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少年維特能有這麼多煩惱，克勞塞維茲也會被煩惱所困。
《少年維特的煩惱》的作者是德國最重要的文學家歌德，比《戰爭論》的作者克勞塞維茲大約早一個世代，但是兩者過世相差不到一年。克勞塞維茲於1831年染上霍亂去世，歌德則是1832年因心臟衰竭離世。
從某種角度來看，敏感的少年維特所感受到的煩惱，那些在啟蒙精神與浪漫主義之間的衝突，正是克勞塞維茲以更具體的方式親身經歷的鬥爭。當然，歷史從來不是線性的發展，化約式的類比並沒有太大意義：身陷愛情與價值矛盾中的少年，熱血澎湃的愛國軍人，兩者之間沒有高下之分。雖然約定俗成以《少年維特的煩惱》為本書的中譯名，但是「煩惱」似乎有點輕描淡寫，用黃舒駿那首成名曲《馬不停蹄的憂傷》中的「憂傷」來代替，可能更為適切。
歌德曾蒙拿破崙召見，但不願意為之效勞。克勞塞維茲則在1806年成為拿破崙的階下囚，此後終生以對抗法國為職志，甚至在1812年背棄他的國王，加入俄羅斯陸軍抵禦法國入侵。喜歡與否，他們的生命都被拿破崙深深影響。
一、克勞塞維茲的愛情與事業
克勞塞維茲開始接受教育時，歌德已是德語世界家喻戶曉的作家，《少年維特的煩惱》一書當然是必讀的作品。這絕非妄加臆測。1803年克勞塞維茲成為奧古斯特親王的副官，而得以進入柏林貴族社交圈，並因此結識未來的妻子瑪麗・馮・布呂耶，兩人之間的對話就是從討論《少年維特的煩惱》開始的。
或許是命運的安排，維特的煩惱也變成克勞塞維茲的煩惱；也或許是老天的垂顧，有情人終成眷屬，瑪麗還將英年早逝的克勞塞維茲所有手稿整理出版，讓後世得以一窺戰爭哲學的堂奧。關於戰爭哲學的思考，屬於另一個層次的煩惱，我們有機會再加以介紹。
布呂耶家族是圖林根地區歷史悠久的望族，瑪麗的祖父還當上薩克森選侯國的總理。七年戰爭（1756-1763）時，薩克森與普魯士為敵，受到腓特列大軍入侵。布呂耶家族的領地被腓特列強佔，家道中落。腓特列大帝去世後，瑪麗的父親決定投效普魯士，花了二十年的時間將家產重建起來。布呂耶家族在中、東歐擁有的綿密人脈，讓他們迅速成為柏林貴族圈的新貴，得以出入霍亨索倫王室的宮廷，大文豪歌德也常是家族活動的座上客。瑪麗的母親是英國人，她的一個外甥威廉・戈姆後來成為大英帝國的陸軍元帥。
而克勞塞維茲的家族只是沒沒無名的低階貴族，他的父親曾在腓特列大帝的軍隊中擔任尉級軍官，參加過七年戰爭，退伍後在地方稅務機關謀得一個公務員的差事。因為家境並不富裕，克勞塞維茲十二歲就進入普魯士第三十四步兵團，並參加了第一次反法聯盟的萊茵戰役。戰爭結束後回到駐地，在步兵團開辦的學校中表現突出，被推薦到柏林的戰爭學院就讀。在此克勞塞維茲有幸受教於普魯士軍事改革的主要推動者沙恩霍斯特，在其教誨下專注於戰爭史的研究。二十五歲時，克勞塞維茲晉升上尉軍階，在當時算是很快的。沙恩霍斯特三十七歲時才升上尉，另一位普魯士軍事改革大將格奈森瑙，則是三十歲才成為上尉。雖然薪餉稍有增加，克勞塞維茲還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低階軍官。
