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第五次《告台灣同胞書》，當代兩岸關係的基石

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先生，曾經用「大三角」來形容美國、大陸與台灣的三角關係，然後又用「小三角」來形容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的三角關係。只要「大三角」與「小三角」的關係都能維持平衡，海峽兩岸就能確保和平與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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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美國雖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並從1979年1月1日起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但是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擁有主權的立場僅保持「認知」。為了確保台澎金馬地區人民的權益不被犧牲，美國國會還在同一天通過了《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美國政府根據《台灣關係法》，鼓勵兩岸政府經由政治協商的方式，和平解決彼此的分歧。不過無論是台灣推動法理獨立還是中共武力犯台，都被美國定義為片面改變現狀的行為，並予以堅決的反對。所以包括軍售在內，美國仍維持與台灣的安全合作關係。

國民黨有沒有接受鄧小平「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建議，或者是在多大的程度上接受了「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建議，不同立場的人有各自的解讀。不過可以肯定的是，1979年以前中共結合黨外勢力對付國民黨的「小三角」關係，確實因為第五次《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開始有了根本的改變。

「輸出革命」戰略下的對台政策

雖然自1945年光復以來，台灣就被中國共產黨視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但是中共的對台政策卻與毛澤東在冷戰時代推動的「輸出革命」戰略息息相關。一來台灣接受日本統治50年，又被共產國際劃分到日本共產黨的管轄範圍之內，對中共而言一直屬於「半個外國」的範疇。

畢竟國民政府能夠收復台灣，並在島上建立統治的基礎來自於美軍提供的海空軍協助。中共不只是從國共內戰的角度出發，反對國民政府對台灣的統治，同時還必須要擔心親美的國民政府會協助美國把台灣建設成針對自己，甚至於蘇聯還有其他亞洲共產主義國家的海空軍基地。

所以抗戰勝利後不久，蔡孝乾與張志忠兩位台籍共產黨員受延安之命返回台灣進行潛伏工作。他們與謝雪紅、蘇新以及簡吉等老台共會合，不只發展以顛覆國府統治為目標的紅色地下組織，還在台灣的青年學子中鼓吹反美意識。甚至早在「二二八事變」爆發前的一個月，他們就在台北串連起了一次反美學生運動。

利用在北平發生女學生沈崇遭駐華美軍「強姦」的事件為契機，台灣的中共地下黨員成功煽動台北的學生走上街頭。前總統李登輝也參加了1947年1月2日的反美遊行，並且舉著紅旗走在隊伍的最前頭。到了晚年，他甚至還以此經驗勉勵「太陽花學運」的青年領袖。

後來爆發「二二八事件」，張志忠與謝雪紅也仿造中共在東北建立的「東北人民自治軍」、「東北民主聯軍」，在嘉義和台中成立了台灣自治聯軍以及台灣民主聯軍，直接發起中南部地區的武裝革命。他們發動武裝鬥爭的目的不只是要推翻國民政府，還要將「美帝國主義」的勢力從台灣驅趕出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選在1950年2月28日，也就是「二二八事變」爆發的三週年發表了第一次《告台灣同胞書》。在這份《告台灣同胞書》中，北京當局明確將「解放台灣統一全中國」視為1950年內必須要完成的目標。

而要完成這個目標，就必須要「推翻美帝國主義所全力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因為以中國國民黨為代表的「台灣當局」，不僅仍在對台灣人民實施著「反動統治」，而且還仰賴「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大搞割據，是一個連汪精衛政權都比不上的「賣國集團」。

所以在韓戰爆發前，中共高喊「血洗台灣」的口號，針對的對象並不是島上平民百姓，而是追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外省軍民同胞。想要「推翻美帝國主義所全力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政權」，進而對「台灣當局」實施清洗，那麼中共除了人民解放軍外，還必須仰賴島上的「內應」。

在第一次《告台灣同胞書》中，擁有數十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革命傳統，並且在「二二八事變」中展現出「偉大英雄氣概」的「台灣人民」，就成為了中共「解放台灣」的夥伴。拉攏「台灣人民」對抗「台灣當局」，在接下來30年的時間裡成為了中共對台政策的主軸。

台灣「紅色力量」土崩瓦解

韓戰的爆發，導致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派遣「台海巡防艦隊」巡視台灣海峽，粉碎了中共「血洗台灣」的野心。蔣中正靠著自己過往抗戰領袖的地位，還有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統地位與美國建立軍事同盟的關係，允許美軍使用台灣島上的海空軍基地，讓中共最害怕的事情成為了現實。

尤其是在《美日安全保障條約》、《澳紐美安全保障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東南亞公約組織》以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署後，中共更是深感自己遭到周邊國家的包圍。剛剛在大陸建立紅色政權的中共，之所以如此積極支持北韓、越盟還有馬共的原因，就是要突破美國與這些親美政權設下的包圍圈。

等到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1953年去世，毛澤東又出於與蘇聯爭奪共產主義陣營「老大哥」的地位，更積極在世界各地扶持毛派游擊隊。在這樣的背景下，「輸出革命」的政策於焉成形。所謂「毛澤東思想」甚至還為日本赤軍領袖重信房子帶到中東，成為極端組織發動恐怖攻擊的「戰略指導原則」。

