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下面講第二個困境，為什麼我會年紀輕輕就毅然選擇辭去工作，過著山居生活。
記者生活
我當新聞記者後，除了當記者，還進到中國廣播公司底下的「自由中國之聲」（後來中央廣播電臺的前身）寫廣播稿。寫什麼稿子呢？寫反共的稿子，在廣播裡播出。一個星期寫兩篇廣播稿，每篇大約是一千字。廣播公司會提供資料，讓你去選題目，被指定寫的內容就是罵共產黨。這段新聞工作的生活不值得多說了，因為每天就吃喝玩樂，對我來講，一點人生的意義都沒有，一點人生的遠景都沒有。
臺灣苗栗有一個佛教聖地，叫獅頭山，上面有很多寺廟，我在擔任新聞記者的最後半年，突然對這種糜爛的生活深感厭惡而自責，好多次一個人跑到那山上去，住在廟裡，鄭重地思考未來的問題。想著：我該怎麼辦？我怎麼可以接受我的一生就這樣過？
回想這一年，我在〈王貫之先生與我〉一文中，曾形容「是我生命中一次起大波瀾的時代」。就在這個時候，有兩個外在的原因，才幫助我走出了波瀾。第一個原因，是我在這正焦慮不安的時候，認識了勞思光先生，他當時靠著寫稿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文章涉及範圍很廣，東西文化思想、民主政治、邏輯實證論、近代中西思潮等，無所不談。勞先生不修邊幅的外表、爽朗的談笑，以及他淵博的學識和高效率的工作，都很令人心儀。藉由勞先生，使我生平初次接觸如此新奇的世界，並深深地被吸引。
第二個原因，我在書報攤上看到香港出版的《人生》雜誌，讀了以後很有啟發。這本雜誌是最早宣揚當代新儒家的一個重鎮，當年錢穆、牟宗三、唐君毅他們的文章，比較理論性的都發表在《民主評論》上，比較通俗的文章都發表在《人生》雜誌上，所以《人生》雜誌蠻受當時青年人歡迎。我看了這個雜誌幾期以後，就寫了一封信給雜誌的負責人，他叫王貫之。他很快就給我回信，然後我們就開始通信，我就把我心裡的苦悶告訴他。他支持我，他說：「你應該朝你自己的理想去奮鬥。」他鼓勵我，他說：「我不能幫助你太多，但是凡是你給我的稿子，我就給你登。」《人生》是一個私人的雜誌，所以稿費不高。王貫之先生贊成我改變生活，至於該怎麼改變？當然人家不知道。
山居歲月
我第一次接到貫之先生的來信，是一九五四年的二月十七日。同年三月，我不顧一切地辭去記者工作，在臺北郊區大屯山山麓租了一間小茅屋住下，決心做個賣稿維生的文人。這個《人生》雜誌，是我面臨第二次困境時，能夠下決定離開新聞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辭職後我可以繼續寫稿子維生，不至於餓肚子。
廿世紀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愛的藝術》一書中，對友愛的描述是：「對任何另外的一個人有一種責任、關懷、尊重和認識的感覺，並且希望促進他的生活。」就我親身所感受的，貫之先生對我的友愛，每一點都做到了。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這一千多個日子，除了微薄的稿費收入，我沒有做其他工作，稿費收入大部分來自《人生》。《人生》是個窮雜誌，有時連印費都付不出，可是我的稿費卻很少拖欠，我就靠著這點若斷若續的稿費苟延著生命，住在茅屋裡專注苦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