身處十九世紀傳統保守的貴族社會，克勞塞維茲與瑪麗的愛情注定要受到嚴酷的考驗。瑪麗的母親就非常反對他們的交往。由於瑪麗的父親與妹妹相繼過世，身為長女的瑪麗因此承受更多來自母親的壓力，希望她能嫁入一個門當戶對的貴族家庭。瑪麗個性獨立，受到當時文藝精神的啟蒙，不僅對文學與政治有獨特見解，更熱切希望掌握自己的命運。
這是一個動盪的時代，個人精神領域受到前衛思想的啟發，國際社會則承受著法國大革命引發的巨大衝擊。1806年，拿破崙在擊潰奧地利之後，將矛頭轉向普魯士，一場大戰迫在眉梢。克勞塞維茲熱切地希望上戰場，瑪麗的社交圈中，也多是對先前懷柔政策不滿的主戰派。兩人獲得瑪麗母親的允許，得以繼續維持通信。意在言外的是，克勞塞維茲必須以戰場上的表現來證明他確實有迎娶瑪麗的資格。
當然，不管克勞塞維茲對這場戰爭的態度如何，拿破崙才是真正能夠決定戰爭發展的主角。後世的一些批評者，將此時克勞塞維茲對戰爭的狂熱，視為普魯士軍國主義傳統的證據，似乎就有些過於武斷了。如果不欣賞一個人，總是能夠找到證據來支持自己的想法，這種廉價的評論絕不嫌少。
既然戰爭爆發與否，都不是自己可以決定的，身為軍人，理當義無反顧地接受國家徵召上戰場。而身為職業軍人，也只有在戰爭中才能最快地贏得榮譽，如果這剛好與克勞塞維茲此時的需要相符，為何需要苛責他呢？
試想：如果克勞塞維茲出身高貴，這段愛情就容易多了，是否期待戰爭就是次要的問題。但很可能他就不會是瑪麗欣賞的那個克勞塞維茲，而是喜歡拈花惹草的貴族公子哥了。這樣的公子哥可能也會喜歡戰爭，可能也熱衷於獲取榮譽，但恐怕不會在四處征戰時，仍孜孜不倦地給瑪麗寫信。這樣的人缺少的就是我們要強調的煩惱，要說是憂傷也可以。在與瑪麗的通信中，我們看到了另一個更真實的克勞塞維茲，一個經常為憂傷所困擾的年輕軍官，而不是《戰爭論》這部嚴肅軍事哲學的作者。
如果煩惱可以區分層級的話，這是第一層的個人煩惱。克勞塞維茲挺幸運的，在所有層次的煩惱中，瑪麗都與他心有靈犀，苦樂同享。我們已經知道，瑪麗是自己決定要與克勞塞維茲共度一生了，但這對佳偶的命運，還與普魯士這個國家，與德意志整個民族的命運，密切地糾纏在一起。這分別是第二、三層的煩惱。
二、普魯士的危急存亡之秋
瑪麗雖然與霍亨索倫家族有密切關係，但這不代表她贊同腓特列・威廉三世的政策。她所出入的沙龍，集合了對國王優柔寡斷態度不滿的政治菁英與知識分子。克勞塞維茲服務的奧古斯特親王，是腓特列・威廉一世的孫子，國王其實是他姪子輩，但年紀大他九歲。奧古斯特的哥哥路易・斐迪南親王，算是霍亨索倫家族中最強硬的主戰派，克勞塞維茲經常有機會陪同奧古斯特與路易・斐迪南見面。在1806年的戰爭中，路易・斐迪南指揮的前鋒，與拿破崙手下最剽悍的拉納元帥遭遇，戰死於薩勒河畔。所以，在這第二層煩惱上，瑪麗與克勞塞維茲立場是相同的。甚至瑪麗的母親，因為是英國人的關係，也極度厭惡拿破崙跋扈的作風。
按照哈夫納的說法，腓特列・威廉三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和平主義者」。當整個歐洲都在戰爭的烈焰中燃燒時，普魯士還希望以中立的態度維護和平。平心而論，愛好和平也沒什麼不對，不當地類比一下，就是現在流行的「避戰不引戰，營造和平前景」的十九世紀版本。但是拿破崙可不是和平主義者，他有一個野心勃勃的歐洲藍圖，誰都不能阻撓他。1805年奧地利被擊敗求和，但沙皇親率的俄羅斯遠征軍還在，此時還可以挫一挫拿破崙的銳氣，偏偏腓特列・威廉不能果斷採取行動。失望的沙皇引軍東撤，給了法軍休整的時間。接下來的挑戰，不僅規模上更龐大，作戰部署更精妙，戰爭的籌碼也更大：普魯士的存亡。
