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五十年以來，國際貿易自由化促進全球經濟成長發展。自由貿易通常顯著豐富提升全世界民眾的經濟生活品質，許多貿易夥伴長年尋求互惠，積極減少關稅、配額、禁運、外國投資限制等等的國際貿易壁壘。近年美中貿易戰爭當中，美國政府透過鉅額關稅與投資限制，嘗試降低對於中國大陸民生貿易的依賴程度，試圖反華脫鉤去風險。近年來拜登政府嚴正呼籲，美中兩國應維持公平互惠的雙邊貿易關係，世界貿易組織持續幫助解決多國貿易糾紛，拜登政府希望鞏固國家安全與科技領導的雙重國際地位，西方盟國應當加強人工智慧演算法、高速網路通訊、半導體晶片、稀土、活性醫藥原料、電動車等等的全球供應鏈。全球貿易夥伴必需共同努力，適度減少世界碳排放，遵循堅守嚴謹的相關環保法律規範，國際貿易新秩序講究更加廣泛的多邊優惠協議與跨境契約慣例，達成世界各國的非經濟政策目標，實踐新世紀覺醒資本主義的長遠永續經濟發展〔ESG woke capitalism〕。
二十世紀四○年代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全球政治領導人積極擁護國際貿易自由化，這些領導人堅信，更加開放的國際市場將能夠促進經濟成長發展、良性競爭、科技創新等等，顯著豐富提升全世界民眾的經濟生活品質。事實上，戰後世界各國首先透過國際關稅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積極追求國際貿易自由化的這些主要好處，然後九○年代中期，關貿總協定轉變成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千禧年初期中國大陸與台灣相繼加入世貿組織，許多西方政府，特別是柯林頓與小布希先後執政的美國政府，積極盼望中國大陸，逐步走上全球富裕民主國家的政經自由開放路徑。然而，九○年代以後三十多年，台灣成為東南亞新型開放民主社會，中國大陸仍然維持中央專制的政府型態，落實國家資本主義，建構中共當局「富有中國特色的工業貿易政策」，妥善保護關鍵產業當中，國營事業與中小企業的共生繁榮。
九○年代至二○二○年，世貿組織透過多邊協議，適度影響全球平均關稅下降至少五個百分點，這種普遍關稅銳減，直接幫助低所得國家脫離貧窮：中國大陸的出口貿易關稅下降超過二十八個百分點，印度關稅下降超過五十個百分點，巴西關稅則下降超過十個百分點。這種世界貿易秩序有效推動，雙邊貿易協定與區域貿易協定的茁壯發展，自從九○年代直至二○二○年，全世界激增三百多種自由貿易協定，這種結構變化影響全球平均關稅又降低至少三個百分點。
這種自由開放的世界貿易體系直接影響，全球跨境貿易占經濟產值總額的比例爆量增長，七○年代初期此比例不到三成，二○二○年中此比例已經達到六成五，同樣期間當中，中國大陸作為主要民生世界工廠的全球供應鏈〔包含日本、南韓、越南、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等〕，順勢增長超過五成五。基本上，全球貿易增長源於急遽降低的跨境運輸成本與經濟政策風險，近年實證研究發現，經濟政策風險大幅降低，有效解釋中國大陸最近三十五年出口貿易成長的三分之二。
國際貿易新秩序當中，跨境成本差異自然成為比較利益法則的正當形式，許多西方政府將其自由貿易的相關法律規範措施，當作實踐非經濟目標的新途徑。除了自由貿易本身以外，這些非經濟目標還包括國家安全、環境保護、勞工協調、科技發展、技術創新、菁英與民眾之間的社會衝突調解。自由開放的全球市場不僅提供自由貿易與經濟成長的美好果實，這些開放市場還會採用更高標準的環境保護、社會和諧、企業治理等等實務解決方案〔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rules and regulations〕。
