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未完成的自傳一開頭就是：「一九三九年，母親警告我，『如果你和一個中國人結婚，你會後悔的；如果你們有孩子，他們也許會自殺的。』」然後是一段空白—她似乎寫不下去了，然後又重新開始，從她在北京的出生談起。
母親一語成讖的警告，也許是她永遠無法擺脫的夢魘。
那一段空白，承載了太多無法言說的痛苦。
她的晚年失憶又何嘗不是痛苦重壓下的生理反應？
二十世紀九○年代一個冬天的夜晚。晚飯後楊憲益、戴乃迭在位於百萬莊的外文局寓所對飲。酒酣之後他們唱起了年輕時喜愛的歌曲，兩人放下酒杯，拍著手，一曲接一曲，唱到《丹尼男孩》：
哦，丹尼男孩，風笛在呼喚，
從山巔到山谷。
夏日已去，萬花凋敗，
你必須走了，而我只能等待。
等到夏天重綠草地，
或山谷靜裹銀裝，
你再回來，我會在此等著你，
無論是陽光下還是陰雨裡。
哦，丹尼男孩，我深深地愛著你。
眼淚順著楊憲益的臉頰靜靜地淌著，他聲音哽咽了，「我真想我們的兒子……」戴乃迭拿起自己的酒杯，又把另一支杯子搡給楊憲益，「咱們喝酒，喝酒！」戴乃迭邊說邊大口喝，白蘭地濺濕了她藍地白花的粗布中式棉襖前襟，她那曾像地中海般湛藍的眼睛無光無淚。
我不忍追問憲益先生失手打了戴乃迭一個耳光的細節。一個痛失愛子的母親，不得不靠酒精麻木那無法言說的苦楚；一個承載著同樣痛苦的父親，一個儒雅敦厚的丈夫，無奈之下打了酗酒的愛妻，從而留下難以釋懷的悔恨。這個耳光足以讓我們窺見這對翻譯大家、恩愛夫妻在事業、成就、榮譽背後所承載的時代悲劇和巨大痛苦。
我曾經聽希爾達談到楊燁的手抄詩，讚歎楊燁的筆跡一絲不苟，幾近印刷的藝術體。當我終於有一天親眼看到了楊燁的手抄詩時，我還是震撼了。透過那娟秀的筆跡，優美的詩句，泛黃的紙張，塵封的頁面，我看到一個伏案疾書的青年，觸摸到一個備受煎熬的靈魂……我多想撫慰他傷痛的心，多想告訴他熬過黎明前的黑暗，終會有一個載著陽光的白晝到來。然而，我們人生軌跡的交叉卻是三十多年以後！冥冥中也許有根看不見的線，把他的遺物，那些凝聚著他的憧憬和絕望的詩篇，送到我的手中。我有責任、有義務把他的故事告知後人。
一個才華橫溢的生命，在時代和命運的重壓下過早地熄滅了。
我嘆息他的生不逢時，我感恩自己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列車，感恩自己應當倍加珍惜的幸運。
二○一○年十一月，我再次赴倫敦訪問希爾達及大英圖書館。此行我與希爾達相約去亨敦公墓看望長眠在那裡的楊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