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緣起
廿年前寫《四十自述》，副題即是「鵬程問道」。預擬六十作《述學》、八十作《閱世》。若能苟全性命於亂世，一百歲時再來寫《寄言》。那時恩怨未了，敵友俱亡，或許會寫得更酣暢些，此時便只能述學。
更早的緣由，可追遡到宋代。紹興廿四年進士考試，問「師友之淵源、志念所欣慕，行何修而無偽、心何治而克誠」。考官巴結秦檜，把他孫子塤擢為榜首，張孝祥第二。高宗親自改為孝祥第一、塤第三。同榜還有范成大、楊萬里、虞允文等。故事有趣，題目尤其好，值得再做一次回答。以下就算是我的答卷。
二、性質
述學，原是清代汪容甫先生的書名。但它體例不純，只是文章的雜湊，我則是真要述學的。
人生在世，既非貓狗，自當力學。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生命的歷程與內容，事實上也就是學的內容與經歷，所以值得盤點一番。這倒不是因我以學者身分謀食的緣故。夫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除了修養不好，還常亂講話之外，我大抵即是依此活著的。
生活即是為學，學習所得，便是我生命的具體存在狀況。故為學不是知識上的事，乃是關乎人之存在的。人之所以為人，且是這樣一個人，即與其學有關。學君子者為君子、學貓狗者為貓狗。我於此有些許體驗，不妨說說。故我述學，談學問，跟別人不一樣，談的是生命史。
這裡當然仍有主從、有虛實。看起來是以述學方式在講我的生命歷程，然重點在學問而不在我。
我，不過四大假合，終歸塵土；龔鵬程三字，即是假名，是偶然用著的符號，呼我為牛則為牛，呼我為馬則為馬。可是萬法皆空而業不空，人都會死，而他所造、所成、所立之業卻可能存續下去。所以說立功立德立言是三不朽。人終朽而業自有其生命，雖我造立，匪我思存。由歷程看，我主它從；由歷史看，它實我虛。故本書又是以我生命為線索來敘述的當代學術史（雖僅是它的一小片剪影）。
三、特點
一個人的學問若值得敘述，定有其特點。我的特點是什麼呢？
做學問的人，形態各異，或尊德性、或道問學，或尋理趣、或重實用，我卻是合一的。本於性氣，參酌古今中外文獻、聖哲言語以定是非，故非修行與學術之兩歧；所得所是，作用於生活中，故又是行解之互證。此古人所難，當世亦無同類者。
我寫自述，也與一般自傳不同，屬於自我反省的作業。要把馳驟的蹄痕仔細勘察一番，以便再騁逸足。故自述乃為己之學的一部分，非宣傳、非獵名、非討罵，亦不求知音。
四、體例
用來檢核我之所學的框架，是孔門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不採取逐年講故事的辦法。
過去馬一浮先生以六藝攝一切學術，不但將中國傳統學問都歸入六藝系統，就連西方學術也是。
其說有人贊、有人疑、有人嗤，但我以為是對的。中國學問均出於六經，本不需再做什麼說明；外國學問，大體亦可有哲學史學文學社會學等分類，故也可以六藝之學攝之或通之。
若不用此框架，另用三教、四部、儒道佛文俠五大傳統等等，當然也可以。但這些年我在大陸重建並活化了一批孔廟與書院，杭州馬一浮紀念館即其中之一，故不妨即以這個框架述學。
何況，我的學問，根本於經學；後來的發展，漸包四部而貫九流，又與現代後現代諸思潮相激盪相參會，走向正與整個民族文化相似。我的生命，呈現著整體民族文化的內涵與發展進程，便是一大特色。採用這個論述框架，恰好可以把這一點體現出來。
同時，質疑經學不能開展出現代學術的人可多啦，我這活生生的例子恰好也可作個反證。
分由詩書禮樂易春秋六個方面說，亦有方便之處。因為道通為一，全體大用，若不分解地說，終會顯得渾淪，難以把搦，故不能不如此。但生命畢竟是整全的，所以六方面自有相通相涵之處。碰到這種情況，我輒參考史家「互著」「別裁」之法處理之。雖然如此，重重複複、囉哩八唆之病也不可免。亂世文章，無法雅潔，識者諒之。
五、內容
寫史的人，不可能什麼都寫，許多陳芝麻爛穀子也無需寫。我所寫，一是師友淵源，說明我這些學問是怎麼來的。二是發展因緣，敘述學問在學界的規範與傳統中、社會政經文化環境互動中，又怎麼變生發展，有什麼價值、可起什麼作用。
講時，雖不免感憤時世、譏訶時賢，但內中其實充滿感激。我荷師友之厚恩，自不用說（這書一大目的，即是紀念他們，頗有感懷傷逝之處）；這變動且混亂的時代，更讓我學到了許多。歷劫之深，佛陀有未及知者；極世之變，老聃孔子也有所不逮，故特能激刺心魂、濬發思慮。《易》曰：「觀我生，君子無咎」，此之謂也。若說將來對好學深思的青年可有什麼啟發，願望太奢，則吾豈敢？
＊作者現為北京大學教授。曾任南華大學、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創校校長；中華道教學院副院長；淡江大學文學院院長；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美國歐亞大學校長；北京師範大學特聘教授等。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龔鵬程述學》（印刻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