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全觀點：「國軍」戰史在「國族敍事」與「紅色敍事」夾縫中沉浮

當下存在於中國大陸公共空間中的國軍史蹟，以抗戰紀念建築為最大比重。這些建築，作者認為可歸納為三類：第一類，乃由國民政府修建並存留至今；第二類，乃由國民政府修建、1949年後一度遭到全部或部分毀損、後被重建或修復的；第三類，完全由現在的中國大陸官方（中央或地方）修建，並無1949年之前的建築史蹟作為藍本或溯源（例如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上述三大類別中，第二類、第三兩大類數量最多，第一類則較少。

在重建的國軍史蹟中，又分為官方主導和民間主導兩大類。而中國大陸央地各級官方對國軍史蹟的立場和態度，也呈現出糾葛、反覆、部分承認的多元複雜狀態。

被全面破壞的1950至1970年代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共戰爭中失利而播遷台灣，中共在北京建立新政權（以下稱「北京官方」）。初期，北京官方對包括國軍抗戰紀念碑、公墓在內的國軍史蹟採取的是整體否定態度；改革開放後又採取一定程度的肯定、認同，因而對被破壞的部分國軍紀念碑進行修復。整體而言，面對國軍史蹟，中國大陸方面所採取的方針，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有極大差異；從1949年後初期的否定，到後來以統合「階級政權」與「國族國家」為基本立場，見證了中國大陸的社會變遷。

在共產革命的視角下，中共擊敗中華民國政府的國共戰爭，乃是一場偉大的「階級革命」，新生的政權亦屬「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無產階級政權」。例如國軍抗戰紀念碑和史蹟所凸顯的「由中華民國政府領導抗戰、國軍為抗戰主力」的歷史記憶，與紅色新政權所要倡導的階級革命歷史記憶存在巨大衝突。加之伴隨政權的更替以及台海兩岸的軍事對抗，中華民國政府、國軍從「抗戰的領導者、參與者」成為「革命的對象」，包括國軍抗戰紀念碑、公墓在內的國軍史蹟自然成為了新政權進行空間政治改造的目標。

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國大陸的國軍抗戰紀念碑（塔）、公墓墓、忠烈祠，以及包含東征、北伐、剿共在內的其他國軍史蹟，其國軍部隊不論隸屬何種派系，均遭到了非常嚴重的破壞。破壞者既有官方、亦有對國軍抱持仇恨的民間力量。不少國軍碑、墓、祠甚至在1950年代便已遭到毀損，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破壞行動，在某個程度上只是一個更高峰而已。至於被毀壞的緣由，則多因為國軍碑、墓、祠被視為「國民黨反動遺蹟」。在破壞形式上，有的是鑿毀題款人；有的是完全摧毀公墓或紀念碑以至蹤跡全無；有的是對國軍紀念碑加以改造，使其轉變為帶有共產革命色彩的「解放紀念碑」。赫赫有名的重慶抗戰勝利紀功碑，被改為解放碑，迄今沒有恢復抗戰碑名稱；衡陽抗戰紀念城的紀念碑，也一度被改為解放碑，但在1980年代又改回「抗戰」字樣。 （相關報導： 徐勉生觀點：烏克蘭反攻的意義 ｜ 更多文章 ）

新政權對國軍碑的空間改造，屬空間符號政治的一部分。不過舊有的歷史記憶未必會伴隨政權的更替而完全消失。對不少中國大陸民眾甚至精英階層而言，八年對日抗戰的歲月、尤其是國軍對日作戰史，其刻骨銘心之程度不言而喻。因此，一些民眾甚至地方當局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時段中，盡力以各種方式去保護國軍史蹟。湖南南嶽地方當局在1950年代屢屢抵制上峰關於「清除國民黨反動遺蹟」的指令；雲南騰衝民眾以共產革命標語來覆蓋國軍第一九八師紀念塔塔身，以求保全建築；在江西高安，民眾私下為國軍陣亡將士墓守墓數十載，均乃顯例。在中國大陸開始改革開放、政治環境逐漸寬鬆後，這些維繫歷史記憶的努力，對重現國軍史蹟、弘揚國軍抗戰精神和光榮歷史，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

