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自己的歷史，那跟抗戰歷史之間，有些地方並不相容，這很自然也是歷史有意思的地方，不需要勉強一致，而是要學會相互了解，我覺得文學藝術是最容易穿透的東西。
劉兆玄
抗日戰爭勝利屆滿70年，對岸大肆慶祝，主導8年抗戰的國民黨政府，在台紀念活動寥寥可數，民間氣氛冷冷清清，年輕一輩感覺事不關己。各說各話的兩岸關係現況，讓任何與中國有關的話題，容易遭遇放大檢視與負面議論。這個時候出版國軍抗日小說，劉兆玄不擔心外界觀感嗎？
雖然連104歲高齡的母親都認為，這本書賣不掉！（打日本的書台灣賣不掉，而國民黨打日本的書，在大陸賣不掉。）劉兆玄倒不這麼悲觀，因為書不光是寫抗戰，而是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如何做出自己的抉擇。
不是每個年輕人都去重慶，有人選擇了延安
《雁城諜影》5個女主角是高中同班死黨，畢業後各奔東西，當老師、記者、公務員、醫生等等，在抗日工作中緊密合作，但同時也有人開始質疑國民黨政府的治國能力，劉兆玄也如實寫進小說中。
那時候的年輕人，左傾的、右傾的都有，當時還不會有衝突，就是先對付日本這個共同敵人。當時左傾的年輕人，不可能去投靠日本人，但很多知識份子開始相信，國家要徹底改革，需要的是共產黨領導。劉兆玄說：
「她們有些老師、年輕人有比較社會主義思想，有些對現況不滿意，對時局比較具有批判性，也有些年輕人，從小佩服蔣介石，並不是所有人都要去重慶，其中一個女主角百惠，當時就相信抗戰時需要蔣介石，但抗戰之後就不需要他，還是需要共產黨領導，才能讓農村的人得到不一樣的命運。」
歷史不會只有單一面向
歷史觀點與政治主張的矛盾，也許在文學作品裡，才有平等共存的可能。劉兆玄也非希望，有人看了他的書，願意把抗戰那段時間，台灣發生的事情，大家的感受與看法，那個時候台灣人的抉擇也寫成文學，他相信會非常有價值，這種文學對話會非常有意思，那個部份他就不會寫，寫出來也不感人。
完成2部歷史小說後，接下來有甚麼寫作想法呢？劉兆玄說自己毫無計畫：
「我不是職業作家，也沒有一定要寫的壓力，一定要有很想寫的東西才會寫，基本上一定是看到了甚麼特別題材、還是觸動自己的什麼事情，所以未來毫無計畫。之前大家以為我再寫一定是武俠的，但也不是，雖然當中有許多武打場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