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常說，政治是現實的。但因權力、意識形態、視野侷限等各種因素，現實中的政治家卻不見得總能很好地把握，正視現實，因此也常常給自己、人民帶來各種悲劇，留下缺憾，遺患於後來的歷史。而如能很好地正視歷史，把握機緣，就會創造歷史，造福人民。
從這個角度看審視台海兩岸的歷史，此次新加坡的習馬會以及兩岸關係的未來，應該有些很有意義的啟示。
正視現實與馬習會
11月3日深夜，台北忽然宣佈，7日將在新加坡舉行兩岸首腦的會晤。消息傳出，兩岸震動，舉世關注。許多人感到意外，除因馬過去宣示過不會在任期內舉行會談外，熟悉點兩岸事務的人也瞭解馬之所以這樣宣示的原因，客觀上確實存在些讓會談難以輕易落實的因素：能否在國際場合，是否對等，名稱的敏感等，都牽涉到兩岸問題的一些核心，雙方的一些基本立場，涉及各種利益，實不易解決。
尤其是北京方面，現在顯然具有台海事務上的主動權。過去在對台問題上，北京常有些因體制和意識形態影響所帶來的傲慢，不正視現實的做法和說法：如視台灣只是一個尚未收歸的省份，不正視中華民國的真實存在，忽略台灣人的真實情感等；這常常造成北京對台政策的錯位，事與願違，客觀上強化了北京最不希望看到的台灣的疏離傾向。筆者關注台海問題二十多年，赴台考察十數次，對此有很多長期的觀察和體認。北京能否在兩岸領導人會面這樣一個指標性的事件上取現實的態度和做法，也就難免讓人有些懷疑，特別是在大陸最近兩年意識形態明顯左轉、有嚴重的倒退僵固傾向，以及馬英九民意支持低弱、即將屆滿的時刻。
但現實主義的態度，這一次超越了既有的障礙，推著兩岸領導人做出了舉行此次會談的決定。顯然，其中最大的考量，當是民進黨可能即將再次執政並有可能執政多年這種現實。、
事實上，姑且不論其是否有意願，即使蔡英文將來當選總統有意與大陸領導人會面，因歷史和現實、政黨文化、彼此信任度等等，落實那樣一個會面的制約因素也會多多，在大陸眼裡看來會成本高昂。所以，趁現在馬依然當政，國民黨依然在台具有相當的實力，實現雙方首腦會面，給未來兩岸關係設定某種新的互動框架、底線和基礎，這大概就是北京最後採靈活的現實主義態度，落實此次會談的主因。會談中習對「九二共識」的強調、所謂「兩岸關係的面臨方向和道路」的抉擇的說法都透露出這方面的含義。
過去包括現在，共產黨的壓力事實上幫了民進黨在台灣壯大勢力；而這次卻是民進黨要取得政權的態勢成為習馬會面的最大推力；國民黨借助民進黨加大了其與共產黨博弈的砝碼；共產黨要借國民黨維繫其在台灣政治中的影響力。這種兩岸三黨交往互動上矛盾的政治弔詭效果，既是過去二十多年兩岸政治的複雜，也是理解其中奧妙的所在。此次，更是如此。
但不管如何，習馬會談，北京能現實地面對事實，對等會見，不刻意矮化台灣，實屬不易。早如此，兩岸關係會少很多問題和挫折。此次會談的達成，對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緩解，對兩岸的和平，人民的福祉相信是有正面意義，應該給予肯定。
領導人各取所需
此次會談顯然是雙方領導人各取所需，根據對歷史定位的期許、己方整體利益的計算所達成的結果。不必過於用浪漫主義、理想化的目標要求領導人的政治選擇：所有領導人都如此，兩岸的也不例外。追求歷史地位，是政治人物自然也是應有的選擇。
對馬英九來講，與其前任比，其執政最大的成績顯然在推動兩岸關係的和解上。以與習近平的會晤夯實這種格局，並進一步爭得與大陸交往上至少是某種形式上的平等，不僅有助於挽回些民意，增添對其個人任期的正面評價，也有助於其走進歷史，贏得其在兩岸大歷史上某種重要地位。
而對習近平來講，舉行兩岸領導人的平等會晤，儘管不會沒有絲毫政治風險，但在現格局下，只會對其在黨內立威，在民間爭取民意、平抑社會不滿有所幫助，這特別是在經濟下滑，反腐效益開始遞減之時。顯然，此舉也會加大其在處理因南海、中日等因素而不確定性增加了的東亞事務上的資源，防範台海再成為一個新的麻煩焦點，為其下一步處理內部事務騰出時間和資源。
但顯然，習的最終歷史地位不取決於此。在如何確定其歷史地位上，台海只是一個次要問題。兩岸統一現在不現實，而只要是達不成統一，只在已經呈現的緩和態勢上加分或避免其倒退惡化是絕不足以確定其歷史地位的。其歷史地位將主要將取決於他在大陸內政上的所為。
蔡英文、民進黨與國民黨各自的挑戰
習馬會後的民進黨會因此受到很大壓力。蔡英文當選的可能性整體上不會改變，除非在處理這次習馬會面的後果上出現策略性的重大失誤，衝擊兩岸關係現狀。故蔡需要妥善應對。因為台海穩定畢竟是台灣絕大多數人的關心、利益所在。其如何在習馬定調「九二共識」後找到合適的兩岸論述，來應對國民黨選戰中必然要在此問題上的詰難，將會對其選情產生一定的影響。
雖其當選幾成定局，但習馬會後留下的課題和挑戰，對可能作為未來總統的蔡英文來講卻是巨大的，需要用極高的政治智慧和技巧來平衡兩岸、國際，島內、黨內各方的經濟、政治多層面關係，那會是很難做的四年或八年。能否做好，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她能否很好地採取現實主義的態度。