從日本到中東，再從中東經由歐洲轉進到北美，「毛澤東思想」風靡全世界的左派社群。然而與中共同文同種，並且以台澎金馬地區為據點的中華民國卻是上述所有國家當中，最為敵視中共的一個。如果連在巴黎都有那麼多自己的狂熱信徒，毛澤東何嘗又不希望在台北發展出一些自己的「粉絲」呢？

幸運的是，台灣的安全有從蘇聯留學歸國的蔣經國負責把關。蔣經國仿造蘇聯史達林時代的內務人民委員部（Narodnyy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廣泛吸收脫離中共的前中共黨員，還有抗戰時有過與日軍聯手圍剿共軍根據地經驗的前汪精衛政權軍警特務，打造他在台灣的反共情治網路。

蔣經國手下最成功的情治人員，毫無疑問是由軍統局靈魂領袖戴笠吸收的中共黨員谷正文。谷正文在被戴笠吸收以後，先是被派往8路軍第115師擔任偵察隊大隊長，後來又轉身投靠日軍濟南憲兵隊，執行軍統局利用日本人之手壓制共產黨的任務。

身為前8路軍幹部的谷正文，憑藉著自己對共產黨組織的瞭解，協助濟南憲兵隊城內分隊長武山英一曹長撲滅了一個又一個潛伏的中共地下組織。伴隨抗戰勝利之日的到來，立下大功的谷正文回歸軍統體系，並在戴笠墜機身亡以後成為了蔣經國的手下愛將。

谷正文運用自己過往在山東淪陷區逮捕搜捕抗日份子的經驗，不負蔣經國所望的把中共在台灣的地下組織連根拔起。簡吉、張志忠與蔡孝乾等三位中共在台最高領導人先後被捕。而簡吉與張志忠因為不願意接受蔣經國開出的條件協助政府勸降其他匪諜，先後於1951年3月7日及1954年3月16日遭到槍決。

支持「台灣人民」對抗「台灣當局」

蔡孝乾則宣佈向政府自新，配合政府發表《告全省中共黨員書》，遊說其他島內的匪諜投降，才得以保住性命，沒有跟著簡吉與張志忠一起去見馬克思。韓戰的爆發、美援的到來以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都將台灣納入了美國領導下的全球反共體系之內。

得到美國全力支持的兩蔣父子，可以肆無忌憚的逮捕與處死共產黨人，而且不必擔心是否侵犯人權。任何直接打共產黨旗號反抗國民黨統治的運動，都會立即遭到無情的鎮壓。眼見無法依靠島內「紅色勢力」奪下台灣，中共只能施展「統一戰線」的威力，拉攏其他潛在的反國民黨勢力來完成這個目標。

而1957年5月24日爆發的「劉自然事件」，讓中共找到了一個挑撥國民黨與美國，還有台灣人民與國民黨政府關係的重要契機。當年3月20日，美軍顧問團陸軍上士雷諾（Robert G. Reynolds）開槍打死革命實踐研究院少校打字員劉自然。

隨後美軍軍事法庭以雷諾上士享有「治外法權」為理由，草率宣判他無罪之後就用飛機送回美國。此舉激起了台灣人民強烈的反美情緒，約6,000名民眾包圍台北的美國大使館。他們不只以石頭磚塊攻擊美國大使館，甚至還有人翻越圍牆扯下星條旗，並放火將其焚毀。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反美人士在扯下美國國旗之後，又在大使館的旗桿上升起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並同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與「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衝入美國大使館的抗議人士，則在二樓的陽台上垂掛寫有「朋友不殺人，殺人償命。美國不能學俄帝」字樣的白色棉被。

從這些行為來看，他們並非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者或同情者，而只是單純接受了國民黨「百年國恥」教育的民族主義人士。畢竟1839年鴉片戰爭以來，華夏大地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瓜分的歷史，仍深植於那個年代不分黨派的中國人腦海之中。

這些右翼民族主義者不只攻擊大使館，還闖入美國新聞處搞「打砸搶」，使台北與華府的關係一度陷入緊張。縱然他們並非左翼人士，但是中共的宣傳機器還是從「統一戰線」的角度出發，將「劉自然事件」形容為由「台灣人民」發起的「愛國反美運動」。

中共在表揚「台灣人民」的同時，還嚴厲警告「台灣當局」不得以武力鎮壓衝入美國大使館與新聞處的抗議群眾。這麼做的目的，除了詆毀中華民國政府為「美帝走狗」之外，還挑起蔣氏父子等國民黨高層的民族主義情緒，進而鼓動他們與美國決裂，帶領台灣「回歸祖國懷抱」。

雖然對於美國在台灣的「治外法權」，蔣中正也認為有檢討的必要，但是他仍然將中共視為中華民國的最大威脅。最後蔣總統派出台北衛戍部隊鎮壓反美群眾，並在清場的過程中導致3人死亡，38人受傷與111人被捕。被捕者當中有40人，被判處了半年到一年的有期徒刑。

事件中煽動民眾反美情緒的記者林振霆、孫毅、戴獨行、李望、朱傳譽、陸靜珍、朱兆麟、郁樹銓、莊晴勳、楊代琇、江其才、傅維鈞、夏龢與席淡霞則被視為潛伏在台灣的「匪諜」，給予了更為嚴厲的處分。對於美國大使館與新聞處遭到破壞一事，蔣中正則正式向美國大使藍欽（Karl L. Rankin）提出道歉。

