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52歲的阿林（Alin）就要在香港工作滿12年，但她已經買好機票，決定在月中回菲律賓退休。
兩年前，阿林確診結腸癌第三期，切掉大約15公分的結腸，化療了八次。治療過程中，僱主一直從旁給她鼓勵。不僅熬魚湯、買營養奶給她喝，還怕她掉頭髮不開心，買了頂假髮以備萬一。「但是我沒有用到（假髮），」阿林笑着說。
現在她的癌指數已經回復正常，有着一頭濃密短捲髮。大病過後，僱主妮可想她抓緊和家人相處的時間，決定不再續約。她在上網給阿林買了一台孵蛋器，讓她帶回去發展養鵪鶉大計。
「我真的真的很幸運，」訪談間，阿林多次泛淚說自己遇上好僱主。
根據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FADWU）及菲律賓移工癌症支援聯盟（FilMCaSS-HK）統計，過去5年共有195名外傭在工作期間患癌或其它重病，3成遭「非法解僱」。外傭被終止合約後，必須在14日內離港，期間也因失去「合資格人士」身份，無法以港人價錢在公立醫院看病。
菲律賓移工癌症支援聯盟主席珍妮絲（Janice）告訴BBC中文，因為輸出國醫療費用高昂，絕大部份患病外傭均希望能留港治病。她們會卑微地求僱主：「你不出糧（付薪水）給我沒問題，但請不要斷掉我的簽證。」
珍妮絲說，不少人最後還是被迫離開，「根據我們的經驗，她們回國就只能等死。」
重病外傭的困境
很難有人會預料到自己患癌。在香港工作12年，除了普通感冒發燒，阿林身體一直健康。2023年3月，她剛過完50歲生日，不久後發現自己排便非常困難，大便有時還帶血。她以為是痔瘡，但醫生總治不好。
阿林把情況告訴僱主，隨即被帶到急症室抽血，再去私家診所照正電子掃描（PET Scan）。期間，阿林曾經放假回到菲律賓，期間僱主為阿林操心，既查找資料又預約醫生。
像阿林一樣能向僱主坦白病症的外傭不多；甚至在生病時，她們也很少去看醫生。
「她們不會特別去關心自己的健康，」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組織義工葉小姐說，外傭工時長，一周六日全天候命，就算身體出現狀況，她們也不敢請病假，「老闆整家人就是靠你（打理），那你怎樣安排？」
2024年，香港外傭數目為36.8萬人，55%來自菲律賓，42%來自印尼。當中絕大多數人是女性，也是家庭經濟支柱。
外傭害怕知道自己患重病，更害怕被解僱。「我該怎樣跟老闆說呢？老闆會怎樣看我呢？」葉小姐說，「她們不知道怎麼辦，就會選擇不面對。」
珍妮絲是菲律賓移工癌症支援聯盟主席。她曾遇過不少外傭因為隱暪病情而變嚴重，到想治療時卻已經太遲，「你還可以做什麼？」她無奈地說。但珍妮絲明白，恐懼確實存在，「我們有一個個案，她為僱主工作了20年……你想想20年，最後也會因為患癌被解僱。」
「其實可以走到那一步（定罪）的人是非常之少，」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組織幹事安安（An An，化名）說。
外僱要成功向勞工處提出投訴及索賠，要先面對數個障礙：第一是門檻。
「僱傭條例對非法解僱的定義是很窄的，」安安說，如果外傭已經放完病假或者沒有醫生紙下被解僱，僱主都不算犯法。但外傭仍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以殘疾歧視作出投訴。
第二是證據。「很多工人不懂得留下證據，或者他根本沒有機會留證據，」安安指出，很多時候到了調查階段，案件往往因為證據不足被否決。
最後一個障礙是時間。外傭在勞工處申訴後，可以拿着相關文件向入境處申請延長逗留，但期間不得工作。安安說，勞工處會安排雙方進行調解，如果調解失敗，案件再被交至勞資審裁處排期審理。
整個流程下來至少花一年時間。安安說，沒有工作的外傭會回國，就算案件有進程，她們又會因病和沒有簽證無法回港，很多案件最後不了了之。
2019年初，育有5名小孩的38歲菲傭貝比·簡·阿拉斯（Baby Jane Allas），因確診子宮頸癌第三期，於病假期間被巴基斯坦裔僱主解僱。她曾向勞工處投訴，最後獲僱主賠償3萬元。
但向平機會提出的投訴在2020年才進入法律訴訟程序，貝比·簡·阿拉斯最後在2021年離世，加上僱主懷疑已經離港，訴訟至今仍未召開聆訊。
勞工處回覆BBC查詢，指由2022年至2024年，共處理22宗涉及外傭聲稱在有薪病假期間被解僱的申索個案，當中9宗轉介至勞資審裁處審理。
平機會亦回覆BBC查詢，表示同期收到31宗由外傭提出涉及解僱的投訴，當中3宗已解決或調停成功， 2宗仍在調查中。至於其他26宗，基於投訴人不願調查繼續，或投訴缺乏實質原因而終止。
僱主的兩個擔憂
得知阿林患癌，僱主妮可不是沒有掙扎過。「你很自然第一下會想（解僱她），因為你怕，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妮可很坦白地說。
她曾經告訴朋友阿林的情況，很多人第一反應是：「她是不是詐騙？」
外傭來港前必須接受體檢，包括驗孕及肺結核、乙型肝炎等傳染病。不過傳媒偶有報導外傭造假報告，引發僱主擔心。
