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服貿到核四的抗爭，從政府到馬路的佔領，全世界關注臺灣的人都在問：臺灣真的是一個「民主法治」的社會嗎？看到這些抗爭的人凜然正義的自稱代表人民和高於法律的態度，我的北大同事也在問：莫非文革又在臺灣死灰復燃？
在北京住了近十年，或多或少瞭解大陸的一些語言，原來「人民」是一個政治概念。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的很清楚：「應該首先弄清楚什麼是人民，什麼是敵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拿我國的情況來說，在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疇，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都是人民的敵人。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級階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人民的敵人；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
一般而言，歐美社會不會如此定義所謂的「人民」，或者是如區分他們的人民與公民。在他們的民主制度下，公民參與制定法律，而且每個人民都要遵守。最常說的一句話：沒有人可以高於法律。如此的民主制度經過多年的折騰，有時候公民所定的法律可能對某些人民不利。例如美國的民權領袖金恩博士，致力於追求種族平等，在社會運動中，犧牲個人而為美國的有色人民爭取到許多重要權利。在人類社會裡，各種人之間原來就是有許多衝突，不足為奇；為了減少這些衝突所造成的影響，又經過幾百年的「民主」實踐，總算達成了公民制定法律並且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意見，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歐美的成熟民主制度。
在民主制度的實踐上東方遠遠落後於西方。毛澤東用很淺顯的語言提醒老百姓衝突的存在，所以要作「敵我之分」。最早的「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當家作主」，其實都是假藉民主之名，達到政治目的。用現今大陸最通俗的語言來說，公民是法律的概念，人民則是政治的概念。法律有執行上客觀的範圍及效率，不在範圍之內，法律是無法管轄。即使在範圍之內，也有可能在執行效率上打折扣，所謂「法不及眾」就是這個意思。政治則完全是主觀上的認知：只要是贊成我的主張都算是人民，反對我的都是敵人，只有我能代表人民。
嚴格遵守毛澤東定義「人民」的精神，抗爭人士當然可以自稱他們代表臺灣人民，同時，反對他們的都是臺灣人民的敵人（也難怪他們視員警為寇讎）。但是，這樣的敵我之辨，除了有助於其政治目的外，對於真正的理性討論，或者健康的民主制度的發展有什麼意義呢？在我看來，民主應該是公民作主，而不是「人民」作主。員警執行的法律是公民或其代表所制定的，不是人民制定的；法律是用來保障大多數人民的權利，而不是所有人民的權利；總統只能是公民選出的，不可能是全民的總統。要是事事都由「人民作主」，那只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動盪。如此定出的規矩，絕不會保障「敵人」，換句話說，若真是「人民作主」，那麼只有一種結論：非我族類，殺！
也許我們真正的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是要「人民作主」還是「公民作主」？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