近年實證研究顯示，其它條件不變情況當中，全球價值鏈參與度提高十個百分點，國民經濟人均所得顯著成長大約十三個百分點，因此，更開放的自由貿易通常顯著提升強化世界各國普遍民眾的經濟生活素質水準。美國全球貿易委員會同時指出，實證調查發現國際貿易自由化程度較高的貧窮國家當中，經濟成長率高出二至二點三個百分點，長期而言，自由貿易的經濟利益通常應該遠大於相關成本費用，國際貿易自由化應能夠豐富強化世界各國絕大多數民眾的經濟生活。
目前亞太十五個國家已經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這項協定是中國主導的全球最大貿易區塊，透過適度調降關稅與其它貿易壁壘，加強落實國際貿易自由化。英國脫歐以後，雖然英國與附近歐盟鄰國設置新型貿易壁壘，雙方仍力求維持跨境互惠的貿易待遇，這種優惠待遇應該覆蓋雙方至少八成以上的雙邊貿易。數位市場當中，美國、英國、歐盟、加拿大等等的貿易大國持續討論人工智慧、高速網路通訊、電子商務、雲端服務等等的全球數位貿易標準規則。
然而，自從二十世紀九○年代中期以來，世貿組織並沒有妥善落實全面國際貿易自由化。這方面缺乏實質進展，通常反映人們普遍認為國際自由貿易的意識形態，無法滿足實現經濟成長與社會均富的隱性承諾。先進富裕國家當中，許多政治領導人熱衷推動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但是當權政府面臨遭遇國內保護主義人士的強烈反彈，這方面需要研擬針對傳統夕陽產業的轉型升級計畫。人們普遍抱怨國際貿易自由化既創造特定產業的贏家，同時也創造特定產業的輸家。贏家通常是資金實力雄厚的跨國企業，它們長年大力斥資遊說，歡迎當權政府透過雙邊或區域自由貿易協定，削減關稅、配額、禁運、跨境投資限制等等的自由貿易壁壘。輸家通常是國內傳統夕陽產業，由於國際自由貿易遺留下來許多國內低技能勞工，嚴重造成勞動市場供需失衡，目前美國拜登政府已不再隨意提出關稅威脅，然而自從川普政府以來，面對中國長年違反雙邊公平互惠貿易準則，美國已經針對價值高達三千七百多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課徵鉅額的懲罰關稅。
儘管戰後世界擁護更加自由的國際貿易，長年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民意支持與國際認同，好像座落於相當脆弱的政治基礎上面。因此，我們解析探討近年各國政府經常透過國際貿易新秩序，積極實現非經濟政策目標，這些非經濟目標還包括國家安全、環境保護、勞工協調、科技發展、技術創新、菁英與民眾之間的社會衝突調解。開放市場受惠源自自由貿易與經濟整合，這些開放市場極可能效法覺醒資本主義的普遍標準與最佳實踐，這種新型世界貿易秩序當中，全球經貿發展的多邊監理規則，通常順勢反映政治權益與主流民意的複雜互動。
美中兩國應該都能夠成為全球貿易體系當中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
過去數年，中國大陸違背世貿組織規則的基本精神，試圖濫用世貿組織的糾紛解決機制，此外，美國川普政府單邊決議針對中國，課徵鉅額的懲罰關稅，近年拜登政府限制特定高科技產業的外國投資、技術分享、出口貿易等等，積極避免中國政府或跨國企業掌握關鍵科技的知識資源。事實上，美國政府為了更健全更完善的國家安全與科技領導地位，針對中國實施這些懲罰關稅與外國投資限制。美中兩國極可能無法避免經濟衝突競爭，因此雙方變得強硬起來，美中兩國都藐視多邊貿易體系的基本原則：世貿組織規則應該代替政治權益，妥善規範全球貿易互動。國際貿易體系當中，美中兩國應該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不僅應當順勢接收自由貿易的經濟成長果實，還需要解決全球環境惡化、勞資失衡的社會亂象、科技創新、技術共享、菁英與民眾的社會衝突等等非經濟問題。