蔣中正透過鎮壓「劉自然事件」，還有向藍欽大使道歉的行為，傳遞了一個重要的訊息給「台灣人民」，那就是一切「反美」的行為等都將與「反政府」劃上等號。在那個動員戡亂與戒嚴的時代裡，「反政府」行為最嚴重是可以被判處死刑的。

自此中共也認定，任何試圖拉攏蔣中正與自己共同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努力都將是徒勞無功的。對「劉自然事件」，中共官方的評價是：「與台灣人民不甘受辱的愛國精神相對照，台灣當局的所做所為充分暴露了它對美國奴顏婢膝、喪權辱國的反動本質。」

中共與統獨兩派的結盟

「劉自然事件」結束後，拉攏「台灣人民」對抗「台灣當局」成為了中共處理兩岸問題時的唯一選項，也讓中華民國政府感受到民族主義教育的恐怖。由於共產主義本身就提倡「反帝國主義」的原因，過於強調「百年國恥」教育的結果將適得其反導致台灣人擁抱中國共產黨。

所以除透過「前共產黨人」谷正文以武力殲滅島內的「紅色細胞」外，蔣經國還透過另外一位「前共產黨人」，在國立政治大學與政工幹校擔任教授的任卓宣打造完美的「反共理論」。蔣經國在這兩人一文一武的配合之下，成功為台灣搭建起了防範共產主義入侵的銅牆鐵壁。

進入60年代以後，伴隨著「民權運動」與「反越戰運動」在西方國家的興起，就連美國本土都隨處可見高舉紅旗或者毛澤東畫像的共產主義信徒上街遊行。反而是中華民國統治下的台澎金馬地區，簡直被建設成了一座看不到一個左翼人士活動的「無塵實驗室」。

凡是任何膽敢宣傳共產主義、反帝國主義乃至於反美主義的人士，不是被送到馬場町槍決，就是被送到綠島去「自新」。在那個左翼浪潮席捲整個自由世界的60年代，恐怕也只有獨裁者朴正熙領導下的大韓民國能與台灣一樣把紅色勢力阻擋於國門之外。

既然無法打入台澎金馬地區，中共只好採取「間接路線」，去「統戰」海外留學的台灣學生。而當時在海外，又存有三股力量與台灣的國民黨政府關係緊張。一是以胡適為代表，主張台灣應該解除戒嚴與動員戡亂，實現民權主義的自由派人士。

這類人士雖然被打壓，但並非完全不被允許在台灣的土地上發聲。事實上自1950年台灣推動「地方自治」以來，黨外人士就可以合法參加縣市長選舉，與國民黨派出的候選人公平競爭。且依照1947年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在共產黨的叛亂危機解除後，中華民國終歸還是要走上多黨政治的道路。

反而是中國共產黨，在「一黨專制」的堅持上比中國國民黨更為徹底，這注定了他們無法與自由派，哪怕是反國民黨的自由派合作。既然自由派被排除在合作範圍之外，共產黨要動搖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就只能夠拉攏海外的「統派」與「獨派」人士。

中共自1943年以來，就堅持台灣屬於中國的領土，所以在意識形態上優先選擇與「統派」合作。而海外的「統派」當中，又存在著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右翼統派」與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左翼統派」。來自台灣的「左統」之所以走上反政府的道路，又與70年代爆發的保衛釣魚台運動有密切關係。

希望在美國與日本支持下，保住聯合國席位的中華民國政府，因為在面對美國把釣魚台列嶼「行政管理權」隨琉球群島一起轉交給日本時軟弱無力，遭到了一部份台灣留學生的唾棄。這些原本忠黨愛國的學生，在中共即將重回國際舞台的背景下，於美國還有歐洲發起鼓吹台灣「回歸祖國」的「中國統一運動」。

在意識形態方面，這些「左統」確實與中共較為接近。其中立場偏激者，甚至支持中國人民解放軍「血洗台灣」，以武力手段將台澎金馬人民從蔣家父子的「壓迫」中解救出來。可是如前面所說，主張共產主義者幾乎沒有辦法在蔣經國嚴密控制下的台灣生存。

留在海外的中華民國國民，雖然不用擔心遭到警備總司令部的追捕，但也可能因為主張共產主義而被列入黑名單，被吊銷護照而永遠無法進入台灣。所以如果中共真的想動用海外台籍人士來顛覆中華民國政府，合作選項似乎就只剩下「獨派」了，這可真是跌破我們這些後人的眼鏡。

美國定義的「恐怖組織」

與「統派」一樣，「獨派」陣營內部也存在著「左派」與「右派」之分。「左翼獨派」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28年在上海成立，簡稱為「台灣共產黨」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他們不只信仰馬克思主義，而且在創黨初期得到過中國共產黨的幫助。

所以「左翼獨派」早期不只並不反共，甚至還與「左翼統派」有相當高度的重疊。因為在台灣尚處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那個時代，本身還是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從「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出發，明確表態支持「台灣獨立運動」。

