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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夏季我的羌族地區勘察之旅，主要目的是了解整個地區的梗概，並設法選個最適合的田野調查點。依據我在美國所習的社會人類學，這最好是個與外隔絕的，由經濟生產、社會組織到宗教信仰皆自成體系的一個村落。後來我聽說，松潘小姓溝埃期村便是最偏遠的一個羌族山溝村寨。埃期村也是毛老師（克木杰）的家鄉﹔他是我在羌族地區最早認得的幾個朋友之一。

1994夏季在我學術生涯中發生了一個重要轉變。對曾是年少輕狂的我來說，在此之前兩年得到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又在這一年得到馳名國際學界之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終身聘職，40歲以後的學術生命中還會有什麼可令人振奮的轉變？

1994年夏季我首次來到汶川，在此我認識了幾位威州師範學校的老師。雖然認得這幾位朋友，對往後十年我在本地的田野行旅十分關鍵，但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卻是我在威州大橋頭的一段經歷。

在我進行考察的1990年代，有些人認為毒藥貓傳說只是過去人們的迷信，不足為道，但大多數人認為毒藥貓的確是有。許多人因此不敢走夜路，甚至晚上不敢出外如廁（村寨中的廁所多在屋外）。人們或認為，過去毒藥貓多，現在則少多了。有人出，本地毒藥貓少，上游村寨毒藥貓多；或說，平壩村寨毒藥貓少，高山村寨毒藥貓多。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們雖然懼怕、討厭毒藥貓，但都認為一個村寨沒有毒藥貓也不行；此表現在一個本地諺語「無毒不成寨」之中。

毒藥貓傳說主要流行在岷江上游的汶川、茂縣、黑水、松潘等地。特別是在茂縣、黑水間的岷江支流黑水河流域，這一類的傳說特別多。當時，1990年代，本地老人們談到毒藥貓時仍感到有些忌諱。不過一般來說，大多數羌族民眾認為毒藥貓是從前人的封建迷信，有些年輕人甚至根本沒聽過，或說那只是老年人在擺的故事。因此很明顯的，1990年代時毒藥貓傳說及相關民俗信仰已是一種文化殘餘，它們對應的大約是20世紀上半葉本地社會情境。無論如何，此社會情境在1990年代仍未完全消失，因此我得以由文本（人們對毒藥貓傳說的口述記憶）與情境（當時村寨社會）兩種「殘餘」中，嘗試了解這曾存在本地過去的文化表徵與社會現實。

岷江上游地區是青藏高原東緣的一部份。青藏高原東緣，北起甘肅西南、青海東部，經川西至雲南西北。這是遠古兩個大陸塊相撞擊、擠壓，造成隆起之青藏高原與四川平原中間折皺般的高山縱谷地帶。

我在川西岷江上游羌族村寨從事田野考察的那些年，1994至2003之間，常聽得老年人說「毒藥貓」的故事。本地人以漢話（川西方言）所說的「毒藥貓」，指的是村中能變成動物害人或施毒的妖人，絕大多數都是女人。那些故事，有些聽來像神話、傳說，有些像是陳述本地過去曾發生的往事，有些是述說者自身的經驗記憶。虛構、真實與想像夾雜。對它們，我的研究興趣不在於其中的歷史事實，不在於神話結構及其對應的社會結構與功能，而在於產生神話傳說、人們的經驗記憶與社會行動（閒言閒語某人為毒藥貓）的社會現實。這個社會現實，包括一社會中女性的邊緣地位，人們的群體認同及內部區分、衝突，對外界人群事物的恐懼，等等。有關「毒藥貓」的神話傳說與日常閒言閒語，只是這社會現實的表徵、表相，我藉此探索一種社會本相。

羌族的歷史，是根據幾千年來中國人留下的資料，在近一百年來被學者們研究出來的。透過各種歷史文化書刊，及學校的歷史教科書，這些研究成果化為人們心中一些民族歷史知識。人們經常不懷疑「民族史」的真實性，特別是本民族的歷史。他們所懷疑、爭論的只是這歷史的枝枝節節。因為人們相信，民族在歷史中延續、奮鬥與衰亡；當今各民族都是歷史的產物。

挖藥是一項重要的家庭副業。羌族人對植物的認識，及其觀察之敏銳相當驚人。一個十來歲的年輕人，經常能以本地話（或漢話）說出數百種山中植物的名稱。陪同我到他處村寨去的羌族朋友，經常詢問當地人某種他們沒見過的植物的名稱及特色。他們也很有「神農嚐百草」的精神。他們跟我說某種菌子或果子有毒時，常常都是親身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