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家內部除了缺少個人的隱私空間外，其提供的休閒娛樂設施、活動以及各種醫療設備與服務，往往立基於一種外來的「照顧」與「服務」的思維在運作，而工作人員對榮民採取「管理式」的照顧方式，也讓「家」本該具有的私生活與情愛發展的可能在榮家中不被允許而全面禁絕。記得有一回，當我在寢室外正等待同意接受我訪問的梁伯伯步出寢室時，突然間，從遙遠的另一方傳來嚴厲的質疑：「你是誰？在這裡幹什麼？」我瞧見一位女性朝我這個方向吼著。正當我力持鎮靜之際，她隨即走到面前，詢問我的身分，我愣愣地回說自己是學生，在做研究云云， 她仍是一副不肯放過我的高姿態直說：「妳有跟人報備過才進來嗎？」我小心翼翼地說有，她依舊高八度音說著：「妳有沒有想過這是榮民的『家』耶！如果沒有先報備過，就進來打擾他們， ⋯⋯如果妳們家有陌生人進來，難道妳不會先詢問他的身分嗎？」一連串的質疑讓人心煩，我一再聲明自己已經向行政單位報備過了，為了取信我還特別抬出主任的名號，最後從背包拿出學生證給她端詳，這才讓她相信而不再繼續追究下去。
去性化的老男人？！
回想我與林伯伯認識以來，相較於其他榮民的冷淡，林伯伯是少數對我態度較為熱情而和善的，這也是初次進入榮家，無助而急欲攀附關係的我，會與林伯伯互動極為頻繁的最大原因。尤其在上了一整學年的「研究方法」，課程中特別強調的研究倫理議題，諸如遵守誠信原則，不危害研究參與者的身心狀況等。當我真正進入榮家，面對各方均屬弱勢的榮民時，我變得有些無所適從，深怕粗心大意的自己一不小心就會違背研究倫理，傷害他們的自尊與感受，也使我在田野中產生極大的壓力與困惑。由於一開始即自覺在教育、階級、年齡上較榮民顯得極端優勢，致使我在田野中對性別議題變得盲目，加上把受訪者過度「弱勢」地看待，造成我與林伯伯之間往來關係界線模糊不明，倘若我一開始即能有意識地自覺到田野中的性別意涵，或許如今雙方關係也就不至於疏遠。
順著這樣的思路走，我自以為已弄清了彼此關係質變的真正癥結所在。然而在一次與朋友的閒談中，方才驚覺從進入榮家一開始，一個思考上的盲點與迷思即誤導了我對林伯伯乃至其他榮民的認知—老男人是沒有情慾需求的？！
是的，打從我進入榮家前，即抱持著與榮家同樣的方式在看待他們，前者是主流刻板印象，後者則是明顯而直接的介入與干涉，於是這群自幼即被外力切離了與原生家庭的聯繫，在戰亂動盪期間，剝奪了個人親密關係需求的榮民，於今不管在外界還是榮家工作人員的眼中，個個成了去情慾化的客體，他們沒有也不需要這方面的需求，倘若跨越了這條社會約定俗成的界線，則成了人人嘲弄與喊打的「老不修」。這種將老男人去性化的觀感， _就像戴著有色眼鏡，以先入為主的偏見看待他們，進而在背後不斷形塑一套他們應有的行為模式以及與他們互動的基準：無情慾滲透、親如長輩的倫常關係。這種漠視老人情與慾需求的無知態度，正是導致我始終拿捏不準雙方關係的界線，從而產生過與不及的現象，並使我後來不斷陷入反思與檢視自我的苦悶中：沒想到一面在批判榮家的同時，竟發覺自己也是那個落入刻板印象陷阱的人。
＊本文選自《國與家─戰火陰影的外省人》（張茂桂編，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