歐巴馬執政時期當下，美國人普遍將其中國大陸經濟繁榮，當作是合情合理的全球經濟整合理想成果，然而，自從川普政府以來，近年中國經濟崛起似乎對於美國軍事國防、科技研發、經濟成長等等的全球領導地位逆勢衝突，某些國際政治關係學者指出，當前美中兩國極可能已經深陷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為了順勢因應這場衝突，拜登政府保留川普執政時期針對中國進口商品課徵的懲罰關稅，此外拜登政府對於中國啟動新型外國投資限制與進口管制，特別將其華為、中興通訊、字節跳動等等中資企業，列入戰略威脅美國本土國家安全的外國實體黑名單，美國政府的這些早期預防貿易措施極可能幫助遏制近年經濟實力崛起的中國大陸，儘管如此，這些貿易措施並不符合世貿組織自由貿易規則的基本精神。
同時，拜登政府並不積極加入全面進展跨太平洋貿易夥伴關係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即使這項協定包含中國大陸國營企業與反競爭商業行為的相關規範條款。近年美國、歐洲、日本三邊貿易談判重點重新聚焦，因應低成本中國進口商品國家補貼的新型規則，這些多邊貿易談判進展促使美國雙邊貿易關係，變得異常黯淡。隨著美中貿易關係惡化，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全問題的界線，變得越來越模糊。反華脫鉤去風險的美國優先概念，已從狹隘的長期美中軍事競爭擔憂，擴大演變成為「美國科技暫時領先」的短期思維。
當前全球多邊貿易體系當中，習近平領導的中國政府拒絕接受，所有關於中國無法充當負責任利害關係人的普遍抱怨。近年來，習近平政府迅速核准中國大陸正式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還有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hina-E.U.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CAI)〕。此外，完全沒有美國干預的國際情勢當中，習近平政府試圖要求加入跨太平洋貿易夥伴關係協定〔CPTPP〕，這項協定現有成員非常清楚，中國大陸目前相當程度背離違反世貿組織的相關法律規範準則，同時中國政府繼續加強單邊國內防禦措施，這些防禦措施包括中共當局制訂新科法律，對於嚴謹遵守外國經濟制裁〔特別來自美國與西方盟國〕的數家跨國科技企業，實施暫時漸進的罰則條款。
美國或許應該徹底改革世貿組織的跨境貿易糾紛解決機制。近年來，每個月都有上百個世貿組織成員逕向美國與西方盟國，呼籲強調公平貿易至關重要，強烈要求應恢復世貿組織的合法上訴機構。目前世貿組織以外，美中兩國經常占據主導地位，無故破壞其它國家的貿易上訴機會。橫跨亞洲與歐洲兩大貿易板塊，超過二十五個世貿組織成員嘗試建立自身的公平貿易上訴機制，然而，英國、日本、印度、南韓、台灣等等的主要貿易夥伴，寧願選擇不加入世貿組織以外的任何替代上訴機制。這樣缺乏合法正當貿易糾紛解決機制的國際貿易新秩序當中，多邊貿易僵局更急遽擴張地緣政治的緊張情勢，任何雙邊貿易紛爭極可能演變惡化，某方透過關稅威脅、商品禁運、投資限制等等貿易壁壘，對於另方提出有毒無用的政治指控。世貿組織或許並不完美，但是作為公平互惠的貿易規則體制，世貿組織遠比超級大國，按照自身偏好區隔瓜分全球貿易經濟成果，更具備合理正當性質。
各國政府應輔助確保人工智慧、高速網路通訊、半導體晶片、電動車等等的全球供應鏈更加具備彈性。
新冠病毒疫情期間，許多國家面臨口罩、疫苗、呼吸器等等醫療防護產品嚴重短缺問題。近年來，更多國家面臨其它科技產業當中，全球供應鏈量產短缺的同樣問題，這些科技產業涵蓋半導體先進智能晶片、高速網路通訊、電動車、鋰電池、稀土、活性醫藥原料等等。為了保障更完善的國家安全，美國拜登政府試圖大幅縮短這些全球供應鏈，對於美國與西方盟國而言，現代產業政策應該要求高科技工廠、機器、其它資本密集的量產設施順勢帶回美國或西方盟國的境內本土，這樣歐美消費用戶能夠獲取最大經濟利益。新冠病毒疫情期間，人們擔憂外國供應廠商可能犧牲短期貿易流量，妥善保護長期國家安全利益，當時美國與英國當時要求新冠疫苗廠商，優先提供自身國內民眾接種疫苗的難得機會，澳洲、加拿大、馬來西亞等等其它國家則確保後續投資，極力支援新冠疫苗量產的最後階段。綜合考量，嚴重世界危機當中，外國供應廠商可能變得不可靠，這種短期效應是全球供應鏈特別脆弱的連結點。