民進黨以往所善用的一些有效的動員論述，如大陸不承認中華民國在台政權的事實存在，矮化台灣、不尊重台灣尊嚴等，會失去某些動員能量，一些政治資源會流失。台灣民眾不會輕易認同大陸，更不會接受「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但也不會不讚同兩岸的現實接觸，尤其是對等原則下的經貿文化互動。這些會在習馬會後陸續發效，迫使民進黨進行些重新思考，再定位、再調整的工作，正如其從建黨到現在每在重大的歷史階段都曾有過的經歷一樣。
至於國民黨，依靠習馬會會得到一些資源，有助於穩定其選後可能出現的崩塌效應。但國民黨在定位，歷史選擇上的尷尬會依舊，暫不會有根本改觀。面對以台灣意識為主體的新生代的崛起，在大陸去台老一輩凋零、其二代也漸漸老去、式微的趨勢下所形成的國民黨的一些深層危機，都不是靠一兩次這類會面或者只靠黨產、利益平衡交換所能解決的。國民黨依然有在台最終消解的危險。它可能的新生，或許就是重歸大陸那一天。
不現實的統一與獨立
此次習馬新加坡之會，有人樂觀地視為兩岸統一在即。但在筆者看來，兩岸關係的最終明確還是很久將來的事，將兩岸領導人的會面視為統一的開始屬於浪漫的想像。其最多也只能說是有助於兩岸的進一步和解，客觀上、歷史地講會有助於統一。兩岸最終能否統一或台灣法理獨立，取決於很多其他因素，尤其是大陸將來的演變，還有很多重要的不確定變量。許多結構性的因素都沒有絲毫改變，也暫時不會改變，談統一就如談獨立都毫無現實意義。那只是些對此感興趣、對此有信仰的人的想像和遊戲，從政治現實講，都不必當真。事實上，這方面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動作，結果也都只能是災難性的。
而兩岸交往上的深層障礙不僅沒有解決，似乎某些方面還有強化。人都是帶著過去生活在當下，走向未來的。就身份認同問題來講，台灣意識的生成是有其歷史邏輯的。從甲午戰敗後被棄，日據所逐漸形成的「亞細亞孤兒」，「棄子」的心態，到戰後「二二八」事件造成集體心理創傷，國民黨威權統治期的權力分配失衡和公民權利被剝奪，都使得台灣意識逐漸萌生，且伴隨台灣經濟社會力量的發展，在七十年代後逐漸浮現，沛然成潮。而這其中，民主化的落實，「八九事件」對台灣人心理上造成的震撼，加之北京後來一系列對台政策愚蠢的失誤，年輕一代的成長，都從內外部、代際等角度促成了台灣認同的形成。
這使得任何以大中國的統一為當然選擇的論述顯得蒼白無力。在作為現代性的一些基本原則和制度已經落實的環境裡成長的人們，與傳統接受自然傳承的身份認定的習慣不同，更傾向在認同問題上具有主體的自我選擇。正如一個年輕人可能會毫不猶豫地抗拒一個虐待他的父親、離家出走，選擇自我的生活方式，某種新的身份一樣。那種指望靠血緣、傳統關聯來固定某種當然的身份或權力的合法性是有悖現代原則和趨向的，效果也是注定有限的。
這些年隨大陸的經濟發展，兩岸在物質生活水平和方式上的差距逐漸縮小，減少了這方面雙方交流上的障礙，但在與價值和制度相連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上的差距卻依然巨大。民主化的台灣已經不可能允許任何人武斷地決定台灣人的命運，而就這點看，離民主和法治的落實尚很遙遠的大陸政治現狀，顯然對台灣人尤其是民主化後成長的一代不具任何吸引力。「太陽花運動」的心理成因是複雜的，但擔心大陸對台灣現有生活方式的侵蝕，肯定是其中重要一個。切不可低估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捍衛自己生活方式的決心。
同時，筆者也曾在過去二十多年間，多次與台灣的朋友包括綠營的朋友交換過意見，希望他們也要注意到大陸精英和民眾對台灣的觀感和看法，畢竟，台海兩岸的問題最終是要雙方共同來解決的，不是能以自己單方的願望和想像來決定的，這也是一種現實。
在大陸在國際的影響日重，力量日強，台對大陸的經濟依賴日深，兩岸關係上台灣已有的優勢漸失的今天，台灣最重要的資源就只在民主和法治的制度以及傳統文化的保護和更新再造上了。習馬會之後，如何深化、提升台灣民主的品質，創新現代華人文化，將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歷史課題，兩岸互動上的優勢。它攸關台灣的命運，也關係大陸的未來。當初蔣經國先生在中美建交後日漸孤立的國際局勢中啟動台灣民主化的某種政治邏輯再次顯現。台灣未來的領導人不論是誰，都應對此有清醒的認識和積極的作為。
而對大陸領導人來講，應將此次處理台灣問題上值得肯定的正視現實的態度貫徹到底，內外一致，實事求是，這其實也是中國過去成功的改革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徵，重拾這些年不再提及這次卻被馬英九提及的口號「與時俱進」，拋棄不合時宜的制度和思想，徹底改革，以營造兩岸問題、香港問題乃至中國問題得以良好解決的根本之道，為「萬世開太平」。
否則，即使有今日新加坡之會，其風光和掌聲，也無法收拾台灣包括大陸的人心，難保個人的歷史地位，和平也或許最終再成泡影，兩岸甚至大陸內部自己發生衝突。那將是誰都不願見到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