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夏之交的傍晚，民怨之火燃燒台北街頭。於是法務部處決了五名死囚，然後法務部次長陳明堂告訴人民，這是政府依法行政、「實現社會正義」的責任。看著陳明堂貌似嚴正的表情，卻讓我不禁想起最近正在重播的日劇「Joker（台譯：私法正義）」裡的一句台詞：「我在制裁別人的同時，也在制裁我自己」。
對熟悉「以牙還牙」道德法則的觀眾來說，堺雅人在Joker中扮演的檢察官「佛心伊達」，以私刑懲治逃脫法律制裁的惡徒；就算不是一命還一命的制裁方式，只是用將惡人囚禁在不知名小島上，「形同從世界上消失」，也讓人有正義得以伸張的寬慰。但對許多仍在為死刑存廢而陷於道德爭論的社會來說，劇中法律正義與道德正義的分野甚至是矛盾，卻更貼近現實世界。
就在這種因死刑而生的道德矛盾中，台灣民眾一邊藉電視劇滿足正義伸張的快感，一邊對馬政府究竟是否如輿論所譴責，為了轉移社會抗爭焦點而執行死刑感到懷疑。無論背後真相如何，突如其來的死刑執行，被認為政府殺人救民意，別說受刑人及家屬心有不甘，就算期待法律伸張的受害者家屬，看到正義被形容為政府轉移民怨的政治動作，恐怕也感到委屈。
尤其在29日處決的五名死囚中，有曾在中國被判無罪、至定讞仍僅有間接證據的杜姓兄弟，還有行刑當天下午提出非常上訴的劉炎國。在死刑存廢的爭議之外，連執行的個案也存在疑義。於是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感，因為五名死囚的伏法而加深；國際社會對台灣政府的好感，也因此變為遺憾與譴責。馬政府藉執行法律制裁死囚，不意卻懲罰了自己。
就在台灣處決五名死囚後的幾個小時，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在執行毒劑注射死刑時出錯，讓一名死囚在「如同遭刑求的痛苦」中掙扎逾40分鐘，最終並非伏法，而是死於心臟病。不幸的巧合讓我們不得不再次思考，是否非死刑不足以遂行法律的最終制裁？奪取人的性命，是否真能等於正義的實踐？
在Joker劇中，「佛心伊達」對同樣希望扮演私刑制裁者的同伴說：「我做的事不能說是正義，人並不能制裁人，但仍有不得不制裁的時候；不明白這份沉重，任意奪去別人的性命，你的作法錯了，這並不能稱做制裁。」
面對罪惡，正義是否該戴上死神的面孔，是人類社會不得不跨越的道德困境。而當我們面對生命，至少我們知道，殺人，絕不會是了解正義的正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