目前美國華盛頓當局當中，富含政府干預的新貿易產業政策，影響貫穿美國白宮、國會參眾議院、獨立智庫、特別利益團體等等。拜登政府透過發布行政命令，直接要求所有相關政府機構，特別針對半導體晶片製程、高速電信網路、物聯網、大型語言模型主導的生成人工智慧〔Generative AI of 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徹底審核相關的全球供應鏈，拜登政府體認這些全球供應鏈應當變得更有彈性，適度因應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風險餘震。此外，拜登政府透過高達兩兆美元的《重建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積極廣納商業激勵誘因措施，大幅增加針對氣候變遷、醫藥保健、通貨膨脹、經濟均富等等社會經濟政策的財政預算。自從拜登勝選以來，總共高達兩千五百億美元的《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提撥五百億美元資助半導體晶片製程，另提撥八百億美元資助人工智慧、生醫研發、機器製造自動化，再提撥兩百三十億美元資助太空導航、超過百億美元資助加州矽谷以外的科技研發中心。
西方領導人已從兩項基本方面，積極證明這種新貿易產業政策的合理性。首先，新法源有效維護美國、英國、加拿大、歐洲等等全球科技領導地位。再者，這種法源保障將以高技術，重振歐美各國的經濟成長發展。基於國防安全的政治考量，相當程度軍事獨立自主本身具有強大生存的硬實力，這方面半導體晶片的先進製程，對於軍事武器與導航飛彈至關重要。此外，自從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來，這種國防安全與地緣政治雙重考量，自然變得意義重大。目前台積電生產全世界最先進的半導體晶片，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台灣是美國重要科技盟友；國共內戰當中，中華民國政府失利，撤退遷徙至台灣本島，至今中國堅持聲稱台灣是祖國大陸的地方省分。前述事實讓北京當局相當焦慮，後述事實則讓華盛頓當局感到擔憂。近年拜登政府覬覦獨佔某種自主獨立的半導體晶片生產能力，因此強烈要求台積電前往美國設廠，適度縮短半導體先進製程的全球供應鏈。自從前些年美國川普政府發動美中貿易戰爭，大幅課徵中國企業關稅，這些地緣政治與雙邊貿易的非經濟特殊考量，已然加劇拜登執政當下更加廣泛的反華投資情緒。
對於歐美各國政府，現代新型產業政策的關鍵優勢特點，通常著重人工智慧、生醫保健、綠色能源轉型、量子電腦雲端服務、半導體晶片的先進製程等等。短期來看，超額市場需求極可能推高投資成本費用。長期來看，超額市場需求同時可能反映供給過剩，新型產業政策的軍備競賽將會加速半導體晶片、高速電信網路通訊、物聯網、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演算法、量子電腦等等資本密集產業的經濟循環周期。歐美資本主義的擁護群眾並不熱衷過度浪費財稅預算，這些群眾期望各國政府應積極支援具有明確投資績效的商業研發構想，這種新思維觀點充分反映適度政府干預的全球總經趨勢：新型產業政策應當幫助重新挑選全球自由貿易與科技發展的龍頭贏家。
公平互惠的貿易協定間接透過優質嚴謹的勞資標準法規，更加妥善穩健保障基本人權。