中共在1943年以前支持的「台灣獨立運動」，當然與今日的「台灣獨立運動」非常不一樣。首先共產國際支持的「台灣獨立運動」，本身要脫離的對象是大日本帝國，而不是中華民國。其次則是台灣在脫離日本以後，將依據兩岸不同的政治環境選擇「獨立建國」或者是「回歸中國」。

若擺脫日本殖民統治後，中國大陸仍由「反動」的中華民國政府統治，那麼台灣就應該「保持獨立」，並在共產黨人的領導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果中國大陸是由「開明進步」的共產黨人控制，那麼海峽兩岸就可以在社會主義的紅色大旗下重歸一統。

1943年以前，無論是中共還是台共都有強烈的「國際主義」色彩。所以無論他們是主張台灣「獨立」還是兩岸「統一」，基本上都是以建立社會主義天堂為目標的口號而已。因為對於全世界的共產黨人而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是他們唯一的祖國。

伴隨著共產國際解散以及毛澤東的掌權，中國共產黨逐漸走上民族主義的道路。來自台灣的共產主義信徒當中，凡追隨毛澤東走民族主義路線的便是「左翼統派」，繼續擁抱國際主義者就成為了「左翼獨派」。可對於後者，毛澤東就算不把他們當「同志」，也視為「統一戰線」下的盟友看待。

畢竟從剛建立政權的中共角度來看，以台澎金馬為根據地挑戰北京正統地位的中華民國政府，是比「台獨分離主義勢力」還要更嚴重的威脅。更何況當時中共在他的領導下，選擇了在外交上向蘇聯「一面倒」的政策。一個親美的中華民國政府，威脅的可不只是中共，還包括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安全。

所以主張台灣獨立，但是卻又反對「美帝國主義」，並且願意與蘇聯、中共合作的「左翼獨派」，比起堅決反共的中國國民黨而言，當然是毛澤東共為容易打交道的對象。他們與「左翼統派」一樣被納入了「台灣人民」的範疇，獲得中國共產黨聲援。

「左翼獨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抗戰時代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並在潘漢年手下擔任過特工，原名施朝輝的史明。史明仿造新4軍的經驗於台北郊外的山區成立「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試圖以武裝鬥爭的手段推翻國民黨，在台灣建立紅色政權。

史明無法突破由蔣經國與谷正文佈下的天羅地網，最終因為刺殺蔣中正總統的計劃行跡暴露，只能趕緊逃亡日本以躲避被槍斃的命運。「左翼獨派」在島內被撲滅後，他們又仿效起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以海外為根據地對台灣發動恐怖攻擊。

他們傳承史明的觀點，認為恐怖攻擊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刺殺以蔣中正、蔣經國為代表的中華民國國家元首。谷正文這號恐怖人物的存在，讓他們難以在島內下手，只有等待蔣氏父子出訪海外時才有機會。由於蔣中正立下了大陸國土不收復以前不出國訪問的誓言，蔣經國便成為了他們刺殺的頭號目標。

蔣經國是蔣中正的長子，不只是未來中華民國總統的接班人，而且還是政府遷台後最大牌的「特務頭子」。刺殺蔣經國，從「左翼獨派」的角度來看有「一箭雙鵰」的特殊意義。1970年4月，已晉升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獲國務卿羅吉斯（William P. Rogers）邀請訪美，給了他們一個難得的機會。

負責開槍刺蔣的留學生黃文雄，雖然來自於新竹的大家庭，但是卻受到父親影響而信仰社會主義。提到1970年4月24日在紐約開槍刺殺蔣經國的動機，除了打亂中華民國政府的接班梯隊外，黃文雄還強調：「私心希望多少為越南人民出力也是一個考慮，那是大發越戰財的台灣已是美國的後勤基地。」

可見那個時代的「獨派」，至少「左翼獨派」非常清楚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能在台灣站穩腳跟，靠的還是來自美國的支持。最後也是因為美國警察的即時制止，黃文雄刺殺蔣經國的行動以失敗告終。然而「左翼獨派」卻沒有因為黃文雄的失敗，放棄對台灣採取恐怖攻擊。

慢慢的，他們覺得在海外刺殺「黨國要員」不夠刺激，開始向台灣的政府機關寄送郵包炸彈。因為認定美國是國民黨政府最大的靠山，「左翼獨派」以郵包炸彈攻擊的對象，甚至還包括了美國政府駐台機構與美商。比方說1970年10月12日，就發生了台南美國新聞處的爆炸案。

隨後美國花旗銀行台北分行，也於1972年2月5日遭到郵包炸彈攻擊。起初情治人員懷疑爆炸案幕後的策劃者，是與彭明敏一起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的謝聰敏與魏廷朝，還有向來支持黨外人士的外省作家李敖。於是包括他們三人在內，總計有23人被捕。

政府甚至還懷疑，這兩起爆炸事件是國際共產集團聯手策劃的陰謀，參與者不會只有中共與他們扶植的「左翼獨派」，還必然會有陳平領導的馬來亞共產黨涉入。於是就連來自東南亞的僑生，都遭到了嚴密的調查。其中來自馬來西亞霹靂州的成功大學僑生陳欽生，就因此被關押了整整12年。

