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透過鎮壓「劉自然事件」，還有向藍欽大使道歉的行為，傳遞了一個重要的訊息給「台灣人民」，那就是一切「反美」的行為等都將與「反政府」劃上等號。在那個動員戡亂與戒嚴的時代裡，「反政府」行為最嚴重是可以被判處死刑的。
自此中共也認定，任何試圖拉攏蔣中正與自己共同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努力都將是徒勞無功的。對「劉自然事件」，中共官方的評價是：「與台灣人民不甘受辱的愛國精神相對照，台灣當局的所做所為充分暴露了它對美國奴顏婢膝、喪權辱國的反動本質。」
中共與統獨兩派的結盟
「劉自然事件」結束後，拉攏「台灣人民」對抗「台灣當局」成為了中共處理兩岸問題時的唯一選項，也讓中華民國政府感受到民族主義教育的恐怖。由於共產主義本身就提倡「反帝國主義」的原因，過於強調「百年國恥」教育的結果將適得其反導致台灣人擁抱中國共產黨。
所以除透過「前共產黨人」谷正文以武力殲滅島內的「紅色細胞」外，蔣經國還透過另外一位「前共產黨人」，在國立政治大學與政工幹校擔任教授的任卓宣打造完美的「反共理論」。蔣經國在這兩人一文一武的配合之下，成功為台灣搭建起了防範共產主義入侵的銅牆鐵壁。
進入60年代以後，伴隨著「民權運動」與「反越戰運動」在西方國家的興起，就連美國本土都隨處可見高舉紅旗或者毛澤東畫像的共產主義信徒上街遊行。反而是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澎金馬地區，簡直被建設成了一座看不到一個左翼人士活動的「無塵實驗室」。
凡是任何膽敢宣傳共產主義、反帝國主義乃至於反美主義的人士，不是被送到馬場町槍決，就是被送到綠島去「自新」。在那個左翼浪潮席捲整個自由世界的60年代，恐怕也只有獨裁者朴正熙領導下的大韓民國能與台灣一樣把紅色勢力阻擋於國門之外。
既然無法打入台澎金馬地區，中共只好採取「間接路線」，去「統戰」海外留學的台灣學生。而當時在海外，又存有三股力量與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關係緊張。一是以胡適為代表，主張台灣應該解除戒嚴與動員戡亂，實現民權主義的自由派人士。
這類人士雖然被打壓，但並非完全不被允許在台灣的土地上發聲。事實上自1950年台灣推動「地方自治」以來，黨外人士就可以合法參加縣市長選舉，與國民黨派出的候選人公平競爭。且依照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在共產黨的叛亂危機解除後，中華民國終歸還是要走上多黨政治的道路。
反而是中國共產黨，在「一黨專制」的堅持上比中國國民黨更為徹底，這注定了他們無法與自由派，哪怕是反國民黨的自由派合作。既然自由派被排除在合作範圍之外，共產黨要動搖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就只能夠拉攏海外的「統派」與「獨派」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