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可避居山林賣稿維生，也不當記者：《異端的勇氣》選摘（2）

接著下面講第二個困境，為什麼我會年紀輕輕就毅然選擇辭去工作，過著山居生活。

記者生活

我當新聞記者後，除了當記者，還進到中國廣播公司底下的「自由中國之聲」（後來中央廣播電臺的前身）寫廣播稿。寫什麼稿子呢？寫反共的稿子，在廣播裡播出。一個星期寫兩篇廣播稿，每篇大約是一千字。廣播公司會提供資料，讓你去選題目，被指定寫的內容就是罵共產黨。這段新聞工作的生活不值得多說了，因為每天就吃喝玩樂，對我來講，一點人生的意義都沒有，一點人生的遠景都沒有。

臺灣苗栗有一個佛教聖地，叫獅頭山，上面有很多寺廟，我在擔任新聞記者的最後半年，突然對這種糜爛的生活深感厭惡而自責，好多次一個人跑到那山上去，住在廟裡，鄭重地思考未來的問題。想著：我該怎麼辦？我怎麼可以接受我的一生就這樣過？

回想這一年，我在〈王貫之先生與我〉一文中，曾形容「是我生命中一次起大波瀾的時代」。就在這個時候，有兩個外在的原因，才幫助我走出了波瀾。第一個原因，是我在這正焦慮不安的時候，認識了勞思光先生，他當時靠著寫稿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的文章涉及範圍很廣，東西文化思想、民主政治、邏輯實證論、近代中西思潮等，無所不談。勞先生不修邊幅的外表、爽朗的談笑，以及他淵博的學識和高效率的工作，都很令人心儀。藉由勞先生，使我生平初次接觸如此新奇的世界，並深深地被吸引。

第二個原因，我在書報攤上看到香港出版的《人生》雜誌，讀了以後很有啟發。這本雜誌是最早宣揚當代新儒家的一個重鎮，當年錢穆、牟宗三、唐君毅他們的文章，比較理論性的都發表在《民主評論》上，比較通俗的文章都發表在《人生》雜誌上，所以《人生》雜誌蠻受當時青年人歡迎。我看了這個雜誌幾期以後，就寫了一封信給雜誌的負責人，他叫王貫之。他很快就給我回信，然後我們就開始通信，我就把我心裡的苦悶告訴他。他支持我，他說：「你應該朝你自己的理想去奮鬥。」他鼓勵我，他說：「我不能幫助你太多，但是凡是你給我的稿子，我就給你登。」《人生》是一個私人的雜誌，所以稿費不高。王貫之先生贊成我改變生活，至於該怎麼改變？當然人家不知道。

山居歲月

我第一次接到貫之先生的來信，是一九五四年的二月十七日。同年三月，我不顧一切地辭去記者工作，在臺北郊區大屯山山麓租了一間小茅屋住下，決心做個賣稿維生的文人。這個《人生》雜誌，是我面臨第二次困境時，能夠下決定離開新聞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辭職後我可以繼續寫稿子維生，不至於餓肚子。 （相關報導： 邱坤良專欄：京劇李世芳遺孤在台灣成特技名角 ｜ 更多文章 ）

廿世紀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愛的藝術》一書中，對友愛的描述是：「對任何另外的一個人有一種責任、關懷、尊重和認識的感覺，並且希望促進他的生活。」就我親身所感受的，貫之先生對我的友愛，每一點都做到了。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七月，這一千多個日子，除了微薄的稿費收入，我沒有做其他工作，稿費收入大部分來自《人生》。《人生》是個窮雜誌，有時連印費都付不出，可是我的稿費卻很少拖欠，我就靠著這點若斷若續的稿費苟延著生命，住在茅屋裡專注苦讀。

那時候寫什麼稿子呢？寫小說。我在入山以前寫過一些小說，當時還沒能力寫理論性的文章，所以初期發表的，仍以小說為主。我在《人生》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叫《長夜之光》，漫漫長夜中的光芒，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本宣傳儒家思想的現代小說，王貫之先生好喜歡，因為它弘揚儒家嘛！唐君毅先生也喜歡，他說在新文學裡從沒有人把儒家理想寫到小說裡面去的。我就寫過這樣的小說，這是典型的「文以載道」，是我後來最反對的文學觀。接下來的四、五年當中，我在《人生》發表了十多萬字，文章不論好壞，貫之先生從沒有退過我的稿，甚至連我給他的信他都在雜誌上發表，然後算點稿費給我。

當時除了《人生》以外，我試著向《民主評論》投稿。《民主評論》是由徐復觀先生主編，最初是蔣介石拿錢辦的。一九四九年初蔣介石總統下野以後，住到溪口他的老家去，徐復觀曾是他的機要祕書。當時蔣介石就說，將來在大陸失敗的話我們到臺灣去，你到臺灣或香港辦一本宣揚中國文化的雜誌。《民主評論》於一九四九年在香港出版，主要銷售臺灣，在當時是臺灣最好的思想性雜誌，也是稿費最高的雜誌。