自1948年對統治馬來半島的英國殖民統治者，還有後來獨立的馬來亞聯合邦政府發動叛亂的馬共，長期以來都是中共「輸出革命」的對象。雖然自60年代以來，由馬共發起的武裝鬥爭已經被撲滅殆盡，但是其領袖陳平還是逃亡中國大陸，並運用中共的廣播電台持續鼓舞共產黨人在馬來西亞作亂。

因此事後陳欽生雖然被證明是無辜的，但是中共與馬共、台共串聯在一起顛覆自由世界的情形確實存在。由於政府始終無法捕捉到這些潛伏海外的郵包炸彈課，「左翼獨派」的行為也就越來越囂張，甚至還在1976年10月炸傷了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謝東閔先生。

不過後來政府還是成功誘捕到了炸傷謝東閔的王幸男，並得知這些恐怖攻擊的幕後策劃者是由黃昭堂領導，組織遍佈美國、加拿大、歐洲與日本的台獨聯盟。後來這個台獨聯盟，也因為持續對中華航空、《世界日報》以及其他國民黨的駐美機構實施攻擊，於1981年5月被美國加州司法部列為恐怖組織。

只傳承了對國民黨的仇恨

至於由精英、地主還有仕紳階級組成的「右翼獨派」，則不像「左翼獨派」那般主張暴力革命的路線。可是中共仍基於「拉攏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原則，拉攏以日本東京為根據地，由廖文毅擔任大統領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比方說1955年在印尼萬隆舉辦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做為主要與會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就默許了廖文毅的特使陳智雄代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出席。雖然到了2013年，中共又宣佈因為主張台獨而在1962年被政府槍決的陳智雄為自己的烈士。

從陳智雄的例子來看，中共不只與「右翼獨派」攜手對抗國民黨，同時也派遣地下黨人對「右翼獨派」進行滲透。中共滲透「右翼獨派」的目的，毫無疑問是要防範他們因為分離主義意識太強，而成為國民黨之外另外一股與美國合作圍堵自己的勢力。

這些地下黨員打入「右翼獨派」團體後，一方面潛移默化提升獨派人士對大陸的「祖國意識」，另一方面則試圖讓他們將國民黨視為唯一的敵人，避免「台灣本土勢力」跟著走上反共的道路。中共的憂慮並非空穴來風，因為「右翼獨派」並沒有「左翼獨派」那麼堅持武裝鬥爭的路線，比較容易為西方國家所接受。

美國政府力挺中華民國、大韓民國以及越南共和國圍堵中華人民共和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行為，伴隨著「反越戰運動」的爆發而受到美國民權人士的百般質疑。他們認為鼓吹民主自由的美國政府，不過就是「支持一個獨裁政府打擊另外一個獨裁政府」而已。

看在這些自由派眼中，如果一個與共產黨國家同樣打壓人權的政府，只因為反對共產主義就能夠得到美國支持的話，那麼美國推行冷戰政策的道德正當性也不會比蘇聯好到哪去。尤其美國政府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視為「代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行為，更被他們視為嚴重的「不切實際」。

於是從60年代開始，因為主張台獨而入獄的「右翼獨派」份子開始會得到來自美國的聲援。這些聲援有時候來自於人權團體，有時候來自於國會議員，還有些時候會直接來自於國務院。其實這並不盡然代表美國支持台獨，因為即便是主張兩岸和平統一的政治犯，也能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

站在美國政府的立場來看，此時此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同時存在只是時間上的問題。如果想要繼續維持對台灣的道義責任，那麼美國政府自然要施加壓力，逼迫國民黨往民主化的道路上前進。因為唯有如此，華府高層才能說服自由派相信，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是有正當性的。

為了讓中華民國成為一個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民主的政權，所有不主張暴力鬥爭路線的黨外人士，無論只是希望國民黨解除戒嚴的自由派，還是提倡台灣獨立或者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者，都能夠得到美國政府的聲援。因為要讓中華民國成為民主國家，台灣就不能夠沒有能制衡國民黨的反對勢力。

由於主張這種「溫和台獨路線」能夠得到美國聲援，至少被抓了以後不會如主張共產主義者一般必死無疑，越來越多反對人士便走上了這條道路。甚至還有很多原來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台籍知識份子，也因為台獨提供了他們一條既反對國民黨，又不必冒生命危險的選擇，於是整個立場便轉向「右翼獨派」。

對於這種複雜的心態，畢業自日本早稻田大學，1955年投奔北京的台南人郭平坦認為，對於以顛覆中華民國法統為志向的台灣反對人士而言，擺在他們眼前的兩個選擇，就只有回歸中共與主張台獨而已。既然國民黨以死亡為代價擋住了台灣反對人士選擇前者的機會，那麼他們就只能走上後者的道路。

他強調：「國民黨打從心底恐懼台灣人的菁英會和共產黨聯手，所以進行徹底的整肅，其結果使得逃過一劫的台灣人菁英再也不敢支持共產黨。而且國民黨還展開全面的反共宣傳，使得和共產黨的連結在實際面和心理面都不存在了，最後造成了『自己來吧』的想法，也就是台獨的傾向被突顯出來。」

可有趣的是，即便沒有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以蔣經國為首的台灣情治機構對於「右翼獨派」也是採取比較寬容的政策。因為蔣氏父子其實美國人還更加明白，隨著中共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日益強大，中華民國想要繼續存在這個世界上，就不可能不往民主化的道路上前進。

