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身榮民的非家之「家」─花蓮榮家的田野故事：《國與家》選摘

單身與國家

兩三天後的一個午後，依約前往榮家拜訪，林伯伯笑臉盈盈地歡迎我。與林伯伯閒聊過程中，發現記憶的閘門一旦打開，往昔情景就像洩閘的洪水奔湧而出：「我出來當兵的時候，口袋一毛錢都沒有啊，沒有錢啦，我家裡窮啦！⋯⋯我姊姊很難過呀， 『怎麼當兵都不同我們講一下，他怎麼樣去當兵呀！』」、「那時候在馬祖島怎麼辦呢？也是住那個泥巴洞呀，後來找到房子， 就叫我們到那個老百姓家裡住，我們就住樓下，人家就住上面⋯⋯」。不厭其煩並時有重複地告訴我大半生生命故事的林伯伯，往往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專心聆聽並時而做筆記的我，似乎慢慢能習慣林伯伯的口音了。接近傍晚時分，林伯伯提議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外面吃飯，我立即爽快答應。在榮家附近的一家麵館坐定、等餐點上桌時，林伯伯突然話鋒一轉，略顯激動地提到自己過去坐計程車到市區看病或購物，曾有連續被騙錢的經驗， 那位女司機每每載他時，常常會藉故車子沒油、故障，身邊又沒帶錢，大敲竹槓，幾次下來，令林伯伯為之氣結，並拒絕再坐她的車了！「我們榮家以前都會辦晚會、摸彩活動，我都把抽中的電鍋等禮品送她呢，沒想到她竟然這樣對我！」口氣憤慨的林伯伯，臉上難掩失落。

接觸榮家後的一段時間，相較於其他榮民的旁觀與漠然，林伯伯的友善，使得我們的互動頻繁，而林伯伯於言談中也慢慢開始向我傾訴自己的感情世界。「那個時間在XX 住了11 個多月，後來有人聽到了這個消息，就告訴其他人說某某某要回台灣了，那個女孩子一聽到就抱住我啦，『我要跟你回台灣！我要跟你回台灣！』」林伯伯隨軍隊從中國撤退於外島時，曾與島上的年輕女孩有過感情，按當時兵役法規定，士兵在服役期間因任務關係不准結婚，那時禁婚條例雖還未發布實施，但禁婚令在軍中已是不成文的規定，伯伯因長官的阻止，再加上軍隊不時調動，只好忍痛割捨掉一段感情的萌生。「我同你講我運氣不好啦，如果我不信那個長官的話，我就在 XX，老婆也有，兒子也有了，為什麼？因為那個 XX 姑娘要同我結婚，上面不准嘛！」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林伯伯引介所訪談的其他榮民身上。除了大同小異、顛沛流離的軍旅生涯外，兵役法、禁婚令與身分證取得的管制等等政策，致使即便有心想要成家的榮民，也在重重國家父權式保護的法令中，喪失了融入台灣社會與認識異性的可能，再加上貧窮的結構成因，往往令榮民對婚姻生活感到卻步。「以前當然早就想要結婚，但是沒有這個機會呀，沒有人介紹，你結婚最少也要有房子呀，你沒有房子你怎麼結婚！對不對！租房子哪租得來，租不起呀！」 （相關報導： 風評：陳宗彥八次性招待彈劾不了─連蒼蠅都打不得的監察院 ｜ 更多文章 ）

縱使當時軍中婚姻法規及退輔制度的實施，幾乎決定性地影響了他們往後情感生活的可能發展與模式，並在軍人與一般民眾之間形成藩籬，延緩老兵「台灣化」的契機；然而榮民往後孤老一生的結果，除了政府的法令影響外，國家在鼓吹某種足以打動人心的神話氛圍，讓他們沉浸在一種「回家」隨時可及的想像中，更是發揮了極大效果，「那時想反攻大陸呀，想回家鄉嘛！」、「那時候哪有想到結婚，沒想呀，那時候想回家，還年輕！誰想結婚呀！」於是就這麼年過一年，成立家庭的念頭也在種種不利的現實環境中，只得拋諸腦後了。

榮家的榮民多半都是終其一生的光棍者居多，但仍有少數榮民曾結婚，卻因年齡差距（老少）、族群差異（漢原）、經濟、相處問題，最終導向了關係的疏離（離婚、妻亡、兒女不肖），而陸續於中晚年搬到榮家居住。與林伯伯住同房的謝伯伯，聲音宏亮、個性海派的他在幾次的訪談閒聊後，也不避諱地提到如何在參與闢建中橫工程時認識了小他 20 多歲的原住民籍前妻，又是如何在小孩一個個出生後，家境的困乏導致了兩人仳離。至於在中國同樣沒結婚的蔡伯伯，在台因國家政策及結構使然，直到五十多歲的時候才想找個人作伴，經由他人介紹認識了原本是寡婦、客家身分的同齡女性，卻在婚後才發現對方嗜酒成性，而決定分手離婚，「結婚之後才知道她是酒鬼，那時候不知道嘛，划不來嘛，我不喝酒，她喝酒，沒辦法就不要了！」等到對方搬離東部後，蔡伯伯也就很少再跟她連絡了。而早年在台北做生意的葉伯伯，經由他人介紹結識了另一半，對方是來自花蓮的原住民，兩人結婚後生了兩男兩女。後來老婆在一、二十年前過世後，因兒女不肖，葉伯伯早已切斷了與他們的聯繫，「小孩斷絕。老婆死掉之後，小孩不好⋯⋯都在XX，不來往了。」