妮可和阿林相處了12年，她覺得阿林不是這種人。但她說，這全因二人之間建立了信任，自己也有冷靜思考，但是其他僱主很容易因為害怕和憤怒，「覺得肯定『很長手尾』（麻煩事很多）」，就直接解僱。
香港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嫦對BBC中文指出，得知外傭生病，僱主很自然冒出兩個擔憂：要花很多錢、沒人照顧家裡。
法例規定，所有僱主必須為外傭購買勞工保險，並承擔所有醫療費。不過醫療保險不是強制購買。如果本身保險不能覆蓋所有醫療開支，伍鳳嫦說「錢是他們第一個擔憂」。
31歲的錢小姐有三個小孩，最小的一個才一歲。她是全職家庭主婦，但因為照顧壓力沉重，她在2023年聘請了一名外傭幫忙。工作滿一年多，外傭出現腹脹、腳腫症狀，後來確診卵巢癌第四期，癌細胞已經擴散。
外傭入職前，錢小姐給她買了危疾保險，兩年保費約2千元，可以覆蓋到癌症治療費用。但最困擾錢小姐的是照顧問題。
外傭在接受化療後曾經中風，住院兩星期。這段時間，錢小姐要負上照顧三個孩子的重擔，分身不暇，「其實我完全負荷不了，但問題香港政府規定，她有病你不能炒她，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政府的缺位
重病的出現可能壓垮外傭與僱主。在緊繃的生活壓力下，兩者各有自己的困難，拉扯看似無法解決。但所有受訪者都覺得政府應該做得更多。
「我們經常去罵僱主無良，但是你想想，有多少僱主是了解什麼可以保障自己？」伍鳳嫦說。
她認為，政府作為引入外僱制度的一方，有責任填補知識空隙，「令到僱主知道其實不用怕」。當中很重要的一項，是教育僱主保險的重要性，「那不只是保障工人，也是保障你自己」。
安安也指出，無論平機會或勞工處都有公眾教育的職能，給僱傭雙方解釋歧視和權利，「讓他知道出現問題時可以找誰（幫忙）」。
安安說，在非法解僱的情況出現後，支援外傭、解釋法律過程、幫忙立案處理的工作，現時全靠非政府組織協助，「政府是缺席的」。
就加強外傭及僱主對權責的認識，勞工處回覆BBC查詢，表示有印製多種語言的指南、設立外傭專題網站等。另外也有舉辦簡介會，並在假日於外傭聚集地設立資訊站派發資訊包。
在僱主妮可看來，聘請工人就像一個「雙方對賭」——「顧主賭工人做得好不好，會不會突然有病，工人也是賭僱主會不會虐待我、會不會不出糧」。她覺得，當問題出現時，未必很多人有同理心，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思考。
不過，政府則可以站在中間，給雙方拉出一個平衡。妮可舉例，政府可以設立一個基金，僱主每人月供一百元，讓不幸患重病的外傭可以申請，用以支付醫療費用；又或者設立中途庇護所，供正在養病、無法工作的外傭暫住，降低僱傭雙方日夜相見的不滿情緒。
但政府為什麼不作為？妮可覺得，「因為都是你們自己家裡（發生），問題從來没有放到它眼前。」
「沒有人想有這個病的」
菲律賓外傭梅蘭妮（Melanie）今年2月確診患上白血病。但因為目前香港沒有匹配的骨髓，無法工作的她只好下個月回去菲律賓，繼續尋找捐贈者。
梅蘭妮身體非常虛弱，又因為僱主家中有寵物和嬰兒，為免受到感染，她現時在朋友的宿舍暫住。
梅蘭妮現在頭髮已經掉光。在菲律賓，骨髓移殖費用高達15萬港元。患病之後，她說每個決定都很難下——當中最難的一個，是回家。
她是單親媽媽，有四個孩子。「我很希望能夠健康地回國，就像我剛剛來到這裡一樣。但是我現在不能了，因為我找不到適合的骨髓，所以即使我不想回去，我也別無選擇。」
菲律賓移工癌症支援聯盟正在積極爭取，工人在索償期間仍能以「合資格人士」身份看病——以住院服務為計，「合資格人士」入院費為75元，住院費每天120元；非在此列人士則為5100元。
但在香港，凡是涉及公共資源的訴求，均會引起不少爭議。錢小姐和外傭的合約在今年6月結束。她曾經擔心完約後，外傭無法再留港接受治療，於是到「聘請工人姐姐關注組」Facebook群組發問，未料引來各種負面留言。
「叫她回鄉醫病，把位子留給有需要的香港人」、「為什麼要用我們的錢（稅）給她醫病？」、「你想她照顧你，還是你照顧她？」
珍妮絲不確定政府最後會否回應訴求。但她認為，外傭在香港有重要角色。
「我們在這裡努力工作，打理不同家庭，讓人們放工後有飯吃，無慮無憂......我們來的時候是健康的，但是因為工作等因素影響了健康，所以我認為，我們至少有權利在這裡治病。」
伍鳳嫦說，讓外傭留港就醫符合道德原則，「當她有病的時候，她其實是很無助的」。而她不認為，患重病的外傭人數會多得足以罷佔公共資源。
伍鳳嫦提到，香港在1973年引入輸入外傭政策，背後的理念本是一個「雙贏」（win-win）的做法——外傭可以賺到不錯的人工，本地婦女也從家務勞動中被釋放出來，投入職場。
她認為，港人和政府在對待外傭時要放下「施予者」的心態。「他們都是犧牲了自己的家庭來到我們這裏，我們要去權衡利益和平衡人權的時候，要採取的不只是同情心，是同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