所以對於「右翼獨派」，蔣經國不僅沒有「往死裡打」，而是透過各種手段「加以吸收」。因為蔣經國似乎相信，如果能夠將這些獨派「導向正軌」，他們未來即便不會效忠中國國民黨，也能夠成為另外一股阻止中華人民共和國併吞中華民國的勢力。

而「右翼獨派」也很「不爭氣」的，從60年代開始大規模的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先是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於1965年從東京返回台北，向蔣中正總統「悔過」。接著下來，又輪到辜寬敏在1972年返台與蔣經國「共商國事」。

到解嚴為止，整整40年內國民黨槍斃的獨派人士僅僅只有三人。而這三人又都是主張武裝鬥爭的「左翼獨派」，或者是像陳智雄那樣被中共派去滲透「右翼獨派」的地下黨員。在馬場町上被槍決的人士，除了遭到冤枉為「匪諜」的無辜受害者外，幾乎清一色都是紅色中國的信仰者。

儘管如此，在海外持續反對國民黨的「右翼獨派」，仍接受來自於中共的經濟支持。比方說民進黨創黨元老許信良，在美國創辦《美麗島周刊》的時候，就從「左翼獨派」的代表人物史明手中取得中共提供的25萬美元。除了資金的支持之外，中共還提供了「右翼獨派」與國民黨鬥爭的理論基礎。

比方許信良，就曾經在《美麗島周刊》上發表過《台灣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城市游擊戰手冊》等作品，希望效法越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以及「左翼獨派」那樣在台灣島內發起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根據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敬熙將軍的回憶，最終《美麗島周刊》因為無法得到「右翼獨派」的響應而被迫提停刊。

因為「右翼獨派」如前所述，均來自於台灣的上層社會，父母如果不是地方上的大地主，就是成功的醫生、律師或者商人。主張暴力革命的最後結果，不僅將推翻他們最痛恨的國民黨政府，同時也還將威脅到自己家族的權益。所以對於「右翼獨派」而言，暴力始終不是一種選項。

最終「右翼獨派」唯一能夠向中共學習的，就是中國國民黨在歷史上究竟有多麼的邪惡。據汪敬熙介紹，中共甚至還會與台獨聯盟、台灣同鄉會等左右翼台獨組織合作，在海外舉辦台灣史研習營。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把對國民黨的仇恨傳遞到在海外出生的台灣人子弟。

重新檢驗「右翼獨派」的歷史，其實我們不難發現他們的「反中」與「反共」都是假的。甚至就連有多少獨派是真心希望與美國、日本聯合圍堵中共者，筆者也是感到相當的懷疑。只有堅決反對中國國民黨，也就是中共口中的「台灣當局」這一點是真的。

中共調整對台政策

可見到1979年以前，由中共所定義下的「台灣人民」，其實是包括「左翼統派」、「左翼獨派」以及「右翼獨派」在內一切試圖以體制外手段推翻中華民國的黨外勢力。早期中華民國政府以「三合一敵人」形容中共、海外台獨以及島內黨外人士，並非全部都是空穴來風。

然而在「左翼統派」與「左翼獨派」先後為蔣經國消滅，「右翼獨派」又無法成氣候的情況下，中共始終難以透過他們顛覆中華民國。而這類「輸出革命」或者說「輸出恐怖主義」的偏執政策，卻不只嚴重損毀了中共的國際形象，還讓中國大陸本身也陷入了無限的政治鬥爭循環之中。

1969年爆發的「珍寶島事件」，還有尼克森（Richard M. Nixon）總統在1972年對北京的訪問，讓中共認知到自己最大的威脅是蘇聯，並逐漸調整與美國的關係。可是要等到鄧小平上台，並對毛澤東若干激進政策「撥亂反正」之後，中共才全面擁抱起由美國所制定的國際秩序。

拋棄毛澤東的激進政策，反應在鄧小平於1978年10月造訪新加坡的時候接受了李光耀總理的建議，停止推動「輸出革命」。中共不僅停止向全世界的毛派游擊隊提供武裝，同時還承諾會關閉湖南的廣播電台。這座電台長期以來撥放資訊，鼓勵馬來西亞、泰國與印尼的共產黨造政府的反。

新加坡長期以來就是中共「輸出革命」的受害者，所以這個建議由李光耀來提自然是最適合不過了。鄧小平當即承諾停止「輸出革命」，不只令李光耀十分感動，也讓中共擺平了與美國建交的最後一個障礙。但是在停止「輸出革命」的同時，中共亦必須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有所表示。

畢竟一旦美國與中共建交，就是必要與台灣斷絕官方往來，迫使中華民國政府處於絕對劣勢的環境。在同意中共要求，廢除《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撤出駐台美軍的同時，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制定了《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保障台澎金馬人民的權益。

對於海峽兩岸最後是統一、獨立還是永久維持現狀，美國政府不表達任何意見，但是方法要民主，手段要和平。台澎金馬地區民眾的意志要得到尊重，所以美國反對中共單方面對台動武。所以中共不只要結束對外國的「輸出革命」，同時也要解決一切在台灣的顛覆行動，包括支持島內統獨兩派的反體制力量。

