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可避居山林賣稿維生,也不當記者:《異端的勇氣》選摘(2)

2018-12-10 05:10

? 人氣

記者時期的青年韋政通。(水牛出版社提供)

記者時期的青年韋政通。(水牛出版社提供)

接著下面講第二個困境,為什麼我會年紀輕輕就毅然選擇辭去工作,過著山居生活。

記者生活

我當新聞記者後,除了當記者,還進到中國廣播公司底下的「自由中國之聲」(後來中央廣播電臺的前身)寫廣播稿。寫什麼稿子呢?寫反共的稿子,在廣播裡播出。一個星期寫兩篇廣播稿,每篇大約是一千字。廣播公司會提供資料,讓你去選題目,被指定寫的內容就是罵共產黨。這段新聞工作的生活不值得多說了,因為每天就吃喝玩樂,對我來講,一點人生的意義都沒有,一點人生的遠景都沒有。

臺灣苗栗有一個佛教聖地,叫獅頭山,上面有很多寺廟,我在擔任新聞記者的最後半年,突然對這種糜爛的生活深感厭惡而自責,好多次一個人跑到那山上去,住在廟裡,鄭重地思考未來的問題。想著:我該怎麼辦?我怎麼可以接受我的一生就這樣過?

回想這一年,我在〈王貫之先生與我〉一文中,曾形容「是我生命中一次起大波瀾的時代」。就在這個時候,有兩個外在的原因,才幫助我走出了波瀾。第一個原因,是我在這正焦慮不安的時候,認識了勞思光先生,他當時靠著寫稿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文章涉及範圍很廣,東西文化思想、民主政治、邏輯實證論、近代中西思潮等,無所不談。勞先生不修邊幅的外表、爽朗的談笑,以及他淵博的學識和高效率的工作,都很令人心儀。藉由勞先生,使我生平初次接觸如此新奇的世界,並深深地被吸引。

錢穆在台灣最後一次講課。(新亞師友供圖/香港文化產業總會)
錢穆在台灣最後一次講課。(資料照,新亞師友供圖/香港文化產業總會)

第二個原因,我在書報攤上看到香港出版的《人生》雜誌,讀了以後很有啟發。這本雜誌是最早宣揚當代新儒家的一個重鎮,當年錢穆、牟宗三、唐君毅他們的文章,比較理論性的都發表在《民主評論》上,比較通俗的文章都發表在《人生》雜誌上,所以《人生》雜誌蠻受當時青年人歡迎。我看了這個雜誌幾期以後,就寫了一封信給雜誌的負責人,他叫王貫之。他很快就給我回信,然後我們就開始通信,我就把我心裡的苦悶告訴他。他支持我,他說:「你應該朝你自己的理想去奮鬥。」他鼓勵我,他說:「我不能幫助你太多,但是凡是你給我的稿子,我就給你登。」《人生》是一個私人的雜誌,所以稿費不高。王貫之先生贊成我改變生活,至於該怎麼改變?當然人家不知道。

山居歲月

我第一次接到貫之先生的來信,是一九五四年的二月十七日。同年三月,我不顧一切地辭去記者工作,在臺北郊區大屯山山麓租了一間小茅屋住下,決心做個賣稿維生的文人。這個《人生》雜誌,是我面臨第二次困境時,能夠下決定離開新聞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辭職後我可以繼續寫稿子維生,不至於餓肚子。

廿世紀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愛的藝術》一書中,對友愛的描述是:「對任何另外的一個人有一種責任、關懷、尊重和認識的感覺,並且希望促進他的生活。」就我親身所感受的,貫之先生對我的友愛,每一點都做到了。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這一千多個日子,除了微薄的稿費收入,我沒有做其他工作,稿費收入大部分來自《人生》。《人生》是個窮雜誌,有時連印費都付不出,可是我的稿費卻很少拖欠,我就靠著這點若斷若續的稿費苟延著生命,住在茅屋裡專注苦讀。

那時候寫什麼稿子呢?寫小說。我在入山以前寫過一些小說,當時還沒能力寫理論性的文章,所以初期發表的,仍以小說為主。我在《人生》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叫《長夜之光》,漫漫長夜中的光芒,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本宣傳儒家思想的現代小說,王貫之先生好喜歡,因為它弘揚儒家嘛!唐君毅先生也喜歡,他說在新文學裡從沒有人把儒家理想寫到小說裡面去的。我就寫過這樣的小說,這是典型的「文以載道」,是我後來最反對的文學觀。接下來的四、五年當中,我在《人生》發表了十多萬字,文章不論好壞,貫之先生從沒有退過我的稿,甚至連我給他的信他都在雜誌上發表,然後算點稿費給我。