克勞塞維茲與主戰派熱切地期待國王對法宣戰，偏偏國王身邊仰慕拿破崙的近臣不斷拖延時間。等到各種外交斡旋都宣告失敗，腓特列・威廉宣布動員軍隊時，還是不忘拖拖拉拉，只針對邊境部隊進行動員。此時，拿破崙已經將作戰計畫在腦中進行無數次兵棋推演了。
拿破崙戰爭藝術的第一原則：最大程度地集中兵力，在任何可能接敵之處，確保達成數量優勢。在1804年前，他還不是法國皇帝，不能隨心所欲調動全國軍隊，就已經竭盡所能地用手中掌握的兵力貫徹這個原則。現在終於擁有君臨天下的權力，還不淋漓盡致地展現他戰神般的軍事天才？
這場從1806年打到1807年的第四次反法聯盟戰爭，法國要對抗英、普、俄、瑞典、薩克森、西西里等國總計超過四十萬的聯軍。拿破崙在盟友萊茵邦聯與波蘭加持下，勉強達到二十四萬人。從上一年就駐紮在南德與萊茵地區的大軍團，是法軍的主力，總數約二十萬。這支機動兵力要穿越弗蘭肯森林，由西南向東北入侵薩克森。
拿破崙內心是忐忑不安的，因為普軍的遲緩行動，讓他捉摸不清敵人的意向。他還以為自己面對的仍是腓特列大帝時代那支驍勇善戰的軍隊，正在引誘他落入陷阱。他絕對沒有想到，普軍的難以捉摸，竟是因為指揮無能加上戰力低下。拿破崙小心翼翼地設計了軍團方陣這個傳奇性的作戰機動模式，以六個野戰軍分成三路同時穿越茂密的森林，直趨被引誘向西的普軍後方。法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從敵後打擊對方重心，瞬間讓普軍鬥志崩潰。甚至連一場像樣的會戰都還沒開打，拿破崙已將普軍與俄軍隔開，佔據內線優勢，威脅普軍退回柏林的交通線。
失魂落魄的腓特列・威廉三世決定撤軍，剩下的兩場會戰，是在絕望中被迫接戰的。拿破崙算錯普軍逃亡路線，自己跟後衛的較小部隊打了一場耶拿會戰。第三野戰軍的達武元帥，則以兩萬六千法軍大敗普軍的六萬六千人，讓拿破崙都大感詫異。達武不但因此得到帶領第三軍率先進入柏林的榮耀，還得到以會戰地點為名的奧爾施泰德公爵頭銜。戰役的勝利，需要透過戰略的追擊來擴張，拿破崙深知這個道理。接下來的幾個禮拜中，法軍緊咬著潰逃的普軍不放，幾乎達成全殲敵人的目標。普王退入東普魯士，剩下的戰事已經與他無關，主要是俄、法兩軍的對決。
克勞塞維茲參加了這場戰爭，與奧古斯特親王一起在柏林附近被俘。由於戰爭還在進行，為了對王室施加壓力，拿破崙決定將奧古斯特送到法國限制其行動自由，克勞塞維茲因職責所在也一同前往。雖然不是以戰俘身分在法國生活，但終究是十分屈辱的經驗。克勞塞維茲持續與瑪麗通信，他實在不能理解，曾經讓整個歐洲聞之色變的普魯士鋼鐵勁旅，怎麼會如此不堪一擊？國王被迫逃離首都，法軍在國土上耀武揚威，老百姓必須縮衣節食來供養敵軍，這一切都讓克勞塞維茲質疑普魯士這個國家存在的價值。這些煩惱不只是傷感，還是切膚之痛，更是智識上嚴酷的挑戰。
普魯士被法國輕易擊敗，顛覆了克勞塞維茲對戰爭本質的信念，更讓他理解到政治的因素是戰爭本質發生變化的主要動力。在法國的生活，讓他得以觀察法國社會，理解到大革命以來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及這些變化的極限。1808年獲准回到普魯士，克勞塞維茲立刻成為恩師沙恩霍斯特的助手，開始投入改造普魯士陸軍的任務。
