為外交部長，他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八日電告駐聯合國常任代表蔣廷黻說：「我方最高策略為在安理會中不必行使否決權而仍能阻外蒙古人會，惟倘迫不得已，我唯有行使否決權。在安理會中為達到阻止外蒙古入會目的，儘可放膽去做，其所採一切因應步驟，政府自當極力支持。」
一九五五年國民政府否決外蒙沒有多大問題。到了一九六一年外蒙又捲土重來申請加入聯合國，但這次蘇聯帶外蒙來申請是有備而來，易言之是有計畫的。早先在一年前即在一九六○年，十幾個非洲國家申請入會時，蘇聯在安理會不支持毛利坦尼亞，但機詐地安排毛利坦尼亞與外蒙到明年再一起申請入會，屆時蘇聯答應投票贊成毛利但尼亞參加聯合國，而非洲國家答應支持外蒙古，如果臺北否決外蒙，非洲國家就揚言集體反對臺北在聯合國的席次。蘇聯明知臺北的國民政府會投票否決外蒙，它把這個hot potato（棘手的問題）讓人家去解決。這就是一九六一年中美外交史上弄得雞飛狗跳，一件很不愉快的「外蒙古入會案」的緣由。
臺北的態度很是明確，不計後果反對外蒙加入聯合國，「此乃為我基本國策，決不容改變」，外交部長沈昌煥就是這樣說的。但並不是所有臺北政府官員都持這樣的看法，比如蔣廷黻於五月間返國述職，他在外交部同仁談話時對外蒙的意見如下：「對外蒙古入會我若使用否決權，則反感大；若棄權，則反感小。在將來使用否決權所招致之反感，可能對我代表權有不利之影響，我不可不考慮：代表權要緊？抑外蒙古要緊？」蔣廷黻講得非常清楚，簡單扼要。當時任常務次長的王之珍說，國內認為應採一九五五年立場即否決外蒙；若投票棄權，國內反應強烈。蔣廷黻當即建議；對外蒙古基本立場不變，但運用時則要考慮時局，他又說：「如果外蒙在安理會不及七票，則我國投反對票無此必要，當可棄權。至於國內輿論只好聽之。」
蔣廷黻說得很明白清晰，至於王之珍說到國內輿論，其實在蔣介石統治下，無論在中國大陸或臺灣根本沒有言論自由可言，老百姓早就麻木了，無所謂有「輿論」，所以正如蔣廷黻所說的「只好聽之」。
雖然蔣介石堅決否決外蒙，於是有很多人應聲而起大叫「寧為玉碎，毋為瓦全」，這一派可以陳誠和沈昌煥為代表，他們是忠臣，自己沒有意見，如果有也不敢講，均以蔣介石的意見為意見。另一派是葉公超和蔣廷黻，雖然他們也是以蔣介石的意見為意見，因為他是一國之君，國家大事都是由他一人決定，但是如果他們認為蔣介石的主張是錯誤的，他們就會以利害得失敢出來坦率直陳，他們是良臣。
在蔣介石統治下，忠臣多，良臣少。拿一九六一年外蒙古案來說，葉公超時為駐美大使，他的看法及立場與蔣廷黻是一致的，這可能與他們的教育背景、思想及對時局的看法有關，此外兩人過去同在清華教書是好朋友。剛好他們的想法與美國人很相似，所以蔣介石無限狐疑。因為一九六一年外蒙古案在葉公超與蔣廷黻看來與一九五五年迥異，他們咸認為一九六一年國際情勢較為複雜。因為，一、外蒙古申請入會與非洲新近獨立的毛利坦尼亞牽連在一起，如果我們否決外蒙等於連同否決毛利坦尼亞，其結果會影響我們在聯合國的席次。二、在外蒙古申請入會時，不前不後，美國欲與蒙古磋商建立外交關係。我們先從美國新總統上臺後，葉公超與美國國務卿魯斯克於三月十七日及二十二日會談開始，再談及葉公超與其他美國官員磋商交涉美蒙建交和臺北在聯合國的席次。
在聯合國投票前夕，蔣介石兩度急電召葉公超回國。葉公超再也沒有返回任所。
＊作者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著有《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一書。現已退休，居紐約。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