當時除了《人生》以外,我試著向《民主評論》投稿。《民主評論》是由徐復觀先生主編,最初是蔣介石拿錢辦的。一九四九年初蔣介石總統下野以後,住到溪口他的老家去,徐復觀曾是他的機要祕書。當時蔣介石就說,將來在大陸失敗的話我們到臺灣去,你到臺灣或香港辦一本宣揚中國文化的雜誌。《民主評論》於一九四九年在香港出版,主要銷售臺灣,在當時是臺灣最好的思想性雜誌,也是稿費最高的雜誌。

我們長輩這代的人,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們能學得到的,開始的時候徐先生直接把稿子退給我,後來他知道我的生活情況,知道這年輕人有決心向學,所以後來的稿子他就給我改,改了以後給我發表,然後把稿費給我。那個年代有這樣的長輩,知道你既然有志於向學的話,我就幫你。

由於當時我寫小說,也偷偷地看過一些三○年代的小說(當時在臺灣是禁書),什麼巴金呀、矛盾呀,這些小說我年輕時也看過,所以對五四以後的新文藝、新文學我有一點了解。我最早投給《民主評論》的文章是〈中國三十年來文藝的回顧與前瞻〉,結果徐先生給我改了兩次,才勉強發表。我記得我在裡面稱讚魯迅,但徐復觀先生很不欣賞魯迅,他就給我改掉。徐復觀先生的文章是一流的,從梁啟超以後,並不多見。他除了學術上的成就以外,有五本大政論,他一輩子寫了很多政論,寫得非常好,文章有見解、有才氣。蔣介石跟毛澤東一樣,用的一些祕書都是很有文采的人。

後來我還因為在《民主潮》投稿、發表文章,而認識了勞思光,因為《民主潮》是青年黨辦的,而勞思光的爸爸就是青年黨。那時的勞思光也賣文為生,每個月寫一萬字,稿費是一千塊(這在五○年代算很優厚,我後來開始教中學,每月薪水才三百多元)。我在《民主潮》投稿認識勞思光,在《人生》投稿認識王貫之,在《民主評論》投稿而跟徐復觀有往來,都是文字的因緣。

理想的火焰

我的運氣不差,我一輩子的貴人不少,牟宗三先生是勞思光帶著去見的(一九五四年),同一年我就跟著勞思光,一起參加牟宗三先生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前身)自己辦的一個講座,叫「人文友會」。人文友會的記錄曾在香港的《人生》雜誌發表過,後來在臺灣也出版成書了。我記得那次,我跟勞思光是以來賓身分參加的,此後隨著持續參加人文友會,開始接觸、親近牟先生。

蔣公銅像.師大校門今昔(圖片來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校史館)。(作者彭奎翰提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彭奎翰提供)

同時我到臺灣大學哲學系去聽方東美先生的課,他是唐君毅的老師,以前在南京中央大學,就是現在的東南大學校址。我聽方東美的「人生哲學」一年,聽他的「印度哲學」一年。還有陳康教授,他是中國的希臘文專家,我聽他的「希臘哲學史」一年。

唐君毅先生很尊敬方東美,一直很稱讚他。牟先生不喜歡方東美,我跟牟先生親近以後,他知道我在聽方東美的課,就有點不以為然。方先生口才非常之好,但你要是想在他的課堂裡學到東西不容易,因為他的學問很博,胡天蓋地的、古今中外的糾結在一起,比較沒什麼條理,但是內容很豐富,語言很美。你聽他的課很過癮,可聽完了,不容易得到具體東西。他講「人生哲學」,第一堂課就在黑板上寫四個大字,叫「天人曠照」,你們懂這意思嗎?具體的內容就是柏拉圖和歌德。那個時候臺大的研究生跟本科生的三、四年級是一起上課的,當時劉述先是哲學所一年級,我們坐在一個桌子聽課,所以那個時候就認識了。

就在這個時期,生活慢慢的困難,有時我沒錢坐車,必須從火車站走到臺大和師院聽課,大概要走半小時;人文友會是在夜間舉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

我在那個茅屋裡住三年半,最苦的時候,就是買一個饅頭分三次吃,然後拿開水把肚子灌飽。夏季院子裡面有木瓜,就摘木瓜下來充飢。在這個情況下,只能勉強維持生命,叫你不至死亡,艱難到了這個地步。

《異端的勇氣》。(水牛出版社提供)
《異端的勇氣》。(水牛出版社提供)

*作者為江蘇鎮江人,一九四九年渡海來臺。五○年代,深受當代新儒學大師牟宗三的影響,以弘揚儒學為職志。六○年代,與自由主義舵手殷海光往來密切,於《文星》等雜誌發文反思及批判傳統思想。七〇年代,因政治迫害無法長期教書,專心致力於撰寫《中國思想史》等大量著作。八〇年代,擔任《中國論壇》編委會召集人,尋求儒家現代化之路。用一生演繹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三種角色,不畏學術權威、政治權者、傳統流俗,講自己相信的話,用生命實踐自己的思想。本文摘自《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第一問:人生困境,如何應答?〉,水牛書店出版,2018年12月。

關鍵字: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g

本週最多人贊助文章

你可能也想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