1980年代的部分恢復

進入1980年代後，被破壞的國軍碑墓祠塔，部分得到一定程度修繕，其原因要從北京官方和中國大陸民間這兩個不同視角進行觀察。就北京官方而言，修復部分受損的國軍碑墓祠塔，固然是中國大陸官方爭取台灣民心、對台灣進行促統方針之組成部分。以馬英九和部分台灣退將很熱衷的湖南南嶽忠烈祠為例，湖南省南嶽文物管理處在一份發於1995年、編號「嶽文物字〔1995〕03號」、名為〈關於確定南嶽忠烈祠紅線圖的報告〉的公文中指出：「為加快對忠烈祠的修復，加強對這一重點文物的保護和管理，對於建設名山、發展旅遊；對於貫徹江澤民同志對台講話精神，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都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此一公文選自周學鷹主編、鄒長青、王偉強、馬曉副主編《南嶽忠烈祠》（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38）一書。

但另一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北京官方為整合中國大陸內部民眾價值觀、塑造國族觀念之需要，所代表的是中國大陸的執政體制從「階級政權」向「國族國家」逐漸轉變的過程。過往諸如大躍進、文革等政治運動造成民眾貧困、社會停滯不前，北京官方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國策，轉而實行改革開放。舊式以計劃經濟、階級革命為內容的意識形態對中國大陸民眾的吸引力下降，崇尚民族歷史記憶共同體榮譽感的國族國家觀念，成為了官方整合民眾思想認同的新途徑。而且伴隨時間的推移，透過修復國軍史蹟來塑造大陸民眾國族意識，也成為北京官方在開展佈展此類工作時更為直接的動因之一。2014年前後，中國大陸的部分國軍碑墓祠，成為北京官方認定的「國家級抗戰紀念設施、遺址」，自此，靜止的建築成為了中國大陸官方祭典活動的載體。 （相關報導： 徐勉生觀點：烏克蘭反攻的意義 ｜ 更多文章 ）

例如2014年9月3日，中國大陸軍方駐武漢的陸海空三軍代表與民眾代表一道登上艦艇，隨後該艦艇駛向位於長江金口的中山艦沉沒水域。抵達水域後，艦艇鳴笛，全體軍人向江面敬禮。隨後，軍人們與民眾代表一道向長江中撒下鮮花，以示祭奠抗日陣亡將士。參加儀式的軍人表示，在中山艦殉國處緬懷先烈，就是要牢記歷史，不忘國恥，居安思危，奮發圖強（參閱孫蒙、洪培舒、維國、永輝，〈駐漢三軍官兵金口祭奠抗日陣亡將士 宜城各界紀念抗日英雄張自忠將軍 〉，《湖北日報》，2014年9月4日，第001版）。2015年9月4日，雲南省各界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大會在騰衝舉行。騰衝亦是國軍滇西抗戰的重要區域。各級文武長官、軍人、學生、抗戰老兵及後裔、支援抗戰之南洋機工及後裔、各界人士约2000餘人参加大会。大會於上午9時開始，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其後全體與會人士向陣亡軍民默哀。作為中共滇省最高長官的雲南省委書記在致辭中讚揚國軍中的滇軍部隊在台兒莊戰役、武漢會戰、中條山戰役、長沙會戰、贛北會戰等諸多大型作戰中的功績；回顧並稱頌了騰衝、松山、龍陵、遠征軍入緬等戰史；強調了滇緬公路、滇越鐵路、駝峰航線、中印公路等抗戰生命線的重要性；寄以抗戰精神激發民眾愛國愛鄉之情懷（參閱瞿姝寧、陳曉波、賈云巍、朱金磊，〈銘記抗戰歷史弘揚抗戰精神 同心譜寫好中國夢的云南篇章〉，《雲南日報》，2015年9月5日，001版）。2019年清明節之際，江蘇南京官方代表、中國大陸軍方東部戰區軍人代表、大中小學生代表、空軍烈士親屬代表、企事業單位代表共500餘人在當地的航空烈士公墓參加「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的悼念活動（參閱付奇，〈各界人士憑弔抗日航空烈士〉，《新華日報》，2019年4月5日，第2版）。

