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來，多少中國人被迫流產，又有多少人為罰款揹債；人口學者梁中堂說，計劃生育是一面鏡子，反映中國的落後，如果只是毫無批判地結束了這項政策，那還是沒有進步。
70歲的梁中堂是中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人口專家委員會第一至第六屆專家委員，曾任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他是享有中國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卻也一輩子都和官方政策不同調，在大陸主要實行一胎政策時，爭取設立允許二胎的山西翼城作為「計生特區」試點。
中國很可能在2019年結束長達40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在這項「基本國策」將走入歷史之際，梁中堂接受記者專訪，回顧中國的一胎化政策、自己做過的抗爭努力，以及如今計劃生育政策將劃上句點的感受。
早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就提出了節制生育的看法，但並沒有強制要求民眾生育數量。
1979年，大陸政府要推出只准生一胎的計劃生育政策時，梁中堂覺得這對農民的衝擊實在太大。經過測算，他提出兩胎制。「我是第一個用『人口老化』這個理由反對一胎化的」，當年還沒有這樣的專有名詞。在往後十幾年間，他幾乎是唯一在生育政策上公開持反對意見的體制內學者。
然而，各地的計劃生育條例已經紛紛制訂，直到1980年規定細化，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第二胎；1982年將計生政策對象分為農民、城鎮居民和少數民族，允許生女兒的農戶可以生第二個孩子、少數民族可以更寬鬆。整體上，仍將1979年開始實施的主流政策概稱為「一胎化政策」。
1984年，梁中堂寫了一份報告給時任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以1982年人口普查為基礎測算，建議實行「二胎」政策。
他看過內部文件，知道胡耀邦和時任總理的趙紫陽都覺得全民普遍二胎沒有問題，「但不知道哪裡卡住了，應該是國家計生部門不願意（推新政策）」。但梁中堂說，他沒有確鑿的證據。
1985年，他再次寫信給胡耀邦，信中提到「處罰農民不該是共產黨的政策」。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同意讓他在山西省臨汾市翼城縣做試驗。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趙紫陽下台。有高層提到翼城時，說那是「趙紫陽的翼城試點」。梁中堂特別在1990年的一場會議上說，這不是趙紫陽的試點，是學者的試點，保住了翼城這個生育政策的特區。
整個一胎化政策實施的期間，梁中堂都有無力感，但他沒有放棄爭取試點，「無論怎麼說，你還是披著一張人口學家的皮，總比一個農民在那邊呼喊有用。」
1990年代，梁中堂看了很多資料，思想產生轉變。他不再相信計劃生育，二胎的限制也不應該。早期的梁中堂還相信中共宣傳：「人口太多會阻礙經濟發展」，以及「外國人害怕中國發展，所以用人權理由反對中國實施計劃生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