近年來，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完全取代先前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新協定當中涵蓋貿易糾紛調解的快速反應機制，倘若墨西哥無法嚴格執行更優質更嚴謹的勞資標準法規等等，此機制將會導致美國對於墨西哥的出口商品，即刻課徵鉅額關稅，這種關稅威脅有效幫助美國海外墨西哥勞工，提供具有實質成效的法律保障，這些海外勞工將會對於美國進口商品的量產過程，帶來實質貢獻。這種國際貿易案例當中，美國政府透過多邊貿易政策，有效保障海外勞工基本人權與勞資權益。
具體而言，多邊自由貿易協定有效促進美國海外的國家地區，實施更優質更完善的勞資標準法規。例如，海外勞工應該具有集會自由，多數加入將以勞工權益優先考量的專業工會，另外，工會積極幫助協商足夠優渥的勞工薪資待遇、績效獎金、公平就業的工作條件等等，外國雇主不應該干涉工會的相關權益決定。此外，更高更優的勞資標準應該確保廢除童工或任何其它形式的現代奴役、債役、低技能勞工剝削行為等等。同時外國雇主不得基於種族、年齡、性別、宗教、國籍、任何其它人口特徵等等，歧視海外勞工，所有海外勞工都應該享有平等就業機會與公平薪資待遇。外國雇主應該根據《職業安全健康法案》〔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ct (OSHA)〕當中標準法律規範，提供海外勞工安全健康的專業工作場所，外國雇主必需提供足夠完善的防護設備、職前教育、發生事故或疾病時候的醫療護理服務。
透過這種新貿易協定，美國政府積極運用間接企業管理的獨特政策槓桿，有效確保海外更高更優的勞資標準法規。這種新型政策思維透過至少三項主要方式，徹底影響美國、英國、加拿大、歐洲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除了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等公平互惠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許多先進富裕國家先後加入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還有貧窮落後國家當中的單邊限制外國投資與出口貿易管制。過去數十年，多邊自由貿易協定順勢通過新勞工條款，有效解決工會、童工、勞務剝削、就業歧視的社會經濟問題。美國貿易代表部門〔USTR〕將會嚴格執行美墨加貿易協定〔USMCA〕與後續多邊貿易協定的勞資均衡條款，拜登政府將其海外勞工權益，當作未來貿易政策的核心方針。目前快速反應機制已獲得早收清單的實際成果，墨西哥某家汽車零件的龍頭廠商透過正當合理的訴訟，實際捍衛勞工權益與基本人權，另外近年來，墨西哥市值最高的前十五強企業承諾，未來工會選舉當中應該長期保持中立，這些改革過程順勢激勵美國其它海外貿易夥伴，遵循堅守更高更優的美國勞資標準與法律規範。
除了多邊貿易協定，歐盟通過針對貧窮落後國家的互惠貿易協定，對於違反人權與勞工剝削的特定落後國家，實施單邊限制外國投資與出口貿易管制等等經濟制裁。歐盟加強歐元區的自由貿易優惠制度，這種優惠制度吸引開發中國家，適度削減關稅，並且配合實施先進國家的高標準勞工權益保障措施，這些開發中國家包含巴西、馬來西亞、印度、印尼、奈及利亞、越南等等，這些國家再向歐盟舉證表明，各國勞工沒有遭遇勞務剝削、歧視、任何其它形式的就業經濟失衡事件，隨著雙方關稅適度向下修正，雙方區域貿易關係逐漸緩和。放眼全世界，這些全球趨勢有效幫助更多國家透過雙邊或區域貿易協定，徹底強化世界各國低技能勞務的基本權益保障。
為了有效防止外國企業侵犯勞工的基本人權，英國、德國、西班牙開啟盡職調查以後，目前歐盟著手相關立法，適度要求國內貿易企業，針對外國供應廠商，每兩年進行勞資權益均衡的相關盡責查證〔due diligence〕。近年來，美國政府開始協同邊境保護當局著手調查，外國企業與其它相關全球供應鏈的勞資人權保障問題。另外，世界七強貿易大國相繼討論研擬多種合作管道，幫助中小貿易企業審慎判斷，外國供應廠商是否牽涉勞資失衡或侵犯基本人權的境外營運處所。