上述三個紀念活動，具體形式各有不同，但亦有相同元素：均有軍人參與其中；均有緬懷祭悼環節；均強調抗戰史對現世的強國強軍意義。由此可見，強化對日抗戰的歷史記憶、倡言以國族價值為內涵的愛國主義，始終是中國大陸類似活動的主旨。但這種歷史紀念儀式，並不是只以國軍為紀念對象。實際上，較之於國軍，對晚清北洋海軍的紀念活動更是顯現出北京官方對此類國族敘事的堅持。2014年7月25日是甲午戰爭爆發120週年紀念日。中國大陸北海艦隊400餘名軍人前往清代北洋海軍提督署所在地劉公島，參加「銘記甲午恥、踐行強軍夢」宣誓簽名活動。當日上午八時，參加活動之全體軍人肅立於「海魂」紀念碑前。此紀念碑係中共威海市政府於1988年為北洋海軍建軍一百週年而建立。其後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懸掛滿旗的兩艘艦艇拉響時長120秒的汽笛，軍人們在汽笛聲中低頭向北洋海軍陣亡軍人默哀。默哀畢，由8名儀隊士兵抬起4個花籃獻予「海魂」紀念碑。獻花儀式結束後，中國大陸海軍軍人前往「北洋海軍忠魂碑」舉行宣誓禮。此忠魂碑亦由中共威海市政府建造。軍人宣誓誓詞為：牢記歷史，聚力強軍，維護海權，圓夢海疆。緊接著，由士兵托起寫有「銘記甲午恥、踐行強軍夢」的橫幅，數百位士兵依次在橫幅上寫上自己的姓名（參閱王慶厚、张腾飛、劉小兵、尚文超，〈銘記甲午恥、踐行強軍夢——北海艦隊紀念甲午戰爭爆發120週年〉，《光明日報》，2014年7月26日，03版）。

今日中國人的國族觀念與晚清史密不可分。在中國大陸，民眾甚少為南宋亡於蒙古、明代亡於滿清而產生到沉重的國族情感。蓋因晚清的內憂外患及國際格局的改變，使得中國從古代朝貢體系下的天朝上國向近代意義上的國族國家轉型。在此轉型期間的戰爭、改革、革命，成為了今日中國及海外華人國族意識的淵源和歷史記憶。這樣的歷史記憶，使得絕大多數中國人將甲午戰爭視為對日抗戰的前奏、將對日抗戰視為甲午戰爭的延續。國軍於對日抗戰時期的諸多紀念碑或公墓的碑文誌銘，亦會將甲午和抗戰進行連結。視自身為國族歷史承繼者、國族利益捍衛者的北京官方亦是如此。1997年中共舉行第十五次全國黨代會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論述。自此，「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令大眾耳熟能詳的中共的政治綱領與執政願景。與這一論述相匹配，在中國歷史特別是近現代史的敘述上，中國人自晚清以來的禦侮戰史——不論是甲午戰爭抑或國軍的對日抗戰，均透過公共空間的紀念活動，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正當性、必然性的淵源，國族戰史不再孤立存在，而是被納入於革命史、民族復興的論述框架中。 （相關報導： 徐勉生觀點：烏克蘭反攻的意義 ｜ 更多文章 ）

國族敘事與紅色敘事的擺蕩、糾葛

不過需進一步耙梳的是，面對國軍戰史特別是抗戰歷史這一兼具歷史和現實功能的複雜議題，中國大陸官方一直在「塑造國族價值觀」和「維繫源自階級革命的歷史法統」這兩者間求取一種微妙的動態平衡，也會糾葛和擺蕩。形成這一狀態的根源乃是：抗戰中的中華民國政府、國軍，後來在國共戰爭中，與中共軍隊乃是勢不兩立的對手；北京官方基於國族歷史和政治現實的考量需要部分承認國軍抗戰的史實，但又不希望因此淡化了中共軍隊在抗戰中的角色，蓋因中共軍隊在抗戰中的角色和地位，與推翻國府在大陸統治的共產革命合法性緊密相連。在中國大陸，「階級政權」的政體特質會被淡化，但不會徹底消失，因為這是中國大陸現行制度的法統所在。是以，承認和接納國軍抗戰的部分史實，是以不否定共產革命史的正當性、不動搖北京官方現在的執政地位為前提的。

但無論怎樣，「中共軍隊乃抗戰中流砥柱」這一歷史敘述，北京方面從未後退半步。在此時空背景下，中國大陸民間的抗戰史觀，呈現了一定程度的分裂情形。具體而言，在2011年前後民國熱的催動下，褒揚國軍抗戰、讚美參加抗戰的國軍將領，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的一種流行，更成為一部分中國大陸民眾隱晦表達對中國大陸官方不滿的方式。民國粉、國軍粉等「國粉」社群在網路上的活動成為引人關注的現象。同時，伴隨改革開放帶來的貧富地位改變甚至分化，亦有部分中國大陸民眾對毛澤東時代持懷念態度。這一類民眾對國軍抗戰的正面評價較少甚至趨近否定。雙方代表了中國大陸內部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與歷史觀，並在輿論場上展開了論爭。近來關於國軍衡陽保衛戰題材的歷史電影《援軍明日到達》被下架以及激烈論戰，就是這種分裂歷史觀劇烈碰撞的產物和結果。

北京官方對上述社會脈動非常明瞭。面對懷念毛澤東時代的社群民眾和官員，官方以「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作為回應。「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具體含義為：後三十年歷史（1979至2009）是指改革開放後的時間段，前三十年歷史則指從1949年至1979年，即廣義的毛澤東時代，二者之間不能相互否定。