此時的克勞塞維茲，應該是抱著十分悲壯的情緒投入改革運動的。但要說國破家亡還是稍嫌誇張，普魯士這個國家確實是殘破不堪，但克勞塞維茲自己的家倒是順利建立起來了。進入戰爭部工作，成為重建普魯士武裝力量的重要角色，似乎說服了瑪麗的母親：這個經歷了「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鍛鍊的年輕人，應該是個可以擔負天降大任的人。婚後瑪麗與他志同道合，各自以不同方式繼續對抗法國的暴政。
拿破崙一口氣剝奪了普魯士一半的領土與人口，霍亨索倫家族幾代人好不容易拼湊起來，稍微稱得上完整的疆域，復歸於零散破碎。普魯士只能有四萬兩千人的陸軍。法軍長期囤駐於重要城市與軍事要塞，駐軍費用當然由當地居民分擔。法國元帥們按照慣例搜刮各自駐地內的金銀財寶，將本地貴族如奴僕般使喚。普魯士還必須加入拿破崙的大陸封鎖體系，所有港口禁止英國船隻出入，貿易收益一落千丈。成了法蘭西帝國的附屬國，共同對抗邪惡的英國，保護費當然是不能少的。
三、德意志民族何去何從
雖然拿破崙曾經語重心長地對身邊的人說：「如果不是這些討人厭的戰爭，我寧可成為一個安靜度日的數學教師。」然而，他對國家的現代化治理確實下了不少功夫，尤其是對數字管理的執著令人印象深刻。大軍團所到之處，也不遺餘力地推廣這套良善治理藥方。但是客觀來說，他在政治藝術上的造詣，相較於戰場上的天縱英才，還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在德意志民族生活的廣大土地上，拿破崙沒有想過用積極分化的手段，製造這些同文同種人民之間的對立，以穩固法國的統治，反而一視同仁地加以剝削。例如，一直是拿破崙盟友的萊茵邦聯諸國，也需要負擔法國駐軍開支，並承受喪失對英貿易的虧損，還得任由年輕的法國督察官指手畫腳地干預內政。1809年的對奧戰爭，1812年的侵俄戰爭，還得遵守盟約要求出兵，投入不知「為誰而戰、為何而戰」的殺戮之中。結果，歐洲和平沒有建立起來，德意志民族之間的認同感反而急遽強化。這就引導我們進入克勞塞維茲的第三層煩惱：德意志民族何去何從？
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深深困擾著心懷重建普魯士使命的克勞塞維茲。他對霍亨索倫王朝依舊忠誠，封建時代人身依附的傳統觀念還是根深蒂固。所以他全心投入戰爭部的工作，希望建立起一支現代化的新陸軍，以此為工具恢復普魯士的榮光。但是他面臨的挑戰，與法國改革先行者所面臨的環境完全不同。法國發生了大革命，舊政權被推翻了，還經過幾年殺人如麻的恐怖統治。雖然內外交迫、搖搖欲墜，但是既得利益階級的阻撓被降到最低，整個社會的潛力被動員起來，進行攸關生死的戰鬥。
所以法國能在全民皆兵的口號下，組成數量足以與反法聯盟抗衡的大軍，並在戰場上起用真正具有軍事才能的將領，不必考慮他們的出身與資歷。克勞塞維茲卻不可能在普魯士複製這些條件。普魯士的戰敗雖然差點讓國家滅亡，事實上拿破崙一度想過這樣做；但畢竟存活了下來，苟且偷安的情緒在合約簽訂後就迅速蔓延。政治社會體制並未受到徹底破壞，沙恩霍斯特與克勞塞維茲首先要面對的，就是來自內部的阻撓。