世界各國政府正持續協調，單邊逕向跨國貿易企業通知匯報中國大陸負面的人權紀錄。世界七強貿易大國的政治領導人共同表示，他們特別關注農業、重工業、太陽能、服飾行業全球供應鏈當中，勞務剝削與童工等等的人權問題，其中包含特別令人擔憂的中國新疆與西藏等等邊疆地區，美國拜登政府透過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等等的官方管道，正式建議某些跨國貿易企業迅速撤回大陸投資。澳洲、法國、德國、日本等等其它國家政府則警告跨國貿易企業，審慎通過中國大陸這些地區的海外供應鏈。綜合考量，這些公平互惠貿易協定與跨國供應策略幫助維繫擴張，更完善更優質的勞資標準法規與基本人權保障，這種良性全球經濟趨勢，已經成為國際貿易新秩序的重要指南。
國際貿易新秩序幫助推動國家安全解決方案，積極因應氣候變遷、再生能源轉型、環境保護等等的全球社會問題。
近年實證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美國人認為環境保護應該是當前白宮與國會的首要任務，另外調查顯示，大約三成五的歐洲人認為氣候變遷與極端天氣造成的經濟災害是全世界最嚴重的問題〔排名列於貧困饑荒與缺乏乾淨飲用水以前〕，因應氣候變遷趨勢，全球各國透過巴黎氣候協議，積極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的長期目標。
國際貨幣基金最近實證研究顯示，全世界各國政府每年支援化石燃料補貼的財稅支出，尚未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千分之五，同時，目前世界各國政府對於高碳汙染企業量產的出口商品，課徵太低的跨境關稅，這樣全球各國無法順利達成二○五○年淨零碳排放的長遠目標。綜合考量，碳排放密集的出口商品關稅相當低，碳排放密集高低的出口商品兩者之間的差異，等同每噸碳排放的隱性國家補貼八十五美元至兩百美元左右。
全世界人們越來越體認貿易與環境兩者之間的高度關聯，過去五十多年以來，美國對於鄰近的加拿大與墨西哥等等貿易夥伴，爆量增長雙邊貿易商品服務，其中超過半數雙邊貿易成長源自特別高的碳排放成本。二十世紀九○年代以來，加拿大政府正視空氣汙染的碳排放環保問題，透過特別提高的新空氣品質標準，間接導致出口貿易營收銳減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然而，目前世界各國政府並不深刻瞭解，國際貿易自由化是否促使空氣汙染的特定碳排放企業，將其商品量產的全球供應鏈轉移至空氣品質標準特別低的國家地區。
最近數年，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當中，各國貿易部長，已經啟動審理區域環境保護的新流程，未來貿易談判將會正式綜合考量亞太區域貿易活動，對於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空氣污染等等的長遠影響。同時，許多先進富裕國家試圖針對氣候變遷、多邊貿易、永續發展等等的重要政策議題，順勢達成多邊貿易協定。實際上，這種協定限制縮減世界各國的化石燃料補貼，根據生態友好的多邊貿易指導方針，豁免取消影響環境的商品關稅。這方面，長年領先的歐盟持續運作符合自由市場機制的碳排放交易系統〔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倘若特定的跨國企業試圖排放二氧化碳、甲烷、其它碳排放的溫室氣體，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規定這些企業應當付費購買碳排放許可證，此外，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保護某些碳排放密集的傳統產業〔例如農業與重工業等等〕，避免遭受過度激烈的外國競爭。