無論中共是站在「兩岸同屬一國」的角度，將對台灣內政的干預視為「輸入革命」，還是站在「共產國際」的立場，將之視為「輸出國際」看待，到了這個時候都不重要了。既然美國希望兩岸問題在和平條件下解決，中共就不可能不承認「台灣當局」的存在。

親身經歷了文革浩劫的鄧小平，確實也對1949年被他親手趕到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深感虧欠。畢竟中國大陸交給共產黨統治30年來，在經濟發展與民生上並沒有被經營得比國民黨時代還要好。反而是台灣在兩蔣父子的帶領下，成為了亞洲四小龍。

更重要的是，他發現蔣家父子與李光耀在台灣、新加坡兩地所採用的「政治封閉，經濟開放」策略，是確保中國共產黨能夠長久鞏固政權的重要參考經驗。所以他不只希望台灣能夠強化對大陸的投資，還希望自己過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老同學蔣經國能夠「輔佐」自己建設國家。

鄧小平迫切期望能夠代表共產黨這個「弟弟」與國民黨這個「哥哥」，實現所謂的「第三次國共合作」。雖然不可能讓中華民國這個被中共視為「前朝」的體制繼續存在下去，但是他同意讓國民黨在台澎金馬地區繼續保持原來的政經體系，甚至於可以保存軍隊。

於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有了所謂第五次《告台灣同胞書》的產生，明確將中共在1949年第一次《告台灣同胞書》中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政策調整為寄希望於「台灣當局」。隨後才有了所謂的「葉九條」還有「一國兩制」的提議出台，為接下來40年的中共對台政策打下基調。

紅藍綠「小三角」關係的確立

當然，我們都知道蔣經國總統雖然在1987年開放了民眾前往大陸探親，但是卻終究沒有與鄧小平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這一切歸根究柢，在於蔣經國無法接受台灣最後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更無法容忍自己好不容易捍衛下來的中華民國就這樣走入歷史。

所以到蔣經國去世以前，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黨對黨協商」的談判並沒有上演。但是中共對黨外勢力的支持，確實伴隨著第五次《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越來越微弱。中共最後一次對黨外運動的大規模聲援，發生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時候。

事後雖然在1981年「陳文成命案」爆發時，《人民日報》對「台灣當局」的「暴行」仍有些許譴責，但力道實在是不如以往。這些都讓將推翻國民黨的希望寄託在共產黨身上的「老黨外」們，感受到自己被「祖國」背叛，甚至於拋棄掉了。

「左翼統派」本來就以北京的旨意馬首是瞻，看到中共開始推行「第三次國共合作」，施壓的力度就集中在要求政府回應大陸的談判要求，不再是以推翻國民黨為目標了。「左翼獨派」與「右翼獨派」可不一樣，尤其是對中共承諾讓「台灣當局」保留軍隊一事，他們更是難以接受。

失去了中共支持的「左翼獨派」，不只沒辦法推動「城市游擊戰」，就連向過去那般以郵包炸彈發動恐怖攻擊的能力都沒有了，而且還遭到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孤立。擺在他們面前的兩條路，除了加入「左翼統派」推動「第三次國共合作」，就是與「右翼獨派」合流。

而「右翼獨派」本身則在美國政府的鼓勵，還有蔣經國總統的刻意疏導之下融入了中華民國體系之內。他們與主張傅正、費希平等致力於在中華民國體制下建立多黨制的自由派人士合作，於1986年9月28日在台北圓山大飯店成立了民主進步黨。

從此之後，在美國、大陸與台灣的「大三角」關係之下，又出現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與民主進步黨之間的「小三角」關係。長年來以推翻中華民國政府為目標，本來並不真的主張台灣與中國一刀兩斷的「右翼台獨」，也在擁有了屬於自己的政黨以後，對中共的態度由友善轉變為敵對。

身為「右翼獨派」代表的諾貝爾獎得獎者李遠哲，在1987年與鄧小平會面時，就把這種「被出賣」的感覺訴說了出來：「這讓很多台灣人奇怪，因為從階級矛盾來看，『國民黨是你們趕走後才到台灣來，為什麼你們卻跟國民黨說，可以保持制度和軍隊，把受壓迫的台灣人民忘記了嗎』？」

可見民進黨人與中共走向對立的原因，在李遠哲看來並不是因為「右翼獨派」堅持台灣必須要脫離中國，走上「法理台獨」之路，而是共產黨自己為了爭取與「台灣當局」的和談，遺忘了「台灣人民」。他指出：「從台灣的歷史角度來看，其實統一和獨立，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存在，不是不愛國家的人要獨立。」

站在無論左右兩翼的「獨派」角度思考，台灣人與共產黨本身並沒有深仇大恨，他們所痛恨與厭惡的對象其實是中國國民黨。曾經有一度，「獨派」曾經把推翻國民黨的理想寄託在中國共產黨身上，而且也不排除在實現這個理想後，代表「台灣人民」與「大陸人民」協商兩岸的終歸一統。

