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中共是站在「兩岸同屬一國」的角度，將對台灣內政的干預視為「輸入革命」，還是站在「共產國際」的立場，將之視為「輸出國際」看待，到了這個時候都不重要了。既然美國希望兩岸問題在和平條件下解決，中共就不可能不承認「台灣當局」的存在。
親身經歷了文革浩劫的鄧小平，確實也對1949年被他親手趕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深感虧欠。畢竟中國大陸交給共產黨統治30年來，在經濟發展與民生上並沒有被經營得比國民黨時代還要好。反而是台灣在兩蔣父子的帶領下，成為了亞洲四小龍。
更重要的是，他發現蔣家父子與李光耀在台灣、新加坡兩地所採用的「政治封閉，經濟開放」策略，是確保中國共產黨能夠長久鞏固政權的重要參考經驗。所以他不只希望台灣能夠強化對大陸的投資，還希望自己過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老同學蔣經國能夠「輔佐」自己建設國家。
鄧小平迫切期望能夠代表共產黨這個「弟弟」與國民黨這個「哥哥」，實現所謂的「第三次國共合作」。雖然不可能讓中華民國這個被中共視為「前朝」的體制繼續存在下去，但是他同意讓國民黨在台澎金馬地區繼續保持原來的政經體系，甚至於可以保存軍隊。
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有了所謂第五次《告台灣同胞書》的產生，明確將中共在1949年第一次《告台灣同胞書》中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政策調整為寄希望於「台灣當局」。隨後才有了所謂的「葉九條」還有「一國兩制」的提議出台，為接下來40年的中共對台政策打下基調。
紅藍綠「小三角」關係的確立
當然，我們都知道蔣經國總統雖然在1987年開放了民眾前往大陸探親，但是卻終究沒有與鄧小平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這一切歸根究柢，在於蔣經國無法接受台灣最後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更無法容忍自己好不容易捍衛下來的中華民國就這樣走入歷史。
所以到蔣經國去世以前，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黨對黨協商」的談判並沒有上演。但是中共對黨外勢力的支持，確實伴隨著第五次《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越來越微弱。中共最後一次對黨外運動的大規模聲援，發生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時候。
事後雖然在1981年「陳文成命案」爆發時，《人民日報》對「台灣當局」的「暴行」仍有些許譴責，但力道實在是不如以往。這些都讓將推翻國民黨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的「老黨外」們，感受到自己被「祖國」背叛，甚至於拋棄掉了。
「左翼統派」本來就以北京的旨意馬首是瞻，看到中共開始推行「第三次國共合作」，施壓的力度就集中在要求政府回應大陸的談判要求，不再是以推翻國民黨為目標了。「左翼獨派」與「右翼獨派」可不一樣，尤其是對中共承諾讓「台灣當局」保留軍隊一事，他們更是難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