歐盟計畫推出碳邊境調整機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順勢將其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逐步擴大至外國進口廠商。現行制度當下，特別高的碳排放價格極可能轉化成為稍微偏低的成本費用，因此，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積極鼓勵外國政府引入同等的碳排放價格。這種綠能轉型過程當中，美國、英國、加拿大等等的世界各國考慮採用類似的碳排放價格途徑，希望順利達成二○五○年淨零碳排放的長期目標。
西方政府可能無法及時解決氣候變遷災害的經濟風險，雖然過去三十多年，全世界各國透過正當外交手段積極提倡全球政府共同因應氣候變遷問題，國際貿易體系當中，橫跨國家地區的氣候風險管理方面仍然難以獲得顯著進展。當前地球大氣層當中，二氧化碳、甲烷、其它碳排放溫室氣體的含量持續創下歷史新高，現今全世界碳排放軌跡致使全球各國很難將其未來數十年的世界平均氣溫升高程度，適度控制於攝氏兩度以內。聯合國跨國政府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近年表示，二○三○年以前，全世界各國應該都有至少五成的公平機率，順利達成這項氣候目標。根據巴黎氣候協議，近年極端天氣造成的經濟災害，特別凸顯全球各國政府氣候風險管理措施的重要性與急迫性。目前針對綠能轉型的長期氣候變遷風險管理政策，包含美國拜登執政的通膨降低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還有歐元區再生能源發電計畫〔RE-Power-E.U.〕，盡力整合運用未來五年以上的國際氣候變遷管理資源。全世界許多先進國家當中，上市企業都必需強制定期揭露碳排放軌跡，這種強制揭露完全符合近年巴黎氣候協議當中的長遠淨零目標。
國際貿易新秩序當中，跨境成本差異自然成為比較利益法則的正當形式，許多西方政府將其自由貿易的相關法律規範措施，當作實踐非經濟目標的新途徑。除了自由貿易本身以外，這些非經濟目標還包括國家安全、環境保護、勞工協調、科技發展、技術創新、菁英與民眾之間的社會衝突調解。自由開放的全球市場不僅提供自由貿易與經濟成長的美好果實，這些開放市場還會採用更高標準的環境保護、社會和諧、企業治理等等實務解決方案。
儘管戰後世界擁護更加自由的國際貿易，長年來全球貿易自由化的民意支持與國際認同，好像座落於相當脆弱的政治基礎上面。因此，我們解析探討近年各國政府經常透過國際貿易新秩序，積極實現非經濟政策目標，這些非經濟目標還包括國家安全、環境保護、勞工協調、科技發展、技術創新、菁英與民眾之間的社會衝突調解。開放市場受惠源自自由貿易與經濟整合，這些開放市場極可能效法覺醒資本主義的普遍標準與最佳實踐，這種新型世界貿易秩序當中，全球經貿發展的多邊監理規則，通常順勢反映政治權益與主流民意的複雜互動。
＊作者現任香港北林國際精密企業集團董事長，曾任美國加州舊金山美國銀行投資組合解析事業群副總裁，《動態資產演算系統與金融科技社群網絡平台》美國專利發明人，並具備美國加州柏克萊商學院金融工程碩士、紐西蘭懷卡托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與學士、台大財經博士等等的相關研究經歷。本文原為作者針對國際金融經濟，定期撰寫的商管投資英文解析報告，經由人工智慧深度學習翻譯器的中英對照編纂翻譯，作者將其專文修飾潤澤，中英翻譯力求「信雅達」三難原則，忠於原著，通順簡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