所以站在李遠哲的角度，是中國共產黨先讓「台灣人民」失望，「獨派」才會選擇與中國共產黨分道揚鑣。終止戒嚴戡亂與解嚴，讓大量兩蔣時代流亡海外的「獨派」人士得以返台加入民進黨。本來期望走中道理性路線的民進黨，便越來越往極端台獨的道路上走去。

外省籍創黨元老費希平與傅正，不是因為受不了「獨派」狹隘的省籍情結退黨，就是因為年老體衰去世。失去了這些「中道理性」力量的牽制，民進黨終於在1991年頒布《台獨黨綱》，將自身定位為「獨派政黨」。此舉踰越了中共的政治底線，不得不就此將民進黨視為敵對的分離主義勢力看待。

一切國民黨與共產黨關於台灣政治地位的談判，都被民進黨視為不具備代表性的「片面談判」。因為在民進黨眼中，國民黨代表的只是「台灣當局」，不是「台灣人民」。而在傳統的中共論述中，是只有「台灣人民」才有資格與大陸當局對話的。

回顧從1993年的辜汪會談開始，到2015年的馬習會為止，民進黨時常指控國民黨執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將「出賣台灣」。然而指控國民黨「賣台」者，大多又發自內心的不把國民黨視為自己人看待。既然都不是自己人了，又何來「出賣」之友。

因此我們該換個角度來看，或許他們指控的「賣台」對象其實並不是中國國民黨，而是「出賣了台灣人民」的中國共產黨。所以自90年代開始，「獨派」仇恨的對象不再只限於中國國民黨，還上升到了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整個「大中國」的範圍。

既然代表「台灣人民」的民進黨仇視中國的一切，90年代後開始提倡中華愛國主義論述的中共，自然也就失去了一切與「台灣人民」溝通的管道，雙方的代溝變得越來越大。但是在把「台灣人民」推開的同時，中共卻沒有辦法爭取到「台灣當局」同等的友善回應。

然而過去在蔣經國領導下，在第一線與中共做鬥爭的「右翼統派」，卻在李登輝上台後逐漸失勢，成為國民黨內的「非主流派」。他們往日鎮壓異己的殘酷手段為民進黨所舉發，並成為了台灣社會攻擊的標靶。往日最兇惡的「老對手」中國共產黨，卻在此刻成為了他們「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這個本土勢力發展迅速，「非主流派」被視為「外來政權」而慘遭打壓的陌生環境之下，「最熟悉陌生人」的招手異常有效。或許是為了「取暖」，也可能真的是為了反制不斷發展壯大中的台獨，這些「右翼統派」開始頻繁往來於海峽兩岸，成為中共反制分離主義勢力的「盟友」。

甚至於在發現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共產黨，實施的政策與解嚴以前的中國國民黨看似沒有差異之後，「右翼統派」更是與「左翼統派」合流到了一起，為中共馬首是瞻。然而經由這些右翼保守主義者提供給大陸的資訊，卻又讓中共與「台灣人民」之間產生了更遠的距離。

總之無論如何，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紅色」、中國國民黨為代表的「藍色」還有以民主進步黨為代表的「綠色」三強鼎立的局面。「紅色」的神主牌是以「一國兩制」將台灣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藍色」的神主牌是以中華民國體制統一中國，「綠色」的神主牌則是追求建立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

導致原本簡單的兩岸問題變得如此複雜，確實也與第五次《告台灣同胞書》有所關聯。尤其是在大陸的台籍中共黨員幹部，對於這個向「國民黨反動派」妥協的聲明表達了強烈反對的立場。時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的台灣左翼統派律師陳逸松，還多次向葉劍英表達了抗議。

陳逸松在回憶錄中指責中共：「不只我一個人失望，所有曾經受到國民黨壓迫起來反國民黨的人，所有把反國民黨的希望都寄託在中國共產黨，希望中國共產黨幫助他們打倒國民黨的人都會感到失望。他們包括『二二八』後回到中國大陸的台胞，還有海內外所有從事反國民黨運動的台灣人。」

郭平坦也認為，推動台灣「回歸祖國」的最大障礙是在中國國民黨，不是台灣的普羅大眾。他強調：「對台工作的基礎應該是統戰思想。如果要讓統戰達到最大的效果，當然應該進用台灣人。如果要把國民黨逼上末路，與台灣人民的連結是絕對必要的。」

但是郭平坦也指出，那個時代的中共領導階層太過於迷信「國共合作」，導致他們一切的努力化為灰燼。郭平坦表示：「廖承志這些人不重視對臺灣人民的工作，反而只重視對國民黨的工作。對國民黨的工作已經有民革這個專門的組織，但就算有其他的組織，結果也都只是以對國民黨的工作為優先。」

結果這個政策推行下來，雖然爭取到了許多老一輩右翼保守主義的國民黨人「轉向」認同大陸，但是卻也讓中共就此失去了爭取更廣大台灣人心的機會。甚至中共還因此，遭到與自己沒有深仇大恨的「台灣人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普遍敵視。

由此可見，第五次《告台灣同胞書》雖然確立了兩岸三大勢力之間的微妙的「小三角」關係，但是從中共推行統戰的角度來看，過往40年來其實都是失敗的，而且還是徹頭徹尾的失敗。展望下一個40年，究竟兩岸三大勢力的關係會如何演變，還有賴我們繼續給予關注。

＊作者為中美關係研究，軍事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