我們長輩這代的人，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們能學得到的，開始的時候徐先生直接把稿子退給我，後來他知道我的生活情況，知道這年輕人有決心向學，所以後來的稿子他就給我改，改了以後給我發表，然後把稿費給我。那個年代有這樣的長輩，知道你既然有志於向學的話，我就幫你。

由於當時我寫小說，也偷偷地看過一些三○年代的小說（當時在臺灣是禁書），什麼巴金呀、矛盾呀，這些小說我年輕時也看過，所以對五四以後的新文藝、新文學我有一點了解。我最早投給《民主評論》的文章是〈中國三十年來文藝的回顧與前瞻〉，結果徐先生給我改了兩次，才勉強發表。我記得我在裡面稱讚魯迅，但徐復觀先生很不欣賞魯迅，他就給我改掉。徐復觀先生的文章是一流的，從梁啟超以後，並不多見。他除了學術上的成就以外，有五本大政論，他一輩子寫了很多政論，寫得非常好，文章有見解、有才氣。蔣介石跟毛澤東一樣，用的一些祕書都是很有文采的人。

後來我還因為在《民主潮》投稿、發表文章，而認識了勞思光，因為《民主潮》是青年黨辦的，而勞思光的爸爸就是青年黨。那時的勞思光也賣文為生，每個月寫一萬字，稿費是一千塊（這在五○年代算很優厚，我後來開始教中學，每月薪水才三百多元）。我在《民主潮》投稿認識勞思光，在《人生》投稿認識王貫之，在《民主評論》投稿而跟徐復觀有往來，都是文字的因緣。

理想的火焰

我的運氣不差，我一輩子的貴人不少，牟宗三先生是勞思光帶著去見的（一九五四年），同一年我就跟著勞思光，一起參加牟宗三先生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前身）自己辦的一個講座，叫「人文友會」。人文友會的記錄曾在香港的《人生》雜誌發表過，後來在臺灣也出版成書了。我記得那次，我跟勞思光是以來賓身分參加的，此後隨著持續參加人文友會，開始接觸、親近牟先生。 （相關報導： 邱坤良專欄：京劇李世芳遺孤在台灣成特技名角 ｜ 更多文章 ）

同時我到臺灣大學哲學系去聽方東美先生的課，他是唐君毅的老師，以前在南京中央大學，就是現在的東南大學校址。我聽方東美的「人生哲學」一年，聽他的「印度哲學」一年。還有陳康教授，他是中國的希臘文專家，我聽他的「希臘哲學史」一年。

唐君毅先生很尊敬方東美，一直很稱讚他。牟先生不喜歡方東美，我跟牟先生親近以後，他知道我在聽方東美的課，就有點不以為然。方先生口才非常之好，但你要是想在他的課堂裡學到東西不容易，因為他的學問很博，胡天蓋地的、古今中外的糾結在一起，比較沒什麼條理，但是內容很豐富，語言很美。你聽他的課很過癮，可聽完了，不容易得到具體東西。他講「人生哲學」，第一堂課就在黑板上寫四個大字，叫「天人曠照」，你們懂這意思嗎？具體的內容就是柏拉圖和歌德。那個時候臺大的研究生跟本科生的三、四年級是一起上課的，當時劉述先是哲學所一年級，我們坐在一個桌子聽課，所以那個時候就認識了。

就在這個時期，生活慢慢的困難，有時我沒錢坐車，必須從火車站走到臺大和師院聽課，大概要走半小時；人文友會是在夜間舉行，回到山麓的茅屋已是深夜。

我在那個茅屋裡住三年半，最苦的時候，就是買一個饅頭分三次吃，然後拿開水把肚子灌飽。夏季院子裡面有木瓜，就摘木瓜下來充飢。在這個情況下，只能勉強維持生命，叫你不至死亡，艱難到了這個地步。 （相關報導： 邱坤良專欄：京劇李世芳遺孤在台灣成特技名角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江蘇鎮江人，一九四九年渡海來臺。五○年代，深受當代新儒學大師牟宗三的影響，以弘揚儒學為職志。六○年代，與自由主義舵手殷海光往來密切，於《文星》等雜誌發文反思及批判傳統思想。七〇年代，因政治迫害無法長期教書，專心致力於撰寫《中國思想史》等大量著作。八〇年代，擔任《中國論壇》編委會召集人，尋求儒家現代化之路。用一生演繹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三種角色，不畏學術權威、政治權者、傳統流俗，講自己相信的話，用生命實踐自己的思想。本文摘自《異端的勇氣：韋政通的一生》，〈第一問：人生困境，如何應答？〉，水牛書店出版，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