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美軍向延安派遣觀察組的第80個年頭，筆者早已撰文討論這個在許多人看起來已經老掉牙的問題，為什麼還要在此持續討論呢？大家對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早已不陌生，他從1979年中美斷交以來就被台灣方面形容為導致大陸失守的頭號戰犯，至少在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使華以前是阻礙國軍反共的元凶。
然後是駐延安觀察組的首任組長包瑞德（David D. Barrett）上校，他因為是首任的延安觀察組組長，且曾大力主張援助中共的原因，長期被台灣方面認為是親共人物。可其實在閱讀胡佛研究所的檔案後，不難發現他與中共的關係在政府遷台前已經決裂，甚至還被莫名其妙捲入了刺殺毛澤東的砲擊天安門事件當中，成為中共拒絕往來的反共人物。
馬歇爾晚年同樣後悔了自己在內戰期間偏袒中共的調停政策，轉而全面支持美國政府軍援台灣，協助俞大維採購武器。史迪威沒有活著看到大陸被赤化，但是他戰時主張軍援共軍的前提仍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將共軍指揮權轉移給他，目標仍是逼中共抗日。所以整體來看，中共在美國軍界裡沒有真正的朋友存在。
倒是合稱「戴謝集團」的謝偉思（John S. Services）與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兩位外交官，始終主張美國應該承認延安為不同於重慶中央政府的不同政治實體。他們認為美國自1898年以來實施的「門戶開放」政策到了1944年已經過時，美國不該繼續堅守以蔣中正為首的重慶國民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
相反的是，美國應該承認以延安為代表的另外一個中國政權，承認有「兩個中國」並存的事實。儘管重慶在協助對日抗戰方面確實對美國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他們已判定戰後的中國不會是蔣中正的天下。藉由對河南大饑荒以及敵後戰場上共軍對群眾動員能力的觀察，他們認為統治國民政府的中國精英階級與中國絕大多數草根群眾距離太過遙遠，終將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拋棄。
由留美精英打造的海洋中國
自從1898年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以來，美國便奉行以維護中國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的「一個中國政策」，只與一個美國政府承認的中國合法政府打交道。受到在華傳教士的影響，這個中國政府不只要有能力統治一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的中國，而且最好還必須要是一個推行民主制度的中國，顯然滿清皇朝不符合這樣的標準。
武昌起義後，試圖復辟皇權的袁世凱自然也無法得到美國支持，繼承他的北洋政府則連維繫一個統一的中國都無法維繫，自然更不可能扮演美國所期待的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孫中山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則不僅無法統一全國，還推行親近蘇聯的「聯俄容共」政策，進而鼓吹中日合作反對西方的「大亞洲主義」，都讓美國難以正眼看待。 （相關報導： 風評：送大禮的NCC主委VS.把國會當空氣的閣揆 ｜ 更多文章 ）
要等到信奉基督教又反共的蔣中正，在1928年完成北伐，成立國民政府以後，美國的影響力才開始全面席捲中國。國民政府以華盛頓特區為藍圖建設首都南京，同時又引進美國資金發展航空工業，一個親美的中國政府快速形成。「門戶開放政策」的目標，更伴隨著美國傳教士大規模介入蔣中正推動的新生活運動而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