國王就不用說了，這位和平愛好者一貫對軍事事務消極以對。軍事貴族也不希望改革動搖他們的特權地位。改良軍事教育機構，讓貴族子弟好好念念書可以，讓其他階級也成為高階軍官，就讓貴族感到威脅了。改革方案還包括徵召民兵、地方義勇軍的建議，這是最快擴大軍隊規模，又不會立刻引起法方壓制的方法。但是這樣的軍事組織，還是不是「國王的軍隊」，又導致激烈的爭議。貴族們心懷猜忌，平民百姓也難以承受更多負擔。改革志士的愛國情操似乎沒有得到多少迴響。
不斷受挫的克勞塞維茲開始質疑：這樣的國家值得救嗎？愈是對國家失去信心，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號召就愈是強烈。1809年法奧戰爭爆發，克勞塞維茲就想加入奧軍對抗拿破崙。但是戰爭結束得太快，他還沒將手上工作交接完畢，奧地利就投降了。他想要與德意志同胞共同對抗法國的願望因此落空。我們必須注意到，克勞塞維茲的民族認同，與當時更為激進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目的論式的訴求不同。後者以費希特等觀念論哲學家為代表，賦予德意志民族的單一國家一個倫理性的地位，最終趨向普世主義的目標。克勞塞維茲則更實際一些，從他個人與普魯士國家之間心理與情感的糾葛，發展出更為現實主義的觀點。他不會對權力政治視若無睹，心理上的好惡終究不像宗教信念式的最終目標一般僵硬，也因此讓他得以更透徹地理解戰爭的本質。
由於普魯士屈從於法國，奧地利也再度被拿破崙收服，整個德意志世界已經沒有抗衡的力量。1812年拿破崙準備入侵俄國，要求普魯士派兵參戰，克勞塞維茲就毅然離開普魯士陸軍，換上俄軍軍服，為沙皇作戰。當時，普魯士軍官必須經過國王親自同意，才能從軍中退伍，不是隨便寫一封辭呈給上級就可以的。普魯士軍隊成為拿破崙多國部隊的成員，共同的敵人是俄國，克勞塞維茲為沙皇作戰，其實就是叛國罪。克勞塞維茲離開柏林幾個月後，普軍的確成立一個軍事法庭要審判他，國王對這樣的行為極為憤怒。
到了俄羅斯，克勞塞維茲以中校參謀的身分進入總司令部工作。由於不諳俄文，官階也不高，他能做的只是靜靜觀察俄軍高層混亂的決策過程。一個讓人不太舒服的現象是，大多數俄國軍官不懂德文，而普魯士軍官不懂俄文，兩者的溝通只能用敵人的母語法文。拿破崙的侵俄之戰，是被氣候打敗的，俄國陸軍能做的就只是四處逃竄，避免與拿破崙正面決戰而已。克勞塞維茲在不同部隊間轉來轉去，事實上也沒有多少貢獻。俄國人表面上歡迎普魯士人來幫忙，事實上並不信任他們，這讓克勞塞維茲對「非我族類」之間的隔閡有深刻體認。
拿破崙的大軍在俄羅斯崩潰之後，俄軍開始轉守為攻。克勞塞維茲此時在維特根斯坦的軍團中擔任參謀，他們正好插在法軍第十野戰軍與從莫斯科撤退的主力之間。第十野戰軍由麥克唐納元帥指揮，部署於立陶宛，三分之二的兵力是普魯士軍，由約克將軍帶領。維特根斯坦奉命向北攻擊第十野戰軍，麥克唐納希望快速後撤到尼曼河接戰。此時約克卻慢吞吞地落在後頭，不希望與俄軍做不必要的戰鬥，折損寶貴的普魯士戰力。因為約克已經與俄軍將領暗通款曲長達幾個月，維特根斯坦瞭解他的意圖，便派克勞塞維茲為代表與約克進行談判，希望普軍保持中立，不要加入戰鬥。克勞塞維茲成功說服約克，麥克唐納自覺兵力薄弱，只好向西繼續撤往奧得河。
