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強生（Simon Johnson），及芝加哥大學教授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共享殊榮。
艾塞默魯、羅賓森十多年前出版《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探究國家繁榮富裕的關鍵，在於社會採行何種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去年出版的《權力與進步：科技變革與共享繁榮之間的千年辯證》是艾塞默魯及強生合著，詮釋技術進步很重要，可以讓國家經濟成長發展，但成果不能讓少數人拿走，應由社會共享繁榮，必須透過良好制度設計來避免。
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收集數據，包括2200多個歐洲城市的數據，如國民生產總值、城市化等等。經過經濟計量模型的分析，他們發現兩個重要的變量，決定哪些國家因而興起。
第一個變量是貿易，具體說，就是經過大西洋、通往美洲的貿易。第二個變量就是一國的初始政治經濟制度。例如相同地理位置、氣候、文化相同，但位於美國亞利桑那州的邊境城市諾加里，當地居民相對富裕、也較長壽，許多孩子大都擁有高中學歷，但位於墨西哥索諾拉州的同名邊境城市諾加里，當地居民則普遍較貧窮。
兩者差別，要看國家制度，是否能夠廣泛分配權力和資源，並鼓勵經濟活動。美國「廣納型制度」透過有效運作、透明的民主制度，以及完善法治保障私人財產，讓公民與國家得以積累財富，而墨西哥高壓極權政府下的「榨取型制度」則反之。同樣是海權殖民擴張的英國和荷蘭，比起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因廣納型制度和榨取式制度不同，發展各異成敗立見。
三位獲獎者開創了實證和理論方面的新方法，大大增進人們對全球不平等的理解，找到了導致當今許多低收入國家薄弱制度環境的歷史根源。國家需要足夠強大以提供公共服務和保障秩序，但同時社會也需要足夠強大得以制衡國家的公民社會，防止其濫用權力。許多國家的興衰並非偶然，而是制度選擇的結果。
中國模式可以成另類成功樣板 ?
羅賓森懷疑中國是否能在維持專制政治體制的情況下，還能保持經濟繁榮？他說：「全球歷史上有很多例子，能夠表現良好四十年、五十年。但這種情況不可能維持下去……蘇聯也曾表現出色五、六十年。」艾塞默魯指出，專制政府以政策導向帶來的經濟成長往往並不穩定。
中國龐大市場對西方國家具強大的吸引力，柯林頓因而力主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只要經濟發展到某階段「中產階級」就會興起，可促使中國走向民主。20多年過去了，中國經濟有了極大增長，同時也出現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但中國並沒有走向民主，反而更加獨裁。而且以「中國式民主」試圖推銷其「威權成功體制」，改寫「民主新論述」，迷惑世人，遂其霸業野心。 （相關報導： 風評：李貞秀的「國籍」─賴清德法理台獨的考驗 ｜ 更多文章 ）
習近平身邊意識形態的主要幕僚王滬寧，他是將習近平的願景提煉成一個「超級大國意識型態綱領」的核心人物。他曾在拜登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中國事務高級副主管，對美式民主了解通透。王滬寧稱讚民主是一個長期的願望，但他告誡中國不要急於實現政治自由化。宣稱中國需要一個「中央集權」，而不是民主的現代化模式，避免不穩定下放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導致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價格出現令人痛苦的飆升。建議北京發展新的方式來監督和塑造人們的價值觀。共產黨摸索出如何永遠維持一黨專政的訣竅，那就是控制。新疆和中國全面的電子監視，是防止暴動維持穩定發展必要手段；藉由AI高科技嚴格管控人民才能避免走向俄羅斯失敗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