透過訪談內容，我深刻感受到這些曾在台灣成立家庭的榮民，由於高齡、低階弱勢的社會處境，如何讓他們在婚配市場上更形不利，往往容易與同樣低階、邊緣或較為年輕的弱勢族群女性相結合。當雙方在族群文化、生活習慣、年齡差距，乃至經濟因素等背景下結婚時，這樣一個有待磨合的相處過程，逐漸在婚後產生大小不一的衝突。於是這些原本有可能在台深入紮根，建立家庭的榮民，卻在婚姻夢碎後，重拾了單身的身分與獨居的狀態。

榮民與榮家

初進榮家寢室找林伯伯時，當我看到一個應最為代表個人隱私的生活領域—寢室，卻是一個個沒有房門（後來才有門簾）的隔間：一邊是頂部中空的木板隔牆，另一邊則是之前才加裝的塑膠拉門，完全缺乏隱私與隔音設備的簡陋設計，使我懷著無比詫異的困惑：對他們每日的生活起居乃至與其他榮民的互動產生了許多的疑問（除了最初進入榮家觀察到的一般安養堂外，養護堂房舍則完全沒有房門與隔間，而是擺著一張張的病床，完全醫療院所式的簡略設備）。我們都知道家的形成與維繫之道乃在於一個與外界區隔後自成一塊的生活領域，在這塊私領域的生活中，因愛與性而建立起親密關係，以及隨之衍生的後代子嗣，才能成就一個「家」。然而觀察榮家內部隱私空間與個人設備的欠缺，使得許多榮民往往因為互動的範圍重疊、距離太近，致使彼此深刻感受到對方對自己隱私空間的擠壓，而這種擠壓也就使人隨時帶有受到侵犯的不安全感，從而產生本能的緊張和戒備心理。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榮民明白表示不愛團體生活，卻因在外獨居生活不便，才無奈選擇性地搬到榮家居住。 （相關報導： 風評：陳宗彥八次性招待彈劾不了─連蒼蠅都打不得的監察院 ｜ 更多文章 ）

榮家內部除了缺少個人的隱私空間外，其提供的休閒娛樂設施、活動以及各種醫療設備與服務，往往立基於一種外來的「照顧」與「服務」的思維在運作，而工作人員對榮民採取「管理式」的照顧方式，也讓「家」本該具有的私生活與情愛發展的可能在榮家中不被允許而全面禁絕。記得有一回，當我在寢室外正等待同意接受我訪問的梁伯伯步出寢室時，突然間，從遙遠的另一方傳來嚴厲的質疑：「你是誰？在這裡幹什麼？」我瞧見一位女性朝我這個方向吼著。正當我力持鎮靜之際，她隨即走到面前，詢問我的身分，我愣愣地回說自己是學生，在做研究云云， 她仍是一副不肯放過我的高姿態直說：「妳有跟人報備過才進來嗎？」我小心翼翼地說有，她依舊高八度音說著：「妳有沒有想過這是榮民的『家』耶！如果沒有先報備過，就進來打擾他們， ⋯⋯如果妳們家有陌生人進來，難道妳不會先詢問他的身分嗎？」一連串的質疑讓人心煩，我一再聲明自己已經向行政單位報備過了，為了取信我還特別抬出主任的名號，最後從背包拿出學生證給她端詳，這才讓她相信而不再繼續追究下去。

去性化的老男人？！

回想我與林伯伯認識以來，相較於其他榮民的冷淡，林伯伯是少數對我態度較為熱情而和善的，這也是初次進入榮家，無助而急欲攀附關係的我，會與林伯伯互動極為頻繁的最大原因。尤其在上了一整學年的「研究方法」，課程中特別強調的研究倫理議題，諸如遵守誠信原則，不危害研究參與者的身心狀況等。當我真正進入榮家，面對各方均屬弱勢的榮民時，我變得有些無所適從，深怕粗心大意的自己一不小心就會違背研究倫理，傷害他們的自尊與感受，也使我在田野中產生極大的壓力與困惑。由於一開始即自覺在教育、階級、年齡上較榮民顯得極端優勢，致使我在田野中對性別議題變得盲目，加上把受訪者過度「弱勢」地看待，造成我與林伯伯之間往來關係界線模糊不明，倘若我一開始即能有意識地自覺到田野中的性別意涵，或許如今雙方關係也就不至於疏遠。

順著這樣的思路走，我自以為已弄清了彼此關係質變的真正癥結所在。然而在一次與朋友的閒談中，方才驚覺從進入榮家一開始，一個思考上的盲點與迷思即誤導了我對林伯伯乃至其他榮民的認知—老男人是沒有情慾需求的？！

是的，打從我進入榮家前，即抱持著與榮家同樣的方式在看待他們，前者是主流刻板印象，後者則是明顯而直接的介入與干涉，於是這群自幼即被外力切離了與原生家庭的聯繫，在戰亂動盪期間，剝奪了個人親密關係需求的榮民，於今不管在外界還是榮家工作人員的眼中，個個成了去情慾化的客體，他們沒有也不需要這方面的需求，倘若跨越了這條社會約定俗成的界線，則成了人人嘲弄與喊打的「老不修」。這種將老男人去性化的觀感， _就像戴著有色眼鏡，以先入為主的偏見看待他們，進而在背後不斷形塑一套他們應有的行為模式以及與他們互動的基準：無情慾滲透、親如長輩的倫常關係。這種漠視老人情與慾需求的無知態度，正是導致我始終拿捏不準雙方關係的界線，從而產生過與不及的現象，並使我後來不斷陷入反思與檢視自我的苦悶中：沒想到一面在批判榮家的同時，竟發覺自己也是那個落入刻板印象陷阱的人。  （相關報導： 風評：陳宗彥八次性招待彈劾不了─連蒼蠅都打不得的監察院 ｜ 更多文章 ）

＊本文選自《國與家─戰火陰影的外省人》（張茂桂編，允晨出版）