此時的普魯士依然是法國盟友，在柏林的腓特列・威廉下令解除約克的指揮權，並要求將他逮捕。但是這個命令被無視，約克等於也叛變了。約克將部隊停留在東普魯士，與當地的容克貴族領主協商進行自治。由於俄軍急於進入中歐追擊法軍，同意了這項政治安排，克勞塞維茲則暫時與普軍一起留下。約克接受克勞塞維茲的建議，動員東普魯士的資源與人力，將部隊擴大，編入了自願的民兵與地方義勇軍。這樣一來，不僅避免俄軍利用政治真空併吞該地，還能對柏林的政權施加壓力，逼他們與拿破崙決裂。面對局勢逆轉，普王於1813年三月離開柏林，在西里西亞對法宣戰。
克勞塞維茲於此時向國王提出正式要求，希望恢復普魯士軍籍。但腓特列・威廉依舊心存芥蒂，用行政與軍法程序為藉口拖延，僅表示如果克勞塞維茲在未來的戰事中表現優異，可以為他破例。這簡直是1806年追求瑪麗的情景再現。
事實上，克勞塞維茲並非唯一投效俄軍的普魯士改革派軍官，但自始至終，只有他被腓特列・威廉嚴厲譴責，承受最多的不公正對待。甚至到戰後，雖然讓他晉升了少將，任命他為戰爭學院院長，還是只給他行政管理的權限，不得干涉教學內容。克勞塞維茲不禁要懷疑起人生了。似乎在個人與國家兩個最親近的層次中，在愛情與事業兩個最直接的面向上，他總是得與階級出身對抗。彷彿一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命定地規範了可以愛的人，限制了愛國的方式。或許這些煩惱，這些挫折，讓他將理想投射到想像的共同體中更為平等的未來？一個強大、自信，不分尊卑貴賤的德意志民族大家庭。
我們並不清楚克勞塞維茲在這方面的想法，因為他從未系統性地闡述民族主義的內涵。但是我們知道，還要再等半個世紀，德意志民族統一運動才會開花結果。耐人尋味的是，從軍事上完成這個使命的老毛奇元帥，1823年進入戰爭學院就讀時，克勞塞維茲就是院長。老毛奇並不是在普魯士從軍的，他出身丹麥皇家陸軍。而丹麥當年被迫加入大陸封鎖體系時，於1807年被英國皇家海軍突襲，所謂的「被哥本哈根」，就是來自這段丹麥海軍被英國全殲的歷史。結果丹麥反而成為法國堅定盟友。老毛奇成為參謀總長後，不遺餘力地推薦克勞塞維茲理論，才使得《戰爭論》這部被忽視數十年的作品廣為流傳。更有意思的是，老毛奇回憶他在戰爭學院所受的教育時，強調當時人文主義式的文化薰陶，才能培養出具有深厚底蘊的將才。畢竟，戰爭是一門藝術，不是科學。而這個體會反而與克勞塞維茲辦學的原則衝突，當初他是希望將戰爭學院變成更專業化的訓練機構的。
如果不是普魯士陸軍變得更為包容，老毛奇也不可能「轉軍」成功，還爬上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更不會有指揮德國統一戰爭的機會。如果不是戰爭部否決克勞塞維茲的教材改革芻議，讓戰爭學院維持德國大學重視人文通識的傳統，也不會有老毛奇這樣的戰略藝術家出現。沒有老毛奇，現在誰還會記得克勞塞維茲？
世事那能總是盡如人意？ （相關報導： 林挺生觀點：德國參謀本部的前世今生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