而面對「國粉」，官方除進行正面輿論反擊外，亦會從歷史視角去強調中共武裝在抗戰特別是敵後作戰中之作用。而針對民間部分輿論高揚國軍抗戰功績的輿情，官方會將其中部分帶有攻訐中共抗戰成果或質疑中共革命合法性的言論視為是「歷史虛無主義」（Historical Nihilism）的表現形式而加以反駁。2014年10月10日的中共《環球時報》在其當日報紙第15版發表題為《病態的「民國熱」是對歷史的侮辱》之社評，認為民國熱是「一個意識形態甚至政治工具，來挑戰大陸社會的主流歷史觀和對現實政治的認識，他們的鼓吹就不再是小資的東西，而是在搞惡意欺騙，他們的把戲應當毫不客氣地予以揭穿。」

因此，在既不能完全否定國軍抗戰史、又不能讓國軍抗戰議題成為衝擊中國大陸官方執政地位的微妙氛圍中，求取動態平衡將會是北京官方當下甚至可預見未來處理抗戰史的一種常態。 （相關報導： 徐勉生觀點：烏克蘭反攻的意義 ｜ 更多文章 ）

呈現國軍歷史　同時避開國共摩擦

對日抗戰中的國軍，在國、共、日、偽四方犬牙交錯的區域，與中共軍隊的關係極為微妙。雙方是理論上的友軍、袍澤——畢竟，抗戰時期的中共軍隊，也在國軍序列中。但實際上，雙方彼此很清楚，大家分屬不同陣營，仍舊存在敵對因子。抗戰時期，國共衝突屢屢出現。這種「亦敵亦友」的微妙狀態，對今日中國大陸的國軍歷史書寫和記錄，有很大影響。抗戰時期，國軍部隊與中共軍隊發生軍事衝突，有時亦會作為戰史被記錄在紀念碑或公墓的誌銘記文中。在此類文獻中，國軍部隊大致沿襲第一次國共戰爭之稱謂，多以「匪」之表述稱呼中共武裝。以安徽潛山的國軍第一七六師公墓為例，由范苑聲撰寫的墓志銘清楚記載「兼任剿匪…又於期間，剿除奸偽匪徒二千餘，匪患已紓」，1946年出版的《安徽文獻》亦是全文登載墓誌銘。不過，2016年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安慶新文化百年1915-2015》（隨筆卷）在收錄第一七六師墓誌銘時，將涉及「匪」之文字悉數刪除。刪除原因，究竟是編者的上一手文獻來源便已是刪除文本、抑或是為順利出版之需要而刻意刪除，無從得知。但可以據此看出，對日抗戰時期的國軍與中共武裝之關係，在中國大陸仍屬極為重要之議題；史家力求在歷史真實與現實間求取平衡，即在褒揚國軍抗戰的同時，會謹慎呈現甚至迴避國軍與中共方面之摩擦歷史。

民間：弘揚國軍歷史之希望所在

較之於官方，中國大陸民間對國軍抗戰史的關注探索熱度則持續存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伴隨網路興起及資訊流通方式的多樣化，中國大陸民間對國軍在抗戰中的評價漸趨正面，甚至步向主流。在2005年以後，中國大陸民間對國軍史蹟的發掘更為主動，諸多國軍紀念碑乃是在民間呼籲甚至募款下獲得修復。關懷國軍老兵的民間活動更是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中國大陸官方對民間弘揚國軍歷史、發掘和修復國軍史蹟、關懷國軍老兵的活動，政策上是採取不支持、不介入、不參與、不反對的方針；如果不得不參與和支持，特別是史蹟修復，那也是民間先行、官方跟進。

中國大陸民間對國軍歷史的緬懷，是一個非常重要和令人感慨的符號。這既反映了民國熱的影響，也體現了國族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民間的深厚基礎，但更是中國大陸人民對國軍歷史悲情的哀傷和痛惜。關於這一點，連中國大陸極左人士也不得不承認：在上海，紀念解放軍1949年擊敗國軍、攻佔上海的紀念碑幾乎冷清到無人問津，但紀念國軍八百壯士在1937年淞滬會戰中死守四行倉庫的遺址紀念館，卻是佈滿了鮮花、香煙、食物、祈福卡片——而且這些都是民眾自發。這背後的含義和社會脈動，才更加重要。 （相關報導： 徐勉生觀點：烏克蘭反攻的意義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哲學博士、新聞評論人。著有《銘誌天星：國軍